今天,我更愿把鲁迅先生之“北大是常为新的”,以警语视之
(一)
轰轰烈烈的北大110周年校庆刚刚过去,作为一个媒体人,又刚好做了一个篇幅长达16个版的北大110周年特刊,对于北大,似乎应该不再有什么话可讲。可偏偏不是这样,北大110周年的历程,与中国同一时期的历史息息相关,光要说清楚这个话题,就是一个长篇。不过,这是题外话。但恰恰也是这个原因,让北大格外惹人注意。
不说别的,单就北大的传统这一点,就要颇费周章:和北大历史年头相近的几个学校,清华也好,复旦也好,浙大也好,传统都很好说,不好说的,只有北大。为什么如此,或许和北大特别珍重自己的历史有关。没有哪个学校像北大这样热衷于纪念自己:自蔡元培掌校之后,北大几乎是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既然有如此多的纪念,关于传统有多种阐释也就不足为怪。
甚至不是整年数的时候,北大也会时不时纪念一下。比如1925年,北大学生会为纪念校庆27周年,就曾向鲁迅紧急约稿。为此,鲁迅写下了《我观北大》一文。在文章中,鲁迅提出了一句至今仍常常被人征引的话: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横眉冷对”的鲁迅,对于北大的感情并不强烈:在北大,鲁迅只是“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所以被有的教授指责“不配与闻校事”。以鲁迅的性格,会对在北大的经历感到舒服吗?
鲁迅之所以表现出对北大一片温情脉脉,一来约稿者是学生,对于青年,鲁迅一向是爱护的。所以这一片温情,与其说送给北大,不如说送给北大的学生;二来,迅翁心中也明白,纪念刊上的文字,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揭人家的伤疤,而越是精彩的好话,则越有可能被后人征引。或谓此为诛心之论,无凭无据,则不妨看看四年之后刘半农在《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说的话。刘半农当年为《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撰稿,提及纪念文章之难写,称不外“说老话”与“说好话”两种做法。这一点,刘半农清楚,鲁迅也清楚。
如果说证据还不充分,不妨再来看同一个鲁迅,关于同一个话题的不同叙述:1933年,鲁迅给台静农写信时说到北大:“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讲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进’,则较切矣。”很难说三十年代的北大与二十年代的北大有如此的“天壤之别”。1933年,北大的校长是蒋梦麟先生,这位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和胡适师出同门,且是教育科班出身,对于北大的贡献着实不小。北大在他的治下,也未曾“堕落”。不过,1933年,鲁迅已经离开北大,又是私人通信,且又针对具体的人和事,为求痛快淋漓,则偏颇之处难免。
(二)
不过,抛开鲁迅说话的具体语境和时代背景,在众多对北大传统的阐释中,还是迅翁的说辞最准确,也最得我心。时贤总结北大传统,一厢情愿,各执一词。比如教育学者总愿意把北大的传统说成“兼容并包”,而政治学者则愿意把北大传统总结为“自由主义”,官方和北大校方则愿意把北大传统定格于“爱国主义”……
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样的总结,也总让我想起一个众人皆知的典故:盲人摸象。都以为自己说到了北大传统的核心,其实只是说到了一个方面,只有迅翁的“常为新”一语,没有具体指向,反倒最贴切。
从北大历史来看,北大也确实做到了“常为新”:北大的校史从1898年算起,不攀附太学传统,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也都排除在外,直接选定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自己历史的开端,其实暗含了北大的自我定位: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北大一开始,就要“为新”。
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大学招收女生……一直到“一二?九”运动,再到后来的反饥饿、反内战,无不与北大息息相关,北大确实“常为新”。
北大还有另外“常为新”的一面,不大为人提起。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常被人们提及的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先生。不过,人们说起马先生往往与他因“人口论”冒犯龙颜有关。我对于马先生的骨气也尊崇有加。但人们很少提起的是,在马先生冒犯龙颜前,曾经引发过思想改造运动。担任校长不久,针对解放初期师生员工的实际情况,为倡导师生学习政治、改造思想,马寅初首先在北大教师中发起了一个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并邀请周恩来为北大教育学习会作第一次报告。后来,全国范围内兴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以此为发端。
1966年,文革在北大校园内打响了第一枪。出自聂元梓手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不仅使聂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也拉开了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一段岁月,人们提起来都会用到“不堪回首”。“不堪”是真,“回首”也很必要。北大一直领风气之先,正视历史,更能显现北大的荣光。
北大还有“为新”和不敢“为新”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能有哪个出自民间的口号比得上“小平您好”?这一世界著名的口号,已成为人们对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情感怀念。其发源地就是北京大学。当北大学生们打出“小平您好”标语的那一刻,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陈佳洱正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他的第一反应是“北大学生是不是闯祸啦?!”因为“原来规定不能随便带东西的。同学带了这个标语了,学校可要挨批评了”。“ 吓一跳”的陈佳洱“看看小平同志”,结果邓小平没有生气,并且带头鼓掌,陈校长才“高兴”起来。
不是非要揭短,虽然无缘在北大读书,也无缘在北大执教,但是热爱蔡元培时期的北大,热爱蒋梦麟掌校的北大,热爱胡适治下的北大,也热爱当下的北大,才希望北大正视历史。惟如此,才能显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胸襟和坦荡。可是现在,我再跟很多毕业于北大的朋友谈起这些,面对的多是一脸茫然。
就在鲁迅在私人通信中指责北大“堕落”的1933年,刘半农在为《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撰写纪念文章时,就是从鲁迅给北大设计的校徽谈起的,刘半农说:
我以为这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指示我们应取的态度,应走的路。我们唯有在愁眉苦脸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脸中咬紧了牙齿苦干着,在愁眉苦脸中用沉着刚毅的精神挣扎着,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而鲁迅在写《我观北大》时,在文章结尾也作了预先声明,称明年若再出纪念刊,则难以从命。之后,鲁迅确实也没有公开评论北大的文章,我想原因大概不仅仅是“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综上所述:在今天,我更愿把迅翁“北大是常为新的”之语,以警语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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