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

(刊于《成都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成都，一座因为历史悠久和文化积淀雄厚而知名于世的城市。然而，“成都”这个名称究竟是因何而来的？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名称的？古今学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

一、关于“成都”得名的诸见解

关于“成都”名称的由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宋人乐史，他在《太平寰宇记》卷七二说：“《史记》曰：‘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郡名”条也认为“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这种说法是古籍中仅有对“成都”二字由来原因的解释，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活跃，对“成都”得名的原因，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观念的见解。

任乃强先生在《成都》一文中认为：“望帝杜宇新营过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因为杜宇“认为建国功成，可垂久远，这个都城可以一成不变了，所以命名为成都”。［1］

李金彝、王家祐先生《成都考》根据《山海经》有“成都载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记载，认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国名，“都”字在藏语中指两条河的交汇处。［2］按照他们的解释，“成都”的含义就是成侯居住的（两河交汇的）地方。

温少峰先生在《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则认为“成都”二字“不过是用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这两个音的一种对译罢了”，“成都之成是蜀人族称，其义为高原人”，“都”表示“地方”、“地域”。由此得出结论：“‘成都’的蜀语含义是成族人的地方，换言之，即蜀族人的地方。”［3］

徐中舒先生在《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一文中认为，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成都”之名是从“成亭”、“成市”逐渐成长起来的。［4］

刘冠群先生在《“蜀”与“三都”得名管见》认为：“成都”二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相当于现代汉语的“du du”，蜀族的“蜀”字古代也读“du”音，蜀语“成都”二字的读音就是“蜀都”。“‘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就是蜀国 ‘终了的都邑’，或者说‘最后的都邑’”。［5］

西禾先生在《蜀族演进与成都聚落的形成》一文中提出成都古代的居住形式是一种称作“笼”的巢居，成都的“成”字就是重叠的“笼”，“都”字本意是水泽汇聚之地，古成都地势低洼，池沼密布，故称为“都”。［6］

沈仲常、黄家祥先生在《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的得名》通过对考古材料的分析，推测“‘成都，一名，在周秦以前不存在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也发生过变更，它是在秦汉之际出现，并在秦以后才普遍流行起来的。”至于“成都”二字的含义，沈、黄二先生说：“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秦汉之际人们遂将开明氏建都这个地方称之为“成都”了。［7］

孙华先生《成都得名考》认为，蜀开明氏就是崇庸氏、庸成氏，因此，成都的“成”字，其含义应当与蜀开明氏的旧称“崇庸”或“庸成”相同，本意为“垣墉城郭”，后来抽象作族名或国名。“成都”二字的含义“就是成人聚居之地，也就是开明氏（即崇庸氏、庸成氏）聚居的地方，……也可进而解释作开明氏（即崇庸氏、庸成氏）蜀国的都城”。［8］

钱玉趾先生在《青川战国墓出土漆器文字符号考辨——古蜀文字“成都”的发现与试析》中根据出图漆器底部有“成亭”二字，推断漆器上的其他字符为巴蜀文字“成都”。［9］即是说，“成都”之名是早在古蜀国时期就有了的。

徐学初在《“成都”释名——天堂·圣山·乐园》一文中通过对《山海经》等古史文献的研究，认为“成都”得名源于“成山之顶的上帝下都”，即天庭、天堂。成山下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都广之野”为和谐欢乐的人间乐园。“成都”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即“天堂·圣山·乐园”，开明氏五世迁都，为标榜蜀国上应天命，借用天堂之名作为新都城之名。［10］

关于“成都”得名诸见解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之前，“成都”本不是成都这个城市名称的“发明”，远在有成都这个城市之前，就存在“成都”这两个字或者说这个词了。可是，“成都”得名诸见解中的许多认识是存在问题的。

二、对“成都”得名诸见解的思考

    《太平寰宇记》说“成都”得名是因为《史记》记载周太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故；《方舆胜览》也说“成都”得名是因为《史记》。但是，《史记·周本记》中有“踰梁山，止于岐下”这几个字，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讲到舜帝时，才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问题是，在西汉的司马迁撰就《史记》之前，早就有成都了啊！

《山海经》是我国重要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但是，对于它的内容性质和成书年代，古今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如司马迁直言其内容“余不敢言也”；［11］后世学者多认为《山海经》成书于战国秦汉，是巫觋之书和方士之书，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神话与传说》篇中就指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作为“巫书”，还是中原地区“巫书”的《山海经》，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是有限的，它会影响“成都”的得名？还是“人间乐园”的美名？

至于任乃强先生在《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中说：“最先出现在《战国秦策》。原文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后世因为蜀国都城就叫成都，便分别把苏秦所说这个‘沃野千里’定为蜀国之地，而把‘成都’二字定死为蜀国都城的专称了。”［12］不是笔者孤陋寡闻，或者是版本不同，就是当时年已九十高龄的任老先生记错了。《战国策》卷三“秦策一”有《苏秦始将连横》：“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之，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其中并无“西控成都”之句。

《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在《华阳国志·蜀志》里更记载得详细些，它说：“开明位号曰丛帝，……九世有开明帝……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可是，这些都是秦汉以后的文字，作者很可能是用后起的地名去追记古蜀国的史迹啊！

李金彝、王家祐、温少峰、孙华诸先生看法相似，都是将“成”视为族名，但这个“成族”与老早的蚕丛氏、后来的开明氏究竟有什么关系，略嫌证据不足。

钱玉趾先生虽然推断出土漆器上的字符为巴蜀文字“成都”，但他自己也说：“青川战国墓出土漆奁上的古蜀文字是不是‘成都’的名称，本文只是初次试析，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而且，青川战国墓出土漆器的制作时间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是在秦征服古蜀国之后，认为漆器上的字符是巴蜀文字的理由也不充分。

其实，若说远在有“成都”这个城市之前就存在“成都”这两个字，那么，除“成都”得名诸见解中已有阐述、引用的外，尚有：《庄子·杂篇·徐无鬼》：“舜有羶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尸子·卷下》和《吕氏春秋·贵因》皆有：“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它们该不该也是“成都”得名的依据呢？

综观“成都”得名的诸见解，总觉得比较牵强，体现得更多的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试想，陕西的周太王怎么建都邑，和远在“西夷”的“成都”得名有什么关系？提出这一见解的乐史，无非是按照封建大一统的中原观念，将当时还未纳入大一统体系的西南夷生硬地套进去而已。杜宇之前，蜀地早已建国称王，哪个民族、国家建立不是成功，不指望永存呢；以中原耳朵为主体，西蜀口音为客体，是本末倒置啊。

之所以说“成都”得名的诸见解比较牵强，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见解所使用的资料都不是很可靠，或是言及之事与“成都”无关，或是后人对前人的推测分析，还有就是想当然的猜测。古蜀国的历史和文化当然很久远，但是，因为某种缘故，它的确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后来的文化湮没了啊！难道除了在地下留下三星堆、金沙等遗址外，还在地上独留下“成都”这个名称？

其实，关于“成都”的得名，可靠的资料并不是没有，例如：《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华阳国志·蜀志》：“赧王五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丈。”更重要的资料是在出土文物中：1985年，在四川雅安的荥经县古城村发现战国晚期船棺葬，一号墓内出土了一件铜矛，其蛟部錾刻有“成都”二字铭文，被称为“成都矛”。1987年在青川县沙洲云盘乡征集到一战国铜戈，上有“九年相邦吕不韦造……成都”铭文，被称为“吕不韦戟”。这两件文物都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分别珍藏在雅安市博物馆和青川县文物管理所。另外，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中亦有关于“成都”的记载：“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这足以说明：“成都”一名至迟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出现了。

我不大明白的是，关于“成都”得名的上述可靠资料，在关于“成都”得名的研究和讨论中，却很少有人使用。我猜测其原因是：这些资料的文字都是秦国文字，都是战国晚期的，都是秦征服古蜀国后的资料，若使用这些资料，就不能证明“成都”得名远在秦征服前的古蜀。

三、我对“成都”得名的看法

我认为，“成都”得名不是在秦灭蜀之前而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军事上和征服者的心理上。

《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蜀平。”即是说，在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秦军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古蜀国。秦对蜀国的统治分为两步：首先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收服民心，所以三封蜀侯，而蜀侯又三反；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大量移秦民入蜀，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并在巴蜀地区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成都”这个名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秦征服古蜀国后才有“成都县”和“成都城”

征服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必然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这就需要城垣了，所以秦统治者征服古蜀国后，不仅新设立了成都县，还开始了新建城市。

在过去古蜀国所居的川西平原上有没有城市？1995年以来，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成都平原发现和确认了六座琅落遗址，它们分别是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祟州双河古城(下芒城)和萦竹古城遗址。很明显，这些史前时期的所谓“古城”，充其量是比较大的聚落而不是城市。古蜀国虽然曾经“移治郫邑，或治瞿上”，［13］但很可能也没有城市，因为当时的川西平原并不适合建城垣。

众所周知，四川盆地在远古的时代是内陆湖，后来因地壳运动和四面高山冲积使湖盆抬升而逐渐形成；川西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冲击而成的扇形平原。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后详），故郫本在九陇。”［14］

《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引《蜀王本纪》说：“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都在赤里街。”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秦在古蜀地置成都县并令“（张）仪与（张）若城成都”，按秦首都咸阳建制修筑成都城墙，“周迴十二里，高七丈”。任乃强先生说：其城也不过“纵横径三里，仅当今城（明代修建的‘九里三分’城，引者注）面积九分之一而已。然在周秦间，已为大城，可比咸阳矣。”［15］成都据此也成为中国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最长时间城址不变的城市。

成都又名“龟城”，其来源是张仪修成都城时很不容易，因为当地低洼潮湿，土质松软，需要取土填埋，故而屡筑屡颓，花了不少时间。后来应地形而宜，立基础于高亢之处。结果不得已而为之，造成了成都城不仅分为大小城，而且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一个乌龟，故而成都古代还被称为“龟城”。在古代，神龟是吉祥灵异之宝物，人们便杜撰了神龟示迹的传说。《搜神记》、《太平寰宇记》中就有此记载。这间接证明，在此之前，是不可能有“成都”的。

在《华阳国志·蜀志》说“仪与若城成都”时，有“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句。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秦赤里街当在秦城之北，……蜀王世，成都平原之冲积土部分犹洳湿，故营邑皆在赤土浅丘上，郫、新都、广都、成都皆然。”［16］

这样看来，公元前311年后才有成都县，而成都城的出现又在“（张）仪与（张）若城成都”之后，在此之前的古蜀国，并无“成都”和“成都城”，又怎么会有“成都”这个名称呢？

2、新建城市得名“成都”来自征服者，与军事有关

古蜀国的历史和文化很悠久也很发达，三星堆、金沙遗址将古蜀文明超绝尘寰的瑰丽光芒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样发达的文化是不可能没有文字的！可是，为什么历史上没有古蜀国的这类记载呢？而出生于古蜀文明腹心地带的西汉大学者扬雄，竟然在《蜀王本纪》中下了这样的断言：“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17］“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原因就是曾经发达的古蜀文化在当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啊！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若干措施统一思想，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文字。其实，秦始皇的这个措施不是他的“发明”也不是他在统一六国后才采取的。秦在商鞅用法家思想变法后，就大力统一思想，奖励耕战，在国力大增后遂开始了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和建立大一统国家的行动，而蜀和巴就是其首先征服的国家。包括统一文字在内的统一思想行动也首先在巴蜀地区展开，古蜀文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湮灭的。

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灭亡了蜀文化和蜀文字，又怎么可能让带有若干古蜀文化因素的“成”字作为他们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的名称呢？所以，作为征服者的秦国为他们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取名“成都”，这个名称就一定没有古蜀文化的因素而只有秦文化的因素。

“成都”这个名称的“都”字很好理解，就是大的邑，即城市，而“成”字则是这个名称的关键，它体现的是秦文化也就是后来的中原文化，是征服者的心理认识和心理满足。

“成”字的含义较多，权威的《辞源》对此有详细的解释。其中有“平服、平定”之义，如：《春秋·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注：“成，平也。”还有“并”之义，如：《仪礼·既夕礼》：“俎二以成，南上。”

上世纪初，甲骨文发现后，众多专家对其进行了研究。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18]汇集了前人对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一百年来中华甲骨文字研究的里程碑，並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甲骨文字的解译工作开启了一把相当有价值的钥匙。互联网上有一个《象形字典》，［19］对汉字的来源作有令人信服的分析。根据《甲骨文字典》、《象形字典》，并参考多种资料，“成”字的来源和含义是：

成，甲骨文  （戌，大刀，战具）（囗，城邑），戌在城上，表示武力征服。“成”字是由“丁”和“戈”组成的，表示军事的意思很明显。“成”字作为动词的本义，一是：武力征服，称霸一方。例如：《春秋 ? 成公十一年》：“会于稷，以成宋乱。”二是：停战和解，媾和。例如《春秋 ? 隐公六年》：“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三是：调和，调解。例如《周礼 ? 地官 ? 调人》：“凡有斗怒者成之。”四是：结束，实现，达到。例如《说文》：“成，就也。”这样看来，“成都”这个名称的得来就是因为“成”字的军事内涵，它与秦国征服古蜀国的军事战略活动是大有关系的。

3、“成都”之名体现了秦对古蜀的军事战略

有统一天下之志的秦国为什么在它的统一活动中首先用兵古蜀？《华阳国志·蜀志》对此有明确记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类似的记载在《战国策》和《史记》中也有。即是说，秦攻占巴、蜀，是因为其地一是“富饶”，可解决“军用”；二是可“浮大舶船以东向楚”而“得楚”。都是从军事考虑的大战略。

秦国的这一军事战略在占领蜀和巴之后是得到了实现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赧王……七年，封子惲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

说秦国占领蜀和巴的主要目的是从军事战略考虑的，还可以从都江堰的修建得到证明。

在秦占领蜀几十年后的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任命李冰为蜀郡郡守。李冰修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从此，“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因为有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川西平原成为中国最富饶的农业区域，连本为关中平原美誉的“天府”也被移到这里，川西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不能不说这是作为秦国派到蜀地的地方官李冰为蜀地人民所做的一件功德无量之事。

但是，且慢感谢秦国政府和李冰，因为，他们修建都江堰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发展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史记·河渠书》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21］可见，修建都江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行舟”，即运输物质，这当然是因为军事的需要；要在这个目的满足之后的“有余”才是农业灌溉。只是，历史的发展往往给了统治者意想不到的结果：本不主要是为农业灌溉而修建的都江堰，却在它的次要目标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所以，秦征服古蜀以及在征服后所采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主要都是为其军事战略而服务的。那么，他们所建造的作为他们在蜀地统治中心的城市和为这个城市的取名，又怎么可能没有军事的意义在其中呢？要说“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那也应该是秦国的征服者啊！正因为如此，“成都”这个名称在战国后期也就是在秦征服古蜀国后就大量出现并在兵器、竹简上留下了实物证据。

说“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虽然这个结论对蜀人来说是痛苦的，但作为当时的被征服者，确实是只能接受的啊！

 

 

注释：

[1] 任乃强：《成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期。

[2] 李金彝、王家祐：《成都考》，《地名知识》1980年第4期。

[3] 温少峰：《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