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为扬雄洗冤

（刊于《成都大学学报》2013年1期）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郫县)人，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是西汉末至东汉初那个时期学术界的著名领军人物。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而重视儒家的学说。认定“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1]。于语言学，曾著作《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为研究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又续《苍颉篇》编成《训纂篇》。作为当今在汉语词汇中影响极大的现代版《辞海》“扬雄”条，对扬雄在文学、哲学、语言学诸方面的贡献是有客观评价的；但是，它说“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曾作《剧秦美新》以谀莽”却令人难以理解。因为“谀莽”这两个字，基本否定了扬雄的人品。当然，“谀莽”这两个字是有来历的，那是在特殊时期的封建统治者和封建理论家因为统治的需要而强加给扬雄的。在封建主义早已被彻底否定的今天，仍然坚持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不客观，不公正的。笔者有感于此，特撰此文，呼吁为扬雄洗冤。

一、对扬雄的评价在南宋前以褒为主

后世对扬雄的评价以北宋南宋为界，出现截然不同的前褒后贬两种结果。总体上是宋代以前人们对他评价较高，而宋代以后地位急转直下。

《汉书?扬雄传》借西汉时期著名学者桓谭之口评价扬雄“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就是说他将比先秦诸子更伟大。虽然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一盛事，但北宋“开伊洛之先”的“泰山先生”孙复说：“自汉至唐，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瘦妖艳邪侈之辞。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唯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2]在反对今文杂说、黄老余论，捍卫孔子儒学的纯洁性这一点上，说扬雄可与董仲舒、王通、韩愈齐名，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东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王充称赞扬雄有“鸿茂参圣之才”，说：“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非斯共世，云辅同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为并肩以迹相轻，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3]撰写《汉书》的班固说扬雄“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德，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亚与？”[4]说他在理论上深究圣人之困奥，同时又有艺术修养，游戏于文字之间，是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对扬雄都非常推崇。韩愈称赞扬雄是“圣人之徒”；[5]说：“子云、相如，同工异曲”。[6]柳宗元说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7]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他那篇名垂千古的《陋室铭》中，更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简直将扬雄推崇为圣人了。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更推尊扬雄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说：“扬子云真大儒邪。孔子既没，后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荀殆不足，况其余乎？”[8]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第一人，孟子、荀子都无法比拟。《宋史·礼八》载：“扬雄封成都伯”，可见文化地位之高。《宋史·礼八》还记载，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又请追孔子以帝号”。可知扬雄是当时官方认可的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大儒。

二、对扬雄的评价在南宋后以贬为主

在南宋以前，也不是没有人对扬雄有看法。作于隋朝的《颜氏家训·文章》就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按颜之推的论调，好像文人中就没有“好人”了。 　　
　　由于《颜氏家训》流传甚广，所以，唐朝以降，认为扬雄生前是“德败美新”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西汉以降的扬雄的文化地位甚高，赞誉他的言论，要远远多于贬低他的言论。因此，在南宋朝之前，扬雄依然是中国的文化圣人之一，

但是，对扬雄非常推崇的评价在南宋时期却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是攻击他的人的地位非常高，给扬雄致命一击的人是朱熹。

朱熹是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通称为“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而朱熹，更被标榜为孔孟之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他系统解释孔孟之道的《四书集注》成为此后读书人的必修课，科举考试的标准依据，影响极大。

朱熹有一部影响很大的史学巨著，这就是共５９卷的《资治通鉴纲目》。朱熹编这部书的目的，就是通过书的内容，注重严分正闰之际、明辨伦理纲常，并注意褒贬春秋笔法。本书不能算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因为朱熹不过是修订了司马光的正统观，加入了浓厚的道德信念和解释，例如：不承认王莽政权，于三国尊刘备的蜀汉政权为正统。全书以“纲目”为体，纲仿《春秋》，目仿《左传》，朱熹完成纲的部分，他的弟子赵师渊续成目的部分。 

因为南宋时代的特殊原因和封建正统历史观的缘故，朱熹不承认夹在西汉和东汉之间的王莽政权，在扬雄死的那一年，他在《资治通鉴纲目》里用了六个字宣判了扬雄人品的死刑，即“莽大夫扬雄死”。

朱熹说扬雄是“莽大夫”，就是说扬雄是王莽的大夫，而王莽是以外戚篡夺汉朝天下另建新朝的人物。说扬雄是“莽大夫”，按封建主义的正统观，那就把扬雄的人品给否掉了。

朱熹这样说的理由：一是王莽给扬雄升了官，二是扬雄写了篇《剧秦美新》。

南宋以后，尽管也还有诸如《三字经》说：“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对扬雄持肯定的评价，但因为朱熹贬低扬雄，而朱熹的“理学”又崛起成为封建统治思想，扬雄从此便在政治上文化上倒霉了。

《三国演义》有“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先生高举“光复汉室”的大旗与东吴的“投降派们”展开激烈辩论，最终说的东吴群臣哑口无言。在辩论中。通晓古今的孔明先生引用典故可谓信手捏来，他与汝南程德枢就“大儒”与“小儒”问题展开争论时，诸葛先生有一句：“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若夫小人之儒，为务雕虫……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9]这里提到了扬雄，并把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论证“小儒”的可恶。尽管“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段是小说家罗贯中笔下虚构的情节，但也可以看出在南宋之后对扬雄的评价很低，很不客观很不公正了。

编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是明代人，这正是“理学”被定为官方思想的时候，把扬雄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论证“小儒”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王莽给扬雄升的官吗？

朱熹之所以要否定扬雄的理由：一是王莽给扬雄升了官，二是扬雄写了篇歌颂王莽的《剧秦美新》。从表面上看，的确是如此。但是细究下去，却发现历史真相并不是朱熹说的那样。这里先说王莽给扬雄升过官吗？

《汉书·扬雄传》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 ，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王莽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丰子寻、歆子棻复献之。莽诛丰父子，投棻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间请问其故，乃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诏勿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看来，王莽并没有给扬雄升过官，他只是免除了对扬雄的追究和恢复了他的官职。 

扬雄从小勤奋好学，精通《易经》，精通《老子》，善于写赋，那就是文笔非常好。年轻时他非常仰慕屈原，仰慕司马相如。他曾经以司马相如的赋为参照，写了很多辞赋，辞藻非常华丽。这些作品传到了汉朝首都后，就被汉成帝看中了，就招扬雄去京城当了一个官。扬雄在当官时恰巧与王莽是同时，王莽那时也在当官，他们两个曾经同朝为官。

在汉成帝时代，扬雄写了《甘泉》、《河东》、《羽猎》、《长杨》这四篇大赋，希望以赋进谏，但当时黑暗的政治状况岂能凭几篇辞藻华丽的大赋来改变。几次进谏无果，希望用赋来贯彻儒家传统文化的想法无法实现，扬雄对赋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他认为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写文章不应追求辞藻，并对宋玉、屈原、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进行批评甚至否定。

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后扬雄依然在当官，但实际上扬雄并不是个趋炎附势同流合污之人，他是甘于寂寞，不参与朝政，天天在天禄阁读书校书，写书。天禄阁是汉朝藏书的一个地方，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在那里是呆不下去的，因为伴随做学问的人，有的只是寂寞，贫穷和冷板凳。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驾崩，次年王莽居摄，三年后，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王莽以符命篡位，一时间，无聊文人，投机士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扬雄仍然不为所动，故未升迁。后因年老久未转官，才被升了一格——“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大夫仍是一个闲散的位置，无固定职掌。扬雄的工作乃是“校书天禄阁上”，是一个古籍整理工作者。

王莽建立新朝后，必然要清洗政治异己。国师刘歆，大司空甄丰都被牵连，就连他们的儿子们也在清洗范畴中。扬雄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感觉无望而自杀的，因为，他是刘歆之子刘棻的老师，刘棻是重要案犯，按照当时王莽清洗运动中的株连惯例，扬雄就估计这次自己是活不过去了。而按照当时的规矩，凡是自杀者，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就不再追究当事人的罪责了，至少还可以保护住自己的家人。所以，扬雄就采取了投阁自杀的行为。谁知，他当时又没有摔死，王莽知道扬雄就是个读书人，从来不参与政治活动，就宽容了他，还恢复了他的大夫职位。
　　扬雄投阁自杀而摔残以后，就一直病休在家继续他的学问研究了，他的“大夫”，基本上就是个名誉职位了。过去的扬雄不问政事，投阁残疾以后，扬雄就更不过问政事了。当时的扬雄虽然已64岁，但是，由于他是国家治学大家，他当时肯定不能够致仕退休，只能够继续在任。这应该也是王莽之所以恢复扬雄为“大夫”的原因。

所以，扬雄“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并非是王莽给他“升”了官，而是因年老久未转官，才被升了一格，这在官场中是很正常的事情。

四、扬雄为什么写《剧秦美新》?

王莽新朝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扬雄写作了后来颇遭诟病的《剧秦美新》。《剧秦美新》究竟说了些什么？

《剧秦美新》大约分两部分内容。前部分，扬雄纵横古今论述了中国上古仁政和秦朝的残暴无道历史，扬雄在文中谴责了秦始皇时代是“刬灭古文，刮语烧书。弛礼崩乐，涂民耳目”的残暴政治；随后，他再论述了西汉前期的一系列正确的政治作为。后半部分，扬雄则歌颂了王莽新朝的一系列改革作为。

扬雄在《剧秦美新》中说：“逮至大新受命……岂知新室委心积意，储思垂务，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恳恳者，非秦之为与盬。夫不勤勤，则前人不当；不恳恳，则觉德不恺。是以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胤殷周之失业，绍唐虞之绝风，懿律嘉量，金科玉条，神卦灵兆，古文毕发，焕炳照曜，靡不宣臻。式軨轩旂旗以示之，扬和鸾肆夏以节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亲九族淑贤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仪也。钦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台，壮观也。九庙长寿，极孝也。制成六经，洪业也。北怀单于，广德也。若复五爵，度三壤，经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马法，恢崇祗庸烁德懿和之风，广彼搢绅讲习言谏箴诵之涂，振鹭之声充庭，鸿鸾之党渐阶。俾前圣之绪，布濩流衍而不韫韣，郁郁乎焕哉！群公先正，罔不夷仪；奸宄寇贼，罔不振威。绍少典之苗，著黄虞之裔。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炳炳麟麟，岂不懿哉！厥被风濡化者，京师沈潜，甸内匝洽，侯卫厉揭，要荒濯沐，而术前典，巡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禅梁父，斯受命者之典业也。”[10] 

以上这段文辞，就是扬雄的《剧秦美新》文章中著名的“美新”段落。这当然是“符命”文体而且是对王莽及其新朝的尽力颂扬。文化人写颂扬文章历来很普遍，判断是不是“无耻”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客观事实还是故意献媚。

王莽之所以能够代汉建立新朝自立为帝，是因为他实行的许多国策，是有利于老百姓的，而且，王莽自己本人也的确是“克己奉公”和“奉公守法”的。他在自己的亲生儿子杀害了奴婢以后敢于按照国家法律处死自己儿子，这样的人在当时不让人感佩么！一个敢于捐献出自己的绝大部分家产资助国家社会中的贫困老百姓的人，一个自己的家人朴素得如同下人衣食的人，可能不被老百姓歌功颂德么！一个推动了中国有教无类教育和普及学校教育到山野乡村中的人，可能不被文人们赞誉么！一个在当时发动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无偿配给无地贫苦农民土地的人，在当时当然不会获得广大农民的拥护么！同时，王莽由于本身是儒生，他一直非常支持整编六经的工作，刘歆当时主编了中国和乃至于世界上的第一部大型类书的《七略》，还整编了古文的六经。这古文的六经，就是今人依然在使用的五经！王莽的这些作为，在当时是非常获取人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王莽能够取代刘汉走上皇帝高位，曾经获得了全国近五十万吏民联合签名支持拥护的原因。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王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选皇帝”！

那么，扬雄《剧秦美新》中的“美新”词句，就应该是出自扬雄的内心，而且他赞誉当时新朝的言辞，是字字属实，没有半点虚浮的夸张和欲盖弥彰问题！因为王莽新朝初期的一系列的开国举措及其王莽“克己复礼”的个人作风，确实是值得赞誉的。至于王莽新朝后来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乱，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其间的原因非常多，这与他后来实行的一系列文化专制有很大关系，也与一大批利欲熏心的高官破坏新朝改革的举动有很大关系，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问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因为王莽新朝后来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就说王莽新朝的前期也是无道的。如果在这样，那就是对历史的无知了！

班固的《汉书》，用了两卷的篇幅来写《扬雄传》，足证对扬雄的重视和扬雄在当时的影响。由于封建主义正统观的缘故，《扬雄传》没有收录《剧秦美新》，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影响极大的，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文选》30卷，却是收录了《剧秦美新》的。

其实，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是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他们三人还都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的文体：《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在《文选》中可以同时读到这几篇文章。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美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的赞誉，《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但是，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人，尤其是朱熹，没有去指责司马相如和班固也写了向统治者“献媚”的文章，却要抓住扬雄不放呢？这其实是与新朝的历史地位和南宋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的。

五、朱熹为什么要抓住扬雄不放？

历史的真相应该只有一个，但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对其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历史记载往往会随着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变化，甚至会歪曲、捏造。人们都知道，“胜者王侯败者寇”。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他们在书写历史时必然会拔高自己，贬低对方，并为尊者讳。封建集权专制下历史就是个婊子，统治者可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所以，封建集权专制下历史只能是假历史，伪历史。胡适说得文雅多了：历史就是个小姑娘，可以任由人打扮！[11]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皇权是相当神圣的，正统观念不仅是地主阶级笼络人心、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就是中国农民起义者也常加以利用。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就是以“秦王公子扶苏”的名义发难的；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也打出“反莽复汉”的大旗。尤其是西汉董仲舒所谓“君权神授”的理论被反复宣传后，更是如此。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拼命钻研经学和谶纬学，力图从中寻找只言片语，以证明自己“受命于天”，皇权正统。
　　王莽篡夺西汉皇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12] 用的也是封建正统观念。王莽的新朝，因为一系列的、大规模的改革，造成了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反莽复汉”成为当时最吸引人心的旗帜，这还是封建正统观念。建立东汉的刘秀，虽然用的是“反莽复汉”的旗帜，建立的是“汉”国，实际上却是独自起家，另起炉灶，自创一朝，只不过借用了“汉”的名义，并非是前政权的延续，这从光武封禅不因孝武旧封来看就已经十分清楚。

王莽的新朝只存在了15年，而且夹在西汉和东汉之间。因此，关于王莽和新朝的正统、符命等观念，尚未能深入人心，就在强大的刘氏与汉正统的舆论下灰飞烟灭了。在封建正统观念者看来，王莽就是一个篡夺西汉皇位的乱臣贼子。所以，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不承认王莽政权，在封建时代还是有它的理由的。

尤其是，朱熹所处在的南宋，是在徽宗、钦宗二帝被女真人俘虏的靖康之难后，由侥幸躲过这场劫难而成为皇室唯一幸存者的康王赵构，在南方建立的偏安一偶的政权。南宋朝不仅在地域的控制上大不如前，而且在军事上，外交上，都是非常软弱的。这样的政权，以朱熹为代表的封建理论家，最担心的就是出现王莽这样的“乱臣贼子”，所以要否定他；而作为当时学界领袖的扬雄，因为写了赞美王莽和新朝的《剧秦美新》，其人品自然也就应该被否定。

但是，朱熹不承认王莽的新朝是合法政权，那明明是封建主义的正统观所导致的啊！今天的人都知道，封建主义正统观就是欺骗老百姓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姓刘的人可以当皇帝，姓王的人又为什么不可以？朱熹按封建主义正统观对王莽、扬雄所作出的评判，显然不能成为今天研究和评价扬雄的桎梏。

六、朱熹是说一套做一套的

虽然朱熹被标榜为孔孟之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他所创立的“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但是，朱熹的思想，其实与孔孟儒学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抨击。但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封建统治正统学说的封建理论，虽然贴上的是“孔孟儒学”的标记，其实质，却决非孔子所创立的正统儒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建理论的“儒家学说”，其实是几经变化的，最大最有影响的两次变化就是董仲舒和朱熹。

孔孟儒学的理论核心是“仁”，认为仁就是要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要实现“仁”，就要做到待人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克己复礼”。孔子首创私人教学，主张“有教无类”，认为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百姓“足食”，国家“足兵”，取得“民信”。这种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孔子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伦理观。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个人修养，强调关爱别人，用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董仲舒虽然号为“大儒”，但他的思想的核心是用神学的观点论证了皇权和封建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宣称：“天子受命于天”，尊天就必须尊王，天下要“受命于天子”，“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本”。[13]这样，皇帝就被置于了神圣的地位，由皇帝实行“大统一”，才是天经地义的。

朱熹学说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14]他认为，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所以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朱熹的理学，虽然已经大大背立了孔子的理论，越来越偏离仁，是只为维护君权而发展的，但是备受封建统治者的推崇，从而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直到清代末年。

不过，封建时代的统治者、理论家，从来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他们只是要求下属、老百姓要讲道德，要讲规范，而他们，却是可以例外的。以朱熹来说，虽然他宣传“存天理，灭人欲”，但是他自己却并不是这么做的。

《宋史》卷三十七是“宁宗本纪一”，明确记载：“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这里指的是在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状，其中有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私故人财”等等，其中还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意思是说：朱熹曾引诱两个尼姑作侍妾，本来引诱也就引诱了，出去做官的时候还带着压马路，招摇过市，太不成体统；朱熹家的儿媳妇在丈夫死了之后竟然怀孕了，那不是你朱熹的又会是谁的，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上你朱家的女人呢？所以沈继祖主张，将朱熹斩首示众以绝后患。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所谓“纳尼为妾”、“家妇不夫而孕”，既然敢写入正史，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所谓不敬君不忠国玩朝廷害风教私故人财不知道是否有，但是朱熹玩尼姑、家里儿媳妇怀孕确实真实的，否则沈继祖绝对不敢奏报皇上要治罪于朱熹的，谁敢开这玩笑啊，那是掉脑袋的事。以当时朱熹的身份，基本没人敢乱告朱熹的。

曾诱奸尼姑及儿媳的朱熹，本人的品行不过如此，他有什么资格对扬雄说三道四？！

七、朱熹对扬雄的否定流毒很大

朱熹只为维护君权的理学，因为备受封建统治者的推崇，从而影响了中国数百年，至今也未能说已全部肃清其流毒。

应该说，扬雄的文化地位遭遇彻底摧毁，是先有朱熹，然后更与康熙皇帝的所为直接相关！这就是说，扬雄不是由历史文化生态自然筛选出局的，而是由外部政治文化干预因素刻意排斥出局的！
　　清朝开国初期，康熙皇帝为了统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他亲自上阵御定、御选了一系列重要图书和典籍，其中，他专门御批了朱熹主撰的《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的“莽大夫扬雄死”词条被康熙皇帝亲自批注说：“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好古乐道，以文章成名于后世……莽篡国之后，雄以前朝旧，不于此时亟引而退，与龚胜、薛方、郭钦、蒋诩诸贤并驱争先，乃贪恋爵禄，隐忍不去。虽位非通显，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节已亏，况于称莽功德与，夫剧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因宜直笔深贬之也……程颐子有言：饿死最轻，失节事最大。观纲目所书莽大夫扬雄死，则雄之失身于莽，尽东海之波不足以湔其耻矣。士君子之立身至此，岂不深可欢哉，岂不深可惜哉！”[15]

这段“将扬雄打翻在地，再踏上圣祖皇帝的脚”的批注，决定了扬雄在清朝二百余年的悲惨文化命运。但是，这段血淋淋的批注究竟是不是康熙皇帝亲自手书？却是很有疑问的。因为，如果不是熟读《汉书》和充分了解了程朱理学道统精髓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点杀”批注的。康熙皇帝虽然汉学修养不错，但是，作为一个满族皇帝，他恐怕还写不出这样的非常形而上的文字的。

其实，无论关于扬雄的这段批注是不是康熙皇帝亲自手书的，只要了解清初历史，就知道一个在东北的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后，面对强大的汉文化和汉民族的抵触心理和情绪，就必须高举高举程朱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旗帜，才能尽快巩固统治地位。所以，接过并发挥朱熹对扬雄进行否定的思想，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

由此可以知道，至少在清朝时代，官方就已经全面认可了朱熹等人对扬雄的全面攻击和诬蔑言辞。因此，《四库全书》才会在“扬子云集”中收录有贬低扬雄的文化倾向的文章。清朝260余年，是程朱理学全面走盛的时代，由于二程和朱熹都是极力贬低扬雄的，因此，扬雄在清朝时代的文化声誉，当然就要受到严重损伤了。

但是，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封建主义的时代了。封建政权已经被推翻一个世纪了，封建主义的思想、流毒，尽管还没有完全肃清，毕竟已经没有太大的市场了。而作为当今在汉语词汇中应该引领正确思想、正确文化、正确语言的《辞海》，却在“扬雄”词条中说他“曾作《剧秦美新》以谀莽”，是无形中宣传和肯定了封建主义的正统观，这是非常错误的，理应迅速得到纠正。

注释：

[1]扬雄：《法言?修事》。

[2]孙复：《孙明复小集?答张洞书》。

[3]王充：《论衡?案书》。

[4]班固：《汉书?叙传》。

[5]韩愈：《读荀》。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韩愈：《进学讲》。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8]司马光：《说玄》。

[9]《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