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进小学算起，好歹也摸过三十年书本。不敢说学有所长，毕竟熟能生巧，知道一点读书人的酸甜苦辣。古人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故喜欢作“劝学文”训诫弟子及后人。如今世道变了，另一句古话终于应验：“文章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后汉书·赵壹传》）没有愤慨，也没有忧伤；并非淡泊之至，而是深知忧伤和愤慨纯属多余，不该“感情用事”。只是有一点，再也没有胆量写“劝学文”了，免得误人子弟，虽不免照样涂鸦，漫说读书，可那是聊以过过文字瘾，绝无传授“祖传秘诀”的野心。
读书有用无用，这很难说，就看你如何理解这个 “用”字。百人百“用”，倘不作劝学文，实没必要在这上面“绕口令”。之所以不避废话之嫌，还来唠叨这千古文人嚼烂的旧话题，自然是自信独有会心，确能另辟蹊径。
就像招工者往往声明“报酬优厚”，卖货者不忘吹嘘“物美价廉”一样，历来作“劝学文”者，也都有一套颇为动人的广告语言。从大谈“学而不厌”的孔夫子起，这套广告语言就分为两个“系列”：一为明道，一为谋食。连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孔老先生，也会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之外，冒出一句不怎么高雅的“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余者可想而知。
要说“明道”，我喜欢宋人黄庭坚的说法：“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与子飞子均子予书》）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可以“治国平天下”，仅能读书者则未必。说读书能经天纬地不大可信，还是陶冶性灵实在些。至于“谋食”，最露骨的说法当属宋代真宗皇帝的《劝学文》：“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此大白话，好就好在把读书人世俗的
一面表露无遗，没有那么些装点门面的“见道语”。
可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似乎各走极端，一高不可攀，一俗不可耐。比较可取的还是颜之推的说法：“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以开心明目，利于行耳”；“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颜氏家训·勉学》）。用最高目标（“开心明目”）和最低目标（“得以自资”），把读书的两种功用统一起来，兼顾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要求。时至今日，绝大部分读书人的所思所为，仍不出颜氏所划范围。鄙人自然也不例外。对于中人以上者，或许纯粹“为道而修”；对于中人以下者，不妨完全“为利而勤”；似我辈学识才情均不过中人者，则只好“义利兼顾”了。
说实话，关于读书之用，我的发现不在这些玄虚的“义利之辨”，而是姑且命名为“陈氏失眠治疗法”的医学发明。不敢保证很快“风靡全球”，但起码易学易用。至于效果，那得看各人修行。
大约十年前，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念书的时候，有幸患上了高雅的失眠症。每天晚上辗转反侧，“若有所思”而又“不知所云”，睡觉的时候比工作的时候还紧张劳累。试验过了友人热心介绍和报刊全力推荐的各种自控疗法，从最简单的数“一、二、三”，到颇为费事的半夜起来跑步，洗冷水澡，还有弄不清是哪家哪派的各种气功，均不见成效。眼看着就得向现代医学投降，跟各式安眠药结下不解之缘了。一怒之下，来个对着干，睡不着更好，干脆
开灯读书——随手抄起一本《新英汉辞典》。
本来对学英语就有抵触情绪，更何况枯燥无味而且缺乏连贯性的辞典。开始还拼命想调整思路，后来就随其自然了，没想到很快就“不省人事”——睡着了。第二天晚上，换了一本我最不喜欢的教材，居然也有些神效。连续试验了好几个晚上，只要是我毫无兴趣而又非读不可的书籍，不管古今中西经史子集，都可以作为治疗失眠的有效药物。
此后，枕头边总搁着几本我以为最枯燥乏味的“好书”（此类书并不难找），以备不时之用。倘若友人们见到了，千万别怀疑我善于迎合时尚或装点门面。好在有资格翻看我枕下书籍的朋友并不多，而且我的处方也没保密。
只可惜好些朋友不信我的治疗法，听过“指导”哈哈大笑，以为我是在讲笑话编寓言。直到不久前，一位学心理学的友人从专业角度阐释了我的“发明”，我才不再蒙受不白之冤。不过据她说，这是很一般的心理治疗法，没必要野叟献曝。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心理学，这或许算不了什么，可在“读书学”上，这还是一个“发现”，起码可以“补阙”。
小时候大概念书不大努力，父亲于是逼着背诵：“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长大了才知道这是明人文嘉所作的《明日歌》，与此相配的还有一首《今日歌》，都是劝学童珍惜时光的。在中国，此类启蒙教育的诗文和格言警句多如牛毛，也曾起过很好的作用。不过，再好的话，一说过头，就不自觉地带有自我嘲讽的味道。
记得有首打油诗，是讽刺不好读书者的：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
等到秋来冬又至，收拾书包待来年。
年年都是春夏秋冬，四时皆有宜人风景，若以此作为不读书的理由，自是自欺欺人。可林语堂反过来说“其实读书是四季咸宜”（《大荒集·论读书》），则又未免言过其实。
古人拜师入学，没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因而也就无所谓固定的假期。孔子赞赏曾皙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是否他老人家也觉得有踏青的需要？如此春光枯坐书房毕竟可惜。“春游”习俗至今仍流行，不正证明了一年之中总有些天确实是不宜于呆在家里苦读的？至于现代学校放寒暑假，那是跟外国人学的，更是明显考虑到天气对读书的影响。在1902年由清廷颁布的《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都对学生放寒假、暑假的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并且还有这么一句补充说明：“酌量地方寒燠情形，得通其迟早之候而易置之。”
真正的“书痴”“书淫”，自然是可以无论寒暑，不受气候影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读书不辍，而且始终精神饱满情绪高昂。可对于一般人来说，还是有较适宜于读书和不太适宜于读书的季节时分。不过，这里除了一般通则外，更有个人的主观因素。比如，炎夏读书效率最低，这可能是好多人共同的感觉；可认定最佳读书时间为春晨和冬夜，则未必有多少人赞同。因为这牵涉到个人所处气候环境、工作职业、心理气质、年龄乃至性别等一系
列特殊因素。
我之所以喜欢春晨读书，并非幼时念“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缘故，而是在广州念大学时养成的习惯。广州春天多夜雨昼阴，清晨醒来，小鸟欢叫，雨珠滴答，大雾弥天，十几步外即一片模糊，人很容易融化到大自然中去。此时在石块砌成的林荫小路上跑步，未知是否合乎养生之道，但确实心旷神怡。绕校园转一圈，又来到图书馆前——那里有一大片杜鹃花开得正艳，手里拿着英语课本，踱着细步，口中念念有词，仿佛道士在做法事。有人宣传清晨理解力高，有人论证晚上容易记忆，这些都跟我没关系，反正我早起不全为着念书。“惜花春早起，爱月夜迟眠”，明知有点酸溜溜的文人味，可还是乐此不疲。可惜一离开广州，这春日早起的习惯也就成了美好的回忆。不知是北京的春晨没魅力呢，还是天增岁月人变懒。
冬夜读书之趣，古人有言在先。《魏略》记董遇名言，为学“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倘是“雪夜”，兼有三余，自是最佳读书时间。明清文人称“雪夜闭门读禁书”为人生一大乐趣，不是没有道理的。家藏禁书甚少，不待雪夜已经读完。不过我还是喜欢雪夜读书。屋里有暖气，不用生炉子，泡上一杯浓茶，不论读书还是作文，均觉心清气爽。不像春夜那样懒洋洋，也不像夏夜那样昏沉沉，冬夜里头脑特别清醒，思维也格外敏捷，此时若说昏话，只能说是心术不正，不能归罪于天气或年龄。有时文思迟钝，或神志不清，干脆到室外走走，有雪更好，要不也有凛冽的寒风，满天烦恼顿时飞到九霄云外。昏黄的路灯下只有我和我的影子在对话，天地间变得宽阔多了，头脑也像一盘刚洗掉的录像带，可以重新安排色彩、声音和图像了。不过，据说这习惯不好，有违中医“冬藏”的理论。之所以有时还明知故犯，只因“两害取其轻”，有不得不然的苦衷。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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