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背面
年轻时读书,屡屡看到人们赞美“康乾盛世”如何了不起,“乾嘉学者”成就又怎么辉煌显赫。可是,当我多少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时,对弘历却颇有一些大逆不道的腹诽。
首先想到文字狱。“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这是他亲口说的,似乎也还开明。可就是他,将文字狱这老把戏玩出了不少新花样。一是,持续达40年之久;二是,查办了130起;三是,大量屠杀平民百姓;四是,明知是疯子胡话,也照杀不误。
有个叫王肇基的疯子,作了《恭颂万寿诗联》,请地方官代献。弘历明知他是疯子,却认为“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于是钦命“立毙杖下”。两年后,另一个叫丁文彬的,吵闹着非要见衍圣公,反而被搜出两部书稿《文武记》《时宪书》,被讯问时供词全是胡言。弘历得到山东巡抚报告,恐等刑部文书下达时,身体很差的丁文彬先死了,来不及惩办。于是特下谕旨“先行凌迟示众,勿任庾毙狱中。”这还不算,连丁文彬一些不知情的亲人也被处决了。见过书稿的,分别处以打大板和流放的刑罚——谁叫你们因为他是疯子就不检举揭发?这就是他的“圣恩浩荡”。
弘历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忌讳特多。动不动就说人家“狂妄悖逆”“复明削清”“谤及朕躬”。全国臣民,随时都可能以文字罹祸。所以,曾官居协办大学士的梁诗正,退休养老时,向人说了这样的经验:“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见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其实,不留字迹稿纸,也不见得就能免祸,他可以钓鱼,可以搞株连。疯子丁文彬之兄侄连字都不识,谈不上“以字迹与人交往”,不也被杀了吗?被认为“悖逆”、违禁,即使死了,还要开棺戮尸,子孙都得斩草除根呢!
中国大地,只他一人有充分的文字自由。全国的不自由,保证了他的极端自由。他大笔一挥,人头滚滚落地。为了炫耀他的文学才能,他没完没了地写诗。每有所作,便得到马屁精们的肉麻颂扬。他踌躇满志,自以为真的是诗歌天才。要纪事,要述怀,要写景,要送行,要作序,什么都可以诌上几句。祸国殃民的六下江南,更要到处题字勒石,以垂永久。可是,这位伟大诗人一死,他的诗便没人读了。刻在石碑上的,各地名胜都有。人们厌恶地概括出“乾隆遗风”的短语,用来嘲笑那些酷爱题写借以留名的恶劣习气。
持久、频繁的文字狱的受害者,绝不止那些被杀、关、杖、流的“罪犯”。文化专制主义的高潮,埋葬了千百万人才的创造力。一枭独鸣的代价,是全民族的失语。当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正生机勃勃地展开产业革命,中国大地却在黑色恐怖中喘息,绝大多数文人只能从“钦定”的故纸堆里讨生活。乾嘉学者的“成就”,其实正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文人的厄运,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弘历的文化专制与高压,不但阻滞了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强化了一种极其恶劣的传统,遗害深重!加上他继续实行封闭政策,诸如禁止制造大船出海和华侨归国,禁止内陆商人越关贸易,中国社会便与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隔绝。
我们常说有许多世界第一,弘历的文字狱,直接间接涉及1.9亿人的命运,大约可算一个。在人类文化史上,他的所作所为,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弘历在历史上最主要的作用是:当地球上另一片土地上创造文明新纪元的时候,他却千方百计将差不多同样大小的中国,装进罐头里。
他在“正大光明”的牌匾下坐了60年,给中国留下漫漫长夜。他个人确实是“十全”的,中国的良知良能——尤其是创造性思维却严重伤残了。
他“龙驭宾天”之后,后脑勺那根长辫子还缠住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包括做惯奴隶的读书人和文盲——虽然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逐渐减少。
丨来源:《读者》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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