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中秋节，我还是没能在家度过

文 | 杨熹文

原标题《离开家的这几年》

（授权发布）

（1）

这一年的中秋节，我还是没能在家度过。朋友圈被合家团圆照刷屏，熙熙攘攘地挤满我三点五寸的手机屏。我照例不过这种节，月饼太贵，中餐馆爆满，晚上八点半后，到处都听得到华人把酒杯碰得叮当响的声音。印度邻居很友好地冲着我双手合十“Happy Moon Festival”，我失神地望向他身后升腾起的那片巨大的光明。南半球的月亮，圆润得有点做作，不像记忆中的那一个。

爸妈终于学会了用微信，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时差，把生活里好的那部分直播给我看。我缺席了他们生命中的好几年，一些关于家的消息就只能依靠这种方式来听说。

听说老房子动迁了，全家二十几年的记忆，深埋在一幢气派高楼的根基里；听说爸妈在城市的最西端落了户，销售商赠送的门前花园，被种满扁豆和番茄，用来当作抵御城市雾霾的武器；听说爸妈布置了一间卧室留给我，床上还摆着我小时候的毛绒玩具；听说墙纸是我喜欢的嫩黄色；听说家里的虎皮兰开了花。我也听说，爸常常对着墙壁发呆，叹着气抱怨房间空荡荡，妈也在讲：“孩子小时候总吵着要个带锁的房间，现在好不容易住进了新房，她怎么却不在家啦？”

我从冰箱里摸出一块放硬了的蛋糕，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疯啃，晚风嗖嗖地钻进袖口，挠得腋下痒痒的。我觉得我有点想家了，手中的巧克力蛋糕都有了莲蓉蛋黄味儿。

妈在微信上祝我节日快乐，附上一张月饼的照片，有点可惜地和我说，今年中秋节单位发了好多月饼，没你最爱吃的莲蓉蛋黄，都送人了。

我笑她老土，这边哪里有人过中秋，心里却暗暗地流着泪，妈，明年中秋节的时候，把月饼留我一份吧，豆沙的、五仁的，还是莲蓉蛋黄的，我不在乎，什么都行，我只想尝尝家的味道。

这是我离开家的第四年。

（2）

办理新的签证时，移民局要求我做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两天后的验血结果，医生很忧心地要求再做一次重新的检验。两管血抽下去，黏稠的暗红色，从臂弯的针孔中迅速地流走，又被打上我的标签。

几天后，我坐在医生的面前，他指着一堆难懂的英文词汇和数据告诉我：“你瞧这里，普通人体内铁蛋白的含量在20-170ng/ml之间，你在6以下……你的血糖值也略微高于正常值……”

末了，他摘下眼镜，很严肃地讲：“你怎么能把身体折腾成这样？”

我不敢打电话回家，几天前还很有信心地和爸妈讲：“不用惦念，我把自己照顾得挺好的，每天都做好吃的给自己，醋熘白菜、蒜薹鸡蛋、韭菜盒子……前天还和我的台湾同事学着煲了四物汤。”可事实上，我很少煮饭，高强度的工作量让我没有时间保证饮食规律，也失掉兴致去讲求营养搭配。

我的柜子里储存了太多的罐头食物，不同国度的泡面也堆了几箱。桌子上放了太久的麦片，深夜写作时饿了就随便抓一把，泡在冰冷的牛奶里，让胃去做温暖的工作，或者一杯接着一杯地灌着特浓咖啡，我把每一天都浸泡在高浓度的咖啡因里。

我攥紧体检报告，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马路上，街口的桃花被风吹散，落在我头顶。

小伙子们开着敞篷的跑车，嬉皮笑脸地对着我吹口哨，音响里The Proclaimers（苏格兰本土风格的兄弟乐队）狂妄地嘶唱着：“And I would walk five hundred miles，and I would walk five hundred more……”

从远处走来的母女，女儿一手拎着超市的购物袋，一手牵着母亲的手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老妈妈不放心地翻开袋子看：“我们买对了吧，你爸爸不爱吃别的肉，上回我们就买错了，这次看着也不像对的啊？”女儿拉过袋子，语气明快确信道：“哎呀，这回买的肯定是对的，你就放心吧。”

我经过还在争执着的她们，觉得自己如同一块行走着的巨大的防腐剂。

那是我离开家的第三年。

（3）

我生日那天，邀请一票人到出租屋里庆生。

六点一过，屋子里就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洋酒——成箱的Heineken、Corona，大瓶烈酒Jim Bean、Jack Daniel’s、Tequila，捆在塑料袋里没听过名字的红白酒……还有人自备了调酒杯和奇怪的佐料，站在椅子上哗啦哗啦地摇血腥玛丽。大家出国多年，作风洋派，只要有酒，在食物方面就毫不在乎，饼干、花生、干巴巴的爆米花，都成了打牙祭的下酒菜。

我们听80年代的摇滚，摇头晃脑，拿着酒杯乱碰。关于生活和感情的各种八卦散播在酒精里，有人说“lady gaga得了抑郁症，胖得像只猪”，也有人说“xxx的绿卡刚刚下来，听说都在这待了十三年了”，也有人喝着喝着就想起一段失去的恋情，掀起一小片的哭声。我和一群人跳着无名舞，比拼喝酒的速度，十秒钟一瓶335ml啤酒的速度，让我们的世界失了声也失了真。我看到有人喝完自己这杯，又把手伸向别人那瓶，有人恶作剧地往别人的杯子里混进烈酒，也有人在黑暗里毫无理由地猥琐暧昧。

直到凌晨，一群人的狂欢才散了场，留下我一个人，从热闹里抽离出来，对自己说句生日快乐。

整个房间一片狼藉，空的和半空的酒瓶倒下一片，饼干被无数双鞋子碾碎在地板上，不知谁的皮包落在椅子上，我的被子上沾着红酒的颜色，我开始无比想念一个家庭的生日派对。

妈会在我生日这天早早起床，穿越飘着柳絮的弄堂，去几个街区外的农贸市场买东西。她的手上拿着一张长长的购物单，在热情吆喝的小贩间仔细地挑选。她放进袋子中的带鱼，一定是最新鲜的，挑好的茼蒿，也一定嫩绿得不带瑕疵。她眯起眼睛和小贩讨价还价，小贩一副赔了本钱的表情，却又在妈的袋子里塞下几粒核桃。

爸会去订一个水果蛋糕，认真写一张祝福字条，叮嘱店家下午四点前一定要做好，回家后钻进厨房，手上接过妈买来的杂货。爸给肉喂好佐料，有人打来电话约他去喝酒，他嘴馋地拒绝着：“不去啦，今天姑娘过生日！”妈斜了爸一眼，在旁边，边唠叨边切着菜。

我就坐在他们的身边，喉咙里淌过冰镇的雪花啤酒，等不及一场家的盛宴。

那是我离开家的第二年。

（4）

不知为何中餐馆的老板娘总是嫌弃我，她总是在我的身后说：“笨死了，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

我为客人做甜点，老板娘在身后监视。刚把奶油喷上去，她就一把抢来碟子指着给我看：“不是这样的啊，太浪费了，你知不知道这很贵的！”下一次稍稍喷少了一点，我又听见她激动的声音：“你放这么少我还怎么做生意，顾客还来不来了？！”我拿饮料失了手，玻璃杯掉在地上四散着碎开，她冲过来：“你的工资够不够赔？”我的手臂被油锅烫出一大块消不掉的疤痕，她冷笑：“你也太笨了！”下班时我拿着一摞书去图书馆，她戏谑着：“就你还看书呢？！”

不知为何，我的房东也小气得可怕。洗碗时经常听见隔壁传来浓重的方言，大意是“天哪，白花花的水，不要钱的呦……”他心疼每月月底的水费账单，又常常在我洗澡的时候狠狠拍着门。这一间被房东建在院子里的铁皮房子，起风的时候可以听得到金属摇曳的声响。房东提供的小冰箱，无法正常制冷，午后蒸笼一样的温度，就那样温熟了我的牛奶，腐坏成了酸臭的膏状体，他指着我的鼻子坚决地说“这一定是你搞坏的”。

我在无眠的夜晚躲在被子里哭泣，常常在想，当我被老板娘呵斥着，低下头一片一片捡起玻璃杯的碎片时，我曾经是每天穿西装踩着高跟鞋，花十几个小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打交道，受到很多尊重的公司骨干，这些，她知道吗？

当房东在我洗澡的时候故意放开了声音讲话，超过五分钟就来拍门的时候，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非常需要用热水洗去染进头皮的油烟和疲惫，这些，他知道吗？

当他们搂着孩子亲密地说着悄悄话的时候，我也是另一个人的一个女儿，我的妈妈每时每刻都在担心着她远方的孩子受委屈，这些，他们知道吗？

人的心，可以是坏的。

那是我离开家的第一年。

（5）

你去过夜晚的机场吗？不为了迎接一个远方的朋友，也不为了目送爱人的离开，站在观光窗户后面，混在人群里，只为静静地做一个观察者，看一场离别的仪式。

你看得到吗？飞机缓缓地在跑道上滑行，身边两三岁的小女孩企图挣脱母亲的怀抱，带着哭腔伸着手，叫着“baba，baba……”她的母亲含着泪抱紧女儿，抓紧她的小手。两步开外的独身女孩，也头顶着窗户，嘤嘤地流着泪。一个男生站在角落，看着飞机起飞的方向抿紧了嘴角。那个站在我身旁不远的印度男人，神色肃穆又忧伤。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上演太多离别，可大概无论离开家的理由有怎样的不同，回家的理由却永远只有一个。

这是我离开家的第四年，漂泊的日子，让我对世界的信任所剩不多。我开始对真理有了假设，也学会质疑爱情，不再相信没来由的善良和吹嘘到天花乱坠的保健品。可我始终相信两件事情，一件事：离开家，是为了更好地回家；另一件事：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远方一定有人会为我亮起屋檐下的那盏灯，那对依偎在一起的老夫妻，一心一意望着远方，安慰着彼此，别急，再等等，孩子就要回家了。

作者：杨熹文

网上人称老杨，常住新西兰。首部个人作品集《请尊重一个姑娘的努力》。微信公众号：请尊重一个姑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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