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熹文
原标题《离开家的这几年》
(授权发布)
(1)
这一年的中秋节,我还是没能在家度过。朋友圈被合家团圆照刷屏,熙熙攘攘地挤满我三点五寸的手机屏。我照例不过这种节,月饼太贵,中餐馆爆满,晚上八点半后,到处都听得到华人把酒杯碰得叮当响的声音。印度邻居很友好地冲着我双手合十“Happy Moon Festival”,我失神地望向他身后升腾起的那片巨大的光明。南半球的月亮,圆润得有点做作,不像记忆中的那一个。
爸妈终于学会了用微信,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时差,把生活里好的那部分直播给我看。我缺席了他们生命中的好几年,一些关于家的消息就只能依靠这种方式来听说。
听说老房子动迁了,全家二十几年的记忆,深埋在一幢气派高楼的根基里;听说爸妈在城市的最西端落了户,销售商赠送的门前花园,被种满扁豆和番茄,用来当作抵御城市雾霾的武器;听说爸妈布置了一间卧室留给我,床上还摆着我小时候的毛绒玩具;听说墙纸是我喜欢的嫩黄色;听说家里的虎皮兰开了花。我也听说,爸常常对着墙壁发呆,叹着气抱怨房间空荡荡,妈也在讲:“孩子小时候总吵着要个带锁的房间,现在好不容易住进了新房,她怎么却不在家啦?”
我从冰箱里摸出一块放硬了的蛋糕,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疯啃,晚风嗖嗖地钻进袖口,挠得腋下痒痒的。我觉得我有点想家了,手中的巧克力蛋糕都有了莲蓉蛋黄味儿。
妈在微信上祝我节日快乐,附上一张月饼的照片,有点可惜地和我说,今年中秋节单位发了好多月饼,没你最爱吃的莲蓉蛋黄,都送人了。
我笑她老土,这边哪里有人过中秋,心里却暗暗地流着泪,妈,明年中秋节的时候,把月饼留我一份吧,豆沙的、五仁的,还是莲蓉蛋黄的,我不在乎,什么都行,我只想尝尝家的味道。
这是我离开家的第四年。
(2)
办理新的签证时,移民局要求我做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两天后的验血结果,医生很忧心地要求再做一次重新的检验。两管血抽下去,黏稠的暗红色,从臂弯的针孔中迅速地流走,又被打上我的标签。
几天后,我坐在医生的面前,他指着一堆难懂的英文词汇和数据告诉我:“你瞧这里,普通人体内铁蛋白的含量在20-170ng/ml之间,你在6以下……你的血糖值也略微高于正常值……”
末了,他摘下眼镜,很严肃地讲:“你怎么能把身体折腾成这样?”
我不敢打电话回家,几天前还很有信心地和爸妈讲:“不用惦念,我把自己照顾得挺好的,每天都做好吃的给自己,醋熘白菜、蒜薹鸡蛋、韭菜盒子……前天还和我的台湾同事学着煲了四物汤。”可事实上,我很少煮饭,高强度的工作量让我没有时间保证饮食规律,也失掉兴致去讲求营养搭配。
我的柜子里储存了太多的罐头食物,不同国度的泡面也堆了几箱。桌子上放了太久的麦片,深夜写作时饿了就随便抓一把,泡在冰冷的牛奶里,让胃去做温暖的工作,或者一杯接着一杯地灌着特浓咖啡,我把每一天都浸泡在高浓度的咖啡因里。
我攥紧体检报告,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马路上,街口的桃花被风吹散,落在我头顶。
小伙子们开着敞篷的跑车,嬉皮笑脸地对着我吹口哨,音响里The Proclaimers(苏格兰本土风格的兄弟乐队)狂妄地嘶唱着:“And I would walk five hundred miles,and I would walk five hundred more……”
从远处走来的母女,女儿一手拎着超市的购物袋,一手牵着母亲的手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老妈妈不放心地翻开袋子看:“我们买对了吧,你爸爸不爱吃别的肉,上回我们就买错了,这次看着也不像对的啊?”女儿拉过袋子,语气明快确信道:“哎呀,这回买的肯定是对的,你就放心吧。”
我经过还在争执着的她们,觉得自己如同一块行走着的巨大的防腐剂。
那是我离开家的第三年。
(3)
我生日那天,邀请一票人到出租屋里庆生。
六点一过,屋子里就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洋酒——成箱的Heineken、Corona,大瓶烈酒Jim Bean、Jack Daniel’s、Tequila,捆在塑料袋里没听过名字的红白酒……还有人自备了调酒杯和奇怪的佐料,站在椅子上哗啦哗啦地摇血腥玛丽。大家出国多年,作风洋派,只要有酒,在食物方面就毫不在乎,饼干、花生、干巴巴的爆米花,都成了打牙祭的下酒菜。
我们听80年代的摇滚,摇头晃脑,拿着酒杯乱碰。关于生活和感情的各种八卦散播在酒精里,有人说“lady gaga得了抑郁症,胖得像只猪”,也有人说“xxx的绿卡刚刚下来,听说都在这待了十三年了”,也有人喝着喝着就想起一段失去的恋情,掀起一小片的哭声。我和一群人跳着无名舞,比拼喝酒的速度,十秒钟一瓶335ml啤酒的速度,让我们的世界失了声也失了真。我看到有人喝完自己这杯,又把手伸向别人那瓶,有人恶作剧地往别人的杯子里混进烈酒,也有人在黑暗里毫无理由地猥琐暧昧。
直到凌晨,一群人的狂欢才散了场,留下我一个人,从热闹里抽离出来,对自己说句生日快乐。
整个房间一片狼藉,空的和半空的酒瓶倒下一片,饼干被无数双鞋子碾碎在地板上,不知谁的皮包落在椅子上,我的被子上沾着红酒的颜色,我开始无比想念一个家庭的生日派对。
妈会在我生日这天早早起床,穿越飘着柳絮的弄堂,去几个街区外的农贸市场买东西。她的手上拿着一张长长的购物单,在热情吆喝的小贩间仔细地挑选。她放进袋子中的带鱼,一定是最新鲜的,挑好的茼蒿,也一定嫩绿得不带瑕疵。她眯起眼睛和小贩讨价还价,小贩一副赔了本钱的表情,却又在妈的袋子里塞下几粒核桃。
爸会去订一个水果蛋糕,认真写一张祝福字条,叮嘱店家下午四点前一定要做好,回家后钻进厨房,手上接过妈买来的杂货。爸给肉喂好佐料,有人打来电话约他去喝酒,他嘴馋地拒绝着:“不去啦,今天姑娘过生日!”妈斜了爸一眼,在旁边,边唠叨边切着菜。
我就坐在他们的身边,喉咙里淌过冰镇的雪花啤酒,等不及一场家的盛宴。
那是我离开家的第二年。
(4)
不知为何中餐馆的老板娘总是嫌弃我,她总是在我的身后说:“笨死了,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
我为客人做甜点,老板娘在身后监视。刚把奶油喷上去,她就一把抢来碟子指着给我看:“不是这样的啊,太浪费了,你知不知道这很贵的!”下一次稍稍喷少了一点,我又听见她激动的声音:“你放这么少我还怎么做生意,顾客还来不来了?!”我拿饮料失了手,玻璃杯掉在地上四散着碎开,她冲过来:“你的工资够不够赔?”我的手臂被油锅烫出一大块消不掉的疤痕,她冷笑:“你也太笨了!”下班时我拿着一摞书去图书馆,她戏谑着:“就你还看书呢?!”
不知为何,我的房东也小气得可怕。洗碗时经常听见隔壁传来浓重的方言,大意是“天哪,白花花的水,不要钱的呦……”他心疼每月月底的水费账单,又常常在我洗澡的时候狠狠拍着门。这一间被房东建在院子里的铁皮房子,起风的时候可以听得到金属摇曳的声响。房东提供的小冰箱,无法正常制冷,午后蒸笼一样的温度,就那样温熟了我的牛奶,腐坏成了酸臭的膏状体,他指着我的鼻子坚决地说“这一定是你搞坏的”。
我在无眠的夜晚躲在被子里哭泣,常常在想,当我被老板娘呵斥着,低下头一片一片捡起玻璃杯的碎片时,我曾经是每天穿西装踩着高跟鞋,花十几个小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打交道,受到很多尊重的公司骨干,这些,她知道吗?
当房东在我洗澡的时候故意放开了声音讲话,超过五分钟就来拍门的时候,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非常需要用热水洗去染进头皮的油烟和疲惫,这些,他知道吗?
当他们搂着孩子亲密地说着悄悄话的时候,我也是另一个人的一个女儿,我的妈妈每时每刻都在担心着她远方的孩子受委屈,这些,他们知道吗?
人的心,可以是坏的。
那是我离开家的第一年。
(5)
你去过夜晚的机场吗?不为了迎接一个远方的朋友,也不为了目送爱人的离开,站在观光窗户后面,混在人群里,只为静静地做一个观察者,看一场离别的仪式。
你看得到吗?飞机缓缓地在跑道上滑行,身边两三岁的小女孩企图挣脱母亲的怀抱,带着哭腔伸着手,叫着“baba,baba……”她的母亲含着泪抱紧女儿,抓紧她的小手。两步开外的独身女孩,也头顶着窗户,嘤嘤地流着泪。一个男生站在角落,看着飞机起飞的方向抿紧了嘴角。那个站在我身旁不远的印度男人,神色肃穆又忧伤。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上演太多离别,可大概无论离开家的理由有怎样的不同,回家的理由却永远只有一个。
这是我离开家的第四年,漂泊的日子,让我对世界的信任所剩不多。我开始对真理有了假设,也学会质疑爱情,不再相信没来由的善良和吹嘘到天花乱坠的保健品。可我始终相信两件事情,一件事:离开家,是为了更好地回家;另一件事: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远方一定有人会为我亮起屋檐下的那盏灯,那对依偎在一起的老夫妻,一心一意望着远方,安慰着彼此,别急,再等等,孩子就要回家了。
作者:杨熹文
网上人称老杨,常住新西兰。首部个人作品集《请尊重一个姑娘的努力》。微信公众号:请尊重一个姑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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