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曦
哄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熟悉是因为人人皆有“共情”的心理能力，我们能毫不困难地设想自己的财物被哄抢时的的愤怒、恐惧和无力。
就像在理智的框架下，我们只能假定每一个正常的社会人都是尚未犯罪的人一样，哄抢的关键其实并不是张三抢了而李四没抢，而是平时中规中矩的张三为什么会去抢东西，这是理清思路的一个小前提和必要视角。
从这个视角反观林林总总的案例，我们的关注点就会从被抢的李四变成抢东西的张三，这个视角很适合回顾一些老或不那么老的故事——
故事1：2012年1月1日，杭州张同泰药店周围，等待免费领粥的人们排起了长队。一位白发老人被领粥的人们推倒在地，险些酿成踩踏事故，活动只能紧急暂停。
故事2：2013年10月9日，宁波市遭遇台风袭击的灾民在领取救灾物质时，有人突然喊了一声“他们只发给本地人，不发给外地人”，导致一名外地男子在与志愿者发生肢体冲突时推翻载满物资的小船，20余箱米饼遭灾民们哄抢。
故事3： 2015年3月10日，徐州市待销毁的假冒伪劣商品遭到民众哄抢，商品涉及食品、保健品、洗化用品、电线电缆、计算机配件等。
故事4：2015年8月30日凌晨零点，阿迪力·买买提吐热开设的淘宝店参加了一个名为“淘金币”的促销活动，“全国各地网民可以1%的价格秒杀原价35元/盒的切糕。活动名额限制为50位顾客100盒切糕”，但因淘宝商城后台没有绑定50个名额，该店在短短半小时内，约4万盒切糕以秒杀价遭到误抢，预计经济损失有100多万元。
以上四起哄抢事件只是我随手摘抄的资料，它们有朝一日或许会变成我文字的一部分，或许只是滑稽的瞬间，不过我相信，哄抢行为本身已经在指示着某些尚待分析的思想特质。
需要特别提一下的是，大陆媒体为了把偏见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报道其中一些事件时，还同时列举出了国外，特别是西方曾有过的相似事例。所以下面的所有个人分析都基于一个前提，即只针对真实的人，而不是任何一个社会。
不管哄抢的诱因或东西是什么，哄抢这种行为本身永远都可以带来莫名的兴奋感，继而刺激出一种变态的占有欲，实现这种变态的占有欲才是哄抢的根本动力。
假定哄抢发生在文明社会里，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至少在潜意识里，一群人一定是想突破平日里那些来自法律和道德的束缚，把自己还原成自利的、更原始的角色，去满足一种最本能的占有欲。
抛开思维惯性和对规则的依赖不谈，越是具有清晰、深刻的法律和权利意识，受到的约束和保护越是严密，人们就越是会在潜意识里渴望、寻找和把握某个“逃逸”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哄抢是超越民族和地区的应激现象。
哄抢必定是集体事件，并以最激烈甚至暴力的方式体现了集体之恶，不过这种集体之恶却几乎来不及预谋，没有规则是这一现象最主要的规则。
如果哄抢者是一个人，无论他有多么充分的理由，道德的口水都会顷刻把他淹没，所以哄抢从来都不是单兵作战。哄抢有着最集体的场面，里面包裹着一个个最利己的暴徒，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做恶，做恶本身常常就会变成一道护身符和道德赦令，这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历次农民起义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这里，其实不妨从科技和历史的角度出发，对“哄抢”做更广义的理解和分析，因为所有事物无不是生长在历史腐殖层上的野草。翻开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史，如果能绕或逃开一切死板的结论或定义，就会发现浩浩荡荡几千年的征伐倒戈，只需要搬出项羽和刘邦来做备注就够了。
项羽所代表的贵族阶层和刘邦所代表的平民阶层犹如干柴遇见烈火，两个阶层一次次倒在对方燃起的战火里，每场战火都是在努力收复失地，或者打劫如项羽一般的“老财”。
另一方面，虽然历史教育一直在努力做到公正中立，不过我一直觉得刘邦的斩白蛇起义在官方教育中被赋予了某种更正面的属性，容易让人产生“项羽该抢”的错觉，毕竟斩白蛇起义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重要节点。
而作为斩白蛇起义的“结果”，西汉政权的建立实现了封建集权“零的突破”，我习惯于把从西汉建立到辛亥革命的这2113年历史看成是一个整体，反反复复的改朝换代体现了“抢夺”的诱惑和血腥，并以长达2113年的封建史作为一口染缸，濡染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驯服者与被驯服者，因而每个国家发生的哄抢都带着自身的烙印。
值得注意的是，哄抢过后，参与者必然会产生一种类似于越狱犯的恐惧心理，害怕被揭穿和抓住，侥幸的同时会有“倒计时”般的幻觉，这种幻觉往往激发出了更强烈的心理反应：要么放弃，要么加固。
所以，兴奋感是哄抢后的本能反应，却也是哄抢的终极心理现象，兴奋感之下的恐惧首先不是出于愧疚或自责，而是担心这种强烈的兴奋“不可持续”，担心自己的“利益所得”会被未知的人以相同的方式再次夺走；它其实更像是某种失落的情绪。
而勤于建设，特别是古代明君推行的旨在让百姓“休养生息”的“仁政”，除了能够缓解皇帝的不安情绪，也确实可以起到增加臣民幸福程度的作用，在这种幸福的生活里，就算某个商铺被洗劫一空，东家想必也会保持基本的涵养。
另一方面，每个新立的古代王朝都像是一个心有余悸的东家，都想以前所未有的专注经营好自己的商铺，比如唐高宗李世民就始终以隋朝的昏聩，特别是隋炀帝个人的昏庸不勤作为朝廷的反面教材，他的两任太子就是读着这样的教材成长起来的。
只可惜，李承乾实在不是个合格的少东家，唐太宗知道他守不住祖业，就把后来娶了武则天的李治扶上了皇位，可见防止哄抢的经验的借鉴意义其实很有限。
哄抢是一种极度的狂欢，因此它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现象，这种深度甚至是不可限量的。
此外，如果能对人们抢东西时的脑电波或肾上腺素水平做个监测，我想结果应该是相当可观的，说不定哄抢首先是人的脑电波的短暂性异化。
这种异化更像是文明层面的“造山运动”，在文明必经的路线上隆起了千沟万壑，使理性之路变得崎岖而漫长，才使我们有时间在漫长的路上，重申那个日夜萦绕在脑际的生活理想。哪怕这个理想像土豆一样平淡无奇，只要它不是夺来的，我们怎能不去竭力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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