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羊车”，顾名思义，多数人自然会解释为羊力车。这一解释正是将现实之中借牛、马之力行进的牛车、马车的印象，引申到“羊车”之上加以融汇而成。有关“羊车是什么”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但结论却是众说纷纭。学界的研究结论一般可概括为三种：一种是认为羊车非羊驾之车；一种是认为羊车是由非羊所驾之车发展为羊所驾之车；一种是认为羊车分两种，一为羊所驾，一为非羊所驾。以上不同结论，使读者难以从中分辨孰是孰非。然笔者认为，羊车仅有一种，其种种变形仅为同一事物在不同时代发生的变化。
若从历史角度考证羊车，则不得不提一个历史典故。晋武帝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怠于政事，骄奢淫逸，乃至“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资治通鉴》卷八一）。为此，晋武帝不得不“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于是众妃嫔竞相争宠，“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晋书》卷三一），因为“羊嗜竹叶而喜咸”（《资治通鉴》卷八一）。“羊车望幸”常为后人用来讽刺晋武帝的荒淫无度，“羊车”在后人的戏谑中甚至成为“淫乱”的代名词。然而，羊车并非仅为皇帝宫闱淫乐之用，皇帝出行亦乘羊车。八王之乱爆发，继而五胡乱华，匈奴军队包围洛阳，晋怀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降”（《晋书》卷五）。由此可见，羊车在西晋时，当为皇室所用，一般人不得染指，否则将会以僭越违制治罪。晋武帝时，一名叫羊琇的护军就私乘羊车，被“司隶刘毅纠劾其罪”（《晋书》卷二五），随后晋武帝下诏：“羊车虽无制，非素者所服，免官。”（《南齐书》卷一七）羊车在西晋实为皇室及高门贵族专用，既非皇室，亦非跻身于上流社会的门阀大族，则不得使用，正如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卫玠，其所谓“卫玠羊车” 的一段佳话亦由羊车而起（参《蒙求注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卫玠乃当时的大族卫氏子弟，故在卫玠少时，即可“乘羊车入市”（《晋书》卷三六）。
羊车由来已久，《唐语林》即有“始皇乘羊车以上，其路犹存”（《唐语林校证》卷八）一语。汉承秦制，“羊车本汉、晋之代，乘于后宫……后汉刘熙《释名》曰：'骡车、羊车，各以所驾名之也。’此乃汉代已有，晋武偶取乘于后宫，非特为掖庭制也”（《宋史》卷一四五）。由此可知，汉朝确有羊车无疑，并非晋武帝为满足个人淫欲而特设。
自东晋乃至宋齐梁陈，此前为贵族所垄断的羊车，“江左来，无禁也”（《宋书》卷一八），乃至南朝梁“贵贱通得乘之”（《隋书》卷一〇）。以荒淫怠政闻名的陈后主在瓦官寺有“羊车一轮”（《客座赘语》，南京出版社，2009）。对于“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的陈后主，想必羊车亦自有一番“妙用”吧？隋初并无羊车之制，及至隋炀帝大业年间，羊车“至是始置焉”（《隋书》卷一〇），得以重新成制；在两《唐书》中，对羊车亦多有记载：“又有十二车……羊车。”（《旧唐书》卷四四）“又有属车十乘……七曰羊车。”（《新唐书》卷二四）及至宋朝，仪仗卤簿仍有“羊车前列”（《宋史》卷一四五）。与宋朝先后并存的辽、金少数民族政权亦用羊车，这些少数民族为了统治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原，不得不学习先进的汉文明，乃至女真人皇帝也要像汉人皇帝一样进行郊祀，其所使用的卤簿，“除见有车辂外……羊车、大辇各一”（《金史》卷四三）。更为奇特的是，羊车竟被“化外藩邦”学去，如真腊国（今柬埔寨）“有羊车马车，皆以金为饰”（《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
羊车在辽宋金以后即已不见正史记载。细察原因，是因为在宋神宗时，既因羊车与郊祀之礼不符，毕竟“郊祭天地，庙见祖宗，车服所陈，动必由礼……欲望大驾不用羊车，所冀肃恭，稽合典礼”（《宋史》卷一四五），又因“制器尚象，有其数者，必有其义，后世车驾仪仗，多杂秦、汉制度，当革其尤者，羊车，前代宫中所乘”（《宋史》卷一四五），早已成为虚设，“宜除去”（《宋史》卷一四五），宋神宗便下令废除了羊车。但羊车之影响却不绝于后世，在今天的某些地区仍可见到羊车身影，那时封建贵族以小童牵行的“羊车”，今已多为儿童玩物，确是有趣得很。
那么，羊车除以羊力驱动，是否还有以其他动力作为驱动的可能呢？史籍当中的相关记载对此一问题作出了回答：“羊车一名辇，其上如轺，小儿衣青布袴褶，五辫髻，数人引之。时名羊车小史。汉氏或以人牵，或驾果下马。”（《隋书》卷一〇）所谓“果下马”，乃身材矮小之马，因“乘之可于果树下行”而得名（参《罗定志》，广州中大工业社，1935）。如按此说，羊车并未驾羊，而是以“羊车小史”驭马牵动。隋朝在复置羊车的同时加以改进，“增金实之饰，驾以小驷，驭以丱童”（《宋史》卷一四五），羊车由人力变为马力。《文献通考》对于羊车的演变及内容亦有一定详述，自两晋，经南朝，至隋唐，羊车乃“金宝饰，紫锦幰，朱丝网。童子二十人，皆两环髻，服青衣，年十四五者乘之……唐因之，小吏十四人。宋亦为画轮车，驾以牛……童子十八人”（《文献通考》卷一一七）。
由此得知，羊车实为一种贵族交通工具，但却并不一定是“羊力车”，而可能是牛力车、马力车甚至是人力车,由人力车发展至牛力车、马力车，乃至后世渐以十数小儿，即“羊车小史”驭果下马代之。然此却并不能证明羊车便不是“羊力车”。晋武帝之事的有关史料记载中，并未提及“羊”字。以羊驾车始见于又一出“羊车望幸”之事，宋文帝“好乘羊车经诸房”，其所宠爱的潘淑妃“密令左右以咸水洒地”，于是“帝每至户，羊辄舐地不去”（《南史》卷一一）。及至南齐，“今不驾羊，犹呼牵此车者为羊车云”（《南齐书》卷一七）。乃至南梁，羊车“名曰牵子”（《隋书》卷一〇），顾名思义，乃以小儿牵之是也。由此，“羊力车”严格来说惟在刘宋一朝，至多涵盖两晋。
然而为何于“羊车望幸”中所出现的是羊车，而不是牛车、马车呢？羊车之所以仅在魏晋前期才是以羊力所驱之车，首先在于西晋甫建，战乱已久的中国可谓民生凋敝，牛、马分别作为农业与军事工具，尤为稀缺；其次，东晋南渡，马匹远较北方为少，又多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兼之南方多山，羊较马更善于攀爬，适合驮运；更为重要的是，羊车原为佛教名词，“属'三车’之一”（《中国方术大辞典》，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而佛教自魏晋始盛于中国，其经典中有“三乘归一”之说，即以羊车为“小乘”，鹿车为“中乘”，“牛车”为大乘，“初说三乘引导众生，然后但以大乘而度脱之”（《法华经》，中华书局，2010），皆为脱离苦海之法宝，于是羊车则更能迎合魏晋上层贵族的心理需求。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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