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羊车”,顾名思义,多数人自然会解释为羊力车。这一解释正是将现实之中借牛、马之力行进的牛车、马车的印象,引申到“羊车”之上加以融汇而成。有关“羊车是什么”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但结论却是众说纷纭。学界的研究结论一般可概括为三种:一种是认为羊车非羊驾之车;一种是认为羊车是由非羊所驾之车发展为羊所驾之车;一种是认为羊车分两种,一为羊所驾,一为非羊所驾。以上不同结论,使读者难以从中分辨孰是孰非。然笔者认为,羊车仅有一种,其种种变形仅为同一事物在不同时代发生的变化。
若从历史角度考证羊车,则不得不提一个历史典故。晋武帝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怠于政事,骄奢淫逸,乃至“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资治通鉴》卷八一)。为此,晋武帝不得不“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于是众妃嫔竞相争宠,“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晋书》卷三一),因为“羊嗜竹叶而喜咸”(《资治通鉴》卷八一)。“羊车望幸”常为后人用来讽刺晋武帝的荒淫无度,“羊车”在后人的戏谑中甚至成为“淫乱”的代名词。然而,羊车并非仅为皇帝宫闱淫乐之用,皇帝出行亦乘羊车。八王之乱爆发,继而五胡乱华,匈奴军队包围洛阳,晋怀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降”(《晋书》卷五)。由此可见,羊车在西晋时,当为皇室所用,一般人不得染指,否则将会以僭越违制治罪。晋武帝时,一名叫羊琇的护军就私乘羊车,被“司隶刘毅纠劾其罪”(《晋书》卷二五),随后晋武帝下诏:“羊车虽无制,非素者所服,免官。”(《南齐书》卷一七)羊车在西晋实为皇室及高门贵族专用,既非皇室,亦非跻身于上流社会的门阀大族,则不得使用,正如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卫玠,其所谓“卫玠羊车” 的一段佳话亦由羊车而起(参《蒙求注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卫玠乃当时的大族卫氏子弟,故在卫玠少时,即可“乘羊车入市”(《晋书》卷三六)。
羊车由来已久,《唐语林》即有“始皇乘羊车以上,其路犹存”(《唐语林校证》卷八)一语。汉承秦制,“羊车本汉、晋之代,乘于后宫……后汉刘熙《释名》曰:'骡车、羊车,各以所驾名之也。’此乃汉代已有,晋武偶取乘于后宫,非特为掖庭制也”(《宋史》卷一四五)。由此可知,汉朝确有羊车无疑,并非晋武帝为满足个人淫欲而特设。
自东晋乃至宋齐梁陈,此前为贵族所垄断的羊车,“江左来,无禁也”(《宋书》卷一八),乃至南朝梁“贵贱通得乘之”(《隋书》卷一〇)。以荒淫怠政闻名的陈后主在瓦官寺有“羊车一轮”(《客座赘语》,南京出版社,2009)。对于“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的陈后主,想必羊车亦自有一番“妙用”吧?隋初并无羊车之制,及至隋炀帝大业年间,羊车“至是始置焉”(《隋书》卷一〇),得以重新成制;在两《唐书》中,对羊车亦多有记载:“又有十二车……羊车。”(《旧唐书》卷四四)“又有属车十乘……七曰羊车。”(《新唐书》卷二四)及至宋朝,仪仗卤簿仍有“羊车前列”(《宋史》卷一四五)。与宋朝先后并存的辽、金少数民族政权亦用羊车,这些少数民族为了统治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原,不得不学习先进的汉文明,乃至女真人皇帝也要像汉人皇帝一样进行郊祀,其所使用的卤簿,“除见有车辂外……羊车、大辇各一”(《金史》卷四三)。更为奇特的是,羊车竟被“化外藩邦”学去,如真腊国(今柬埔寨)“有羊车马车,皆以金为饰”(《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
羊车在辽宋金以后即已不见正史记载。细察原因,是因为在宋神宗时,既因羊车与郊祀之礼不符,毕竟“郊祭天地,庙见祖宗,车服所陈,动必由礼……欲望大驾不用羊车,所冀肃恭,稽合典礼”(《宋史》卷一四五),又因“制器尚象,有其数者,必有其义,后世车驾仪仗,多杂秦、汉制度,当革其尤者,羊车,前代宫中所乘”(《宋史》卷一四五),早已成为虚设,“宜除去”(《宋史》卷一四五),宋神宗便下令废除了羊车。但羊车之影响却不绝于后世,在今天的某些地区仍可见到羊车身影,那时封建贵族以小童牵行的“羊车”,今已多为儿童玩物,确是有趣得很。
那么,羊车除以羊力驱动,是否还有以其他动力作为驱动的可能呢?史籍当中的相关记载对此一问题作出了回答:“羊车一名辇,其上如轺,小儿衣青布袴褶,五辫髻,数人引之。时名羊车小史。汉氏或以人牵,或驾果下马。”(《隋书》卷一〇)所谓“果下马”,乃身材矮小之马,因“乘之可于果树下行”而得名(参《罗定志》,广州中大工业社,1935)。如按此说,羊车并未驾羊,而是以“羊车小史”驭马牵动。隋朝在复置羊车的同时加以改进,“增金实之饰,驾以小驷,驭以丱童”(《宋史》卷一四五),羊车由人力变为马力。《文献通考》对于羊车的演变及内容亦有一定详述,自两晋,经南朝,至隋唐,羊车乃“金宝饰,紫锦幰,朱丝网。童子二十人,皆两环髻,服青衣,年十四五者乘之……唐因之,小吏十四人。宋亦为画轮车,驾以牛……童子十八人”(《文献通考》卷一一七)。
由此得知,羊车实为一种贵族交通工具,但却并不一定是“羊力车”,而可能是牛力车、马力车甚至是人力车,由人力车发展至牛力车、马力车,乃至后世渐以十数小儿,即“羊车小史”驭果下马代之。然此却并不能证明羊车便不是“羊力车”。晋武帝之事的有关史料记载中,并未提及“羊”字。以羊驾车始见于又一出“羊车望幸”之事,宋文帝“好乘羊车经诸房”,其所宠爱的潘淑妃“密令左右以咸水洒地”,于是“帝每至户,羊辄舐地不去”(《南史》卷一一)。及至南齐,“今不驾羊,犹呼牵此车者为羊车云”(《南齐书》卷一七)。乃至南梁,羊车“名曰牵子”(《隋书》卷一〇),顾名思义,乃以小儿牵之是也。由此,“羊力车”严格来说惟在刘宋一朝,至多涵盖两晋。
然而为何于“羊车望幸”中所出现的是羊车,而不是牛车、马车呢?羊车之所以仅在魏晋前期才是以羊力所驱之车,首先在于西晋甫建,战乱已久的中国可谓民生凋敝,牛、马分别作为农业与军事工具,尤为稀缺;其次,东晋南渡,马匹远较北方为少,又多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兼之南方多山,羊较马更善于攀爬,适合驮运;更为重要的是,羊车原为佛教名词,“属'三车’之一”(《中国方术大辞典》,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而佛教自魏晋始盛于中国,其经典中有“三乘归一”之说,即以羊车为“小乘”,鹿车为“中乘”,“牛车”为大乘,“初说三乘引导众生,然后但以大乘而度脱之”(《法华经》,中华书局,2010),皆为脱离苦海之法宝,于是羊车则更能迎合魏晋上层贵族的心理需求。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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