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外语学院院长
语言的纯洁性，
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文｜袁筱一
原刊于｜《文汇报》文艺百家
原标题为《中国话语重要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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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语”正在成为当下一个热门词汇。然而什么是真正的中国话语，如何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仍然需要研究和思考。在日前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文艺评论专项基金和《文汇报》联合举行的文艺评论研讨会上，这个话题引起相关学者的热烈讨论。我们将专家们在会上的发言和事后补充采访的内容整理成文，希望引起更多关注。
——原编者按
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是这个世界上不同地域间的一种客观存在。并且，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才是这个世界得以不断丰富的动力。当然，差异的另一面意味着冲突。当我们强烈地捍卫汉语的纯洁，甚至在语言研究方法上的纯洁性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将这种冲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方面，厘清西方的范畴，并且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清醒地意识到研究的立场、方法，包括研究中所使用的术语、语汇究竟源于何处，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学者的自觉。但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我想要强调的或许恰恰和一些语言学家们不同。
在多年的法语文学翻译与研究中，我始终坚持的一个命题就是，翻译是为了“异”，而非为了同。也就是说，不是为了用一种语言去替代另一种语言，而是要看看，在一种语言里有没有容纳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比如周克希老师曾经讲过他对《小王子》不同译本中“需要彼此”与“彼此需要对方”之间的差别，他本人选择了后一种翻译，认为“需要彼此”不是中国人的表述方式。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我想说，“彼此需要对方”是周老师作为译者的一种选择，但它一定不是作为翻译的唯一答案而存在。如果翻译是有唯一答案的，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我倒是认为，翻译总是一种找寻可能性的过程，不同译者的选择会构成不同的语言的可能性，种种的可能性也许会被遗忘，甚至被抛弃，但也有可能留在译入方的语言之中。如果翻译不是为了探索这种种留下来或者被抛弃的可能性，那它就什么也不是。
因而我也想谈谈对于维护语言纯洁性的看法。在我看来，语言的纯洁性也许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我们怎么能够描述清楚什么是纯正的中文，什么是没有经过杂糅的中国文化呢？事实上，即便我们能够描述清楚，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移植”的倾向是文化自身的特性，这就如同不断地回头去面向传统、寻找传统也是文化另一个不可改变的特性一样。所以，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异”的因素，同时成为其他语言和文化中的“异”的因素，都是必然的。而任何人为的纯洁化运动也都是不可能的。法国人也曾经、或者说一直有关于语言纯洁性的担忧，但我想我们可以更加理性一点，与其一味地强调不可能的纯洁，不如思考一下，我们在制定语言政策的时候，应当怎样尽可能地维护交流的平衡和语言文化两个特性之间的平衡？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今最为强势的、带有某种霸权性质的英语文化恰恰是杂糅了最多的“异”的因素的语言和文化。为什么英语国家的人很少考虑到所谓英语的纯洁性呢？
文学亦是如此。20世纪进入后半叶之后，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文学也更强劲地表现出这样一种移植和交流的倾向。我们这50年来所熟悉的这些作家，无论是欧美的还是国内的，都更有一种世界的意识，面对世界读者的意识。这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民族的。这里有个很有趣的悖论，当我们越是有要与世界范围的读者进行沟通的意识，我们恰恰可以超越民族。从写作的内容、主题、叙事方式来说都是如此。所以，中国话语固然重要，但“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
此外，关于现代汉语发生的变化，除了西方的影响之外，实际上还有一股力量不能不提，就是网络。事实上，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生产和流通的方式，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语言。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改变都已经发生了。网络意味着它不能留给文学生产以充足的时间，甚至都不能留给文学翻译生产以充足的时间。一方面，它对于文学的改变有很多让人遗憾的地方，尤其对于精英文化的维护者而言。有一点是肯定的，文艺不再是一小部分精英人士的自娱自乐。但另一方面，它也的确产生出了很多有趣的现象，因为它会以最快的速度抵达读者，并且在文本生产出的那一瞬间就同时拥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之下的读者的阐释，构筑起不同的文本空间。还有一点也与网络密切相关：正是在网络的推动下，文学艺术的各种方式彼此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同艺术种类之间有了更多的对话，也产生了新的尝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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