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采访谷岳时，编者曾经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其实，除了搭车之外，你还可以玩一种更极端的方式。”“怎么玩？”他问。“例如……不带一分钱就上路。”我大脑没过电，脱口而出。
一语成谶——3年后再见谷岳，他已经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不带一分钱就上路”的旅行，从北京到大凉山，历时51天，行程8000余公里，跟着他上路的前前后后有9位志愿者，他们中间有天使投资人，没出过远门的大学女生、廉颇老矣的大叔和精通汉语的意大利人……谷岳是幸运的，跟《Into The Wild》里那位烧掉了现金，独自走入茫茫荒野，最后饿死在阿拉斯加的克里斯托弗的命运不一样，他安然地度过了这段旅程，在尝尽其中的酸甜苦辣之后，他既没缺胳膊也没少腿，只不过挨了很多饿，瘦了七八斤而已，“就当减肥了。”他倒会安慰自己。
比减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趟苦旅，他似乎找到了“钱”的意义。
谷岳想管大爷借个拖鞋，可大爷什么都没有，只给了他们一条建议：“想扮演猿人你俩太干净了，得弄黑点。”
净身出洞
如果谷岳和苏禹烈一样在中国大陆上中学，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现在有点可笑。2012年9月19日，他们在北京周口店的一个山洞里赤身裸体地用树叶编制草裙——这画面太像中学历史课本上“北京周口店猿人”的配图了。实际上谷岳很认真，他特地在网络上搜索了草裙编制方法，这是他“一分钱不带从北京走到四川”的第一步。
三年前完成“搭车去柏林”之后，谷岳又在中国走了不少地方，现在他晒得黝黑，看上去跟所有户外青年没什么区别。而苏禹烈与在美国长大的谷岳不同，他是典型的国产80后，在光着屁股编草裙之前，他是天使投资管理人，每天跟上千万的钞票打交道。这一次，苏禹烈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谷岳的旅行，他的钱包和衣服都放在山洞深处，过一会儿会被跟拍的摄影师收走。接下来的一周内，苏禹烈将身无分文——而对于谷岳来讲，是51天，8000公里。两个小时后，草裙穿在身上，重要部位被保护好，谷岳说，应该不会被公安抓走了。他们下了山。赤脚踩在石头上挺疼，俩人走得很慢。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山下看园林的大爷，谷岳想管大爷借个拖鞋，可大爷什么都没有，只给了他们一条建议：“想扮演猿人你俩太干净了，得弄黑点。”
北京房山区周口店后山里做草裙。
北京房山区周口店后山的一个山洞，把钱、信用卡、衣服留在这里。
沿着村里的主路走了半天，谷岳和苏禹烈终于看到一家没上锁的门。敲敲门，听了一会儿狗叫，门开了一条两寸宽的缝，一位大叔很怀疑地看着他们。谷岳和苏禹烈赶快解释，他们从山上下来，这次试着不带一分钱也不带衣服去旅行，“能不能借双鞋或裤子？”谷岳问的时候期望不高，他心想，有鞋就行，鞋最重要。过了五分钟，门开了，大叔给了他们两双布鞋、两条旧裤子和两件长袖衫，长袖衫上是崭新的，上面印着乔布斯的头像，还是情侣版。“北京房山的村民可真时尚！”谷岳赞叹。
穿好衣服走在火车轨道上，太阳晒着脸蛋，两人快乐了一阵子。旅途就这么开始了，貌似顺利，甚至还有点小清新。
天色渐晚，俩人开始为吃住打算，被铁路工人拒绝打工后（工人告诉他们“这活儿太危险,你们干不了”），谷岳和苏禹烈继续往山里走，搭了几趟车，在铁路边的工地白吃白喝过了一晚，“第一夜，感觉很好，”谷岳在随身携带的小日记本里写道。
走到石家庄，网友送给谷岳一件军大衣。“穿着军大衣在他家小区里走，保安对我态度特别不好，”谷岳说，“一看我们就是农村来的。”他突然间感觉到原来农村人进城是这种感觉。继续上路后，谷岳就有意识地避开城市和繁华路段，“不带钱就是要到穷苦的地方看看，不然没有意义了”。
在河北邢台，谷岳和苏禹烈搭上一辆自驾的男女。车主是邢台摄影协会的副主席，他把他带到一个据说建于明清年代的石头村——英谈村。一位姓路的大爷同意让两人住下，并以劳动换住宿和饭。下午，谷岳和苏禹烈跟着路大爷去给人家盖房子。做了三个多小时的体力活后，谷岳发现房主不在，工头不管饭，因为没谈好，俩人也没拿到工钱。这个夜晚，苏禹烈睡在路大爷家，谷岳靠网友支援的军大衣在村路边的石板上过了一宿。
河北省太行山里的英谈村 – 我跟村里的路大爷换衣服，穿着他70年代的军服。
河北省太行山里的英谈村 – 给人家砍柴火。
河北省太行山里的英谈村 – 给路大爷家人洗衣服。
第二天，两人强烈要求给路家打工。路大爷的爱人带着他们去浇菜然后洗衣服，谷岳使劲地搓，竟给路家小朋友的牛仔裤洗出一个洞来。下午，谷岳和苏禹烈去砍柴。越过一座山，还需要翻过第二座山才有柴禾，苏禹烈说累了，在路边捡捡就行，谷岳劝他，咱们再多往前爬爬。“苏禹烈是城里人”——这么说的时候，谷岳好像忘了自己是在美国大城市长大的正宗海归。捡了半天，俩人背回去一大捆柴禾，够路大爷烧两天的。
“这下晚上吃饭，心里就踏实多了。”谷岳说。路家的饭菜很少荤腥，都是粥和馒头。夜里，天上全是星星，除了蛐蛐一片安静，谷岳和路大爷在饭桌上闲谈很久。谷岳说，英谈村似乎被停留在一个古老的时间里，村里只有年过五十的人和小孩子，老人们身体好的还能去种地，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些地也就荒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县城打工，老人靠卖板栗、苹果、核桃挣点儿钱。今年的板栗价钱不错，路大爷挣了一万五千块。路大爷70年代当兵，去过北京一次，之后就没怎么出过门，路家只有三个女儿，也都嫁出去了。他们住的石头房子是明朝建的，很漂亮。谷岳在日记里感性地写道：“在这个村里，能够感觉到自己逐渐在死。”
离开英谈村的时候，谷岳把军大衣留给了路大爷。除了砍柴的时候有点懒，还有不爱走路，谷岳说苏禹烈“能吃苦，心理素质也好”，唯一的缺点就是离不开手机，整天看，还不停刷微博。苏禹烈是谷岳9个志愿者中的第一个。他告诉谷岳，他不是富二代，现在的生活是完全靠自己拼出来的，平时他累极了，一天只能睡3小时。和谷岳在路上的这6天，苏禹烈睡得很踏实，手机没信号时，他说“终于有一个借口可以不理别人啦”。
谷岳和苏禹烈搭一辆卡车到了山西。车停在一个小卖部门口，店主出来催他们挪车，口气很不客气，说着说着苏禹烈就跟他吵了起来——“你穿着秋裤还出来跟我这么说话？”说这话的时候，苏禹烈还穿着乔布斯。“在他那一行，”谷岳说，“看得出来他确实混得挺牛的。”进太原，谷岳和苏禹烈遇到了第一场雨。谷岳用垃圾袋做了两件雨衣，穿上走了20多分钟，好多人看，谷岳说算了，淋着点吧。“到城里，还是有点儿那种感觉，到农村的时候就没有。”9月25日的晚上，谷岳和苏禹烈到了离太原十几公里的晋中。这是他们即将分手的地方。正为搭不着车发愁时，一个人帮他们付了车票钱。两个人满怀感动地扛着大衣和被子挤上了公交车。苏禹烈边打电话边道别，他告诉谷岳：“我这儿正谈一个两亿的生意呢。”
两人在草丛里钻来钻去，满怀希望地算着，村里有人收枣子，一块二一斤，每个人得最少捡10斤才能买碗面吃。捡了20分钟，筐里有了四五斤枣，两人正高兴着，猛然听到山坡上一位中年妇女大声喊话：“你们别捡了！这地已经转给别人了！”喊话的那人是客栈老板的妈。
6个馒头的善意
“没钱不重要，没有人情才走不下去。”谷岳说。
9月26日，谷岳带着第二个志愿者——大四的会计学生陈博温从太原出发。在一家火锅店打工换饭吃后，他们第二天继续搭车前往黄河边上的山西碛口。那一天他们搭了4辆车，徒步十几公里，在黄河岸边过了夜。第三天，他们搭一辆老军人的车到了碛口古镇，发现停车场上都是广告，山路边全是卖纪念品的村民。“这里已经被旅游业改变了，”谷岳说。于是他们又开始徒步前往更偏僻、更原始的李家山。爬了一个小时的山，李家山到了。“挺漂亮一个村，”谷岳说，“有美术学院学生去写生的那种。”山上多枣树，这一天，谷岳二人早饭、午饭、晚饭都是捡枣吃，到村里时已饿得绝望。看到几个工人在搬石头盖房子，他们上前提议，“我们来干活，不要钱，给吃的就行。”工头不在，一个爽快的工人把他们带去了吃饭的地方。工人让做饭大嫂先给他们煮两碗面，“你们先吃，然后等老板来再跟他谈。”二人感激涕零，碰见好人，有活干也有饭吃，真是美满无比。
山西 – 谷岳和陈博温徒步休息中，搭车前往黄河边的碛口。
山西 – 黄河边过夜，第二天晒太阳取暖。
面锅热腾腾。大嫂一边忙活一边跟他们说，这面我才收你10块钱，“别人都收15！”——瞬间尴尬。谷岳赶紧解释我们是以劳动换饭吃，要钱真的没有。说来说去，大嫂非常不能理解，“你们城里人，两个男子汉出来怎么不带钱？不可能！”面还没煮好，两人饿着肚子走了。
二人又找到一家客栈，他们跟年轻的老板商量打工，老板说没活干。闲聊了一会儿，老板突然想起来家里有几亩枣树没人捡，他给两人一个筐，告诉他们能捡多少都算你们的。那枣树地的草有半米高，两人在草丛里钻来钻去，满怀希望地算着，村里有人收枣子，一块二一斤，每个人得最少捡10斤才能买碗面吃。捡了20分钟，筐里有了四五斤枣，两人正高兴着，猛然听到山坡上一位中年妇女大声喊话：“你们别捡了！这地已经转给别人了！”喊话的那人是客栈老板的妈。
“当时恨死枣，也恨死这个村子了。”谷岳说。
被盖房子的工头再次拒绝后，谷岳决定放弃这个村子。那时候是下午四点半，下山的路要走一小时，然后还得再搭车去别的地方才可能找到饭吃。离开之前，谷岳好好打量了一下李家山，“这个村也已经被旅游业改变了，村里的房子不是农家乐，就是正在装修的农家乐，十一黄金周的房间都订满了。”
走之前，谷岳去一户人家打开水。一位大姐拿着暖壶给他们灌。水灌完，大姐也听完了他们的经历。然后就像励志散文中写的那样，大姐主动给他们端上几个馒头，又热了一个剩菜，还告诉他们，可以住在她家的窑洞里。“我们坐在板凳上，激动得眼睛都湿了。”谷岳深情地回忆道。那会儿他不恨李家山了。
陕西省绥德市 – 谷岳和陈博温在路上。
在成都火车站北站跟一位80岁的陈大爷流浪汉一起过夜。
四川九寨沟县，搭拖拉机去马尿水的路上。
“我们在一天里经历了极度的反差，从低谷到高峰再摔到低谷，最后终于遇见了好人，被他们收留下来，这让我们重新有了信心。”谷岳在那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在后面的旅途中，每当志愿者抱怨不愿提供帮助的陌生人，他就会告诉他们：“帮助我们是出于善意，不帮助才是应该的。”
谷岳的第二个志愿者、90后的大学生陈博温则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当我们一次次被给予帮助的时候，也就会在下一次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给予他们帮助，这其实是一个很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
9月29日，谷岳拿上大姐送他们的6个馒头，从李家山出发。在山脚下，他们搭上一辆卡车，司机送给他们一袋瓜子，“磕着瓜子，吃着馒头，我们一路往南走”。
90%的幸福
邹霖1993年出生，在杭州上大学，她是谷岳的9个志愿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在跟谷岳旅行之前，邹霖从没一个人出过门，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上海。这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笑起来很甜的姑娘。谷岳在延安见到她时，邹霖穿着一件薄薄的夹克，里面是一件圆领衬衫，她一边打哆嗦一边走向谷岳，“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安是20度！”那天晚上延安的气温是1度。
谷岳以前在国内旅行搭过几十辆车，走过七八千公里，带上邹霖后，他忽然发现搭车变得非常容易。站在路边5分钟就有车停下来，甚至还有车主要求只带邹霖一个人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受邀参与了一次陌生人的婚礼，以及油田工人的大酒局，两次都吃到了撑，想起捡枣充饥的日子，谷岳不胜感慨，“90后的力量真不可小视”。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雪宝顶山地区 – 谷岳和意大利人大白爬山去野。
甘南 – 谷岳和老王在藏族山区的一座山洞前扎营。
10月2日中午，谷岳和邹霖搭私家车到了陕北和宁夏边界的定边县城。“这是我们路过的第N个县城，而每个县城，从河北到陕西似乎都差不多。吵闹的主街道，尘土飞扬的城郊区，路两边一排排的修车店、小餐馆。好像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都按照一个城市规划和楼房建筑品位建的。这里可以是陕北，也可以是四川、山东、广州……”谷岳在日记中这样写。
出了城，二人偷偷走上高速搭车，担心再遇到轰他们下高速的警察。走了500多米，突然一辆私家车停了下来。谷岳和邹霖赶快钻进车里，对两位车主千恩万谢……直到半小时后发现他们是打算收费的。因为车上得太匆忙，他们忘了跟车主解释他们搭车没有钱，而事后的一番解释只换来尴尬的安静。受不了这种尴尬，谷岳提出马上下车，但车主好像又怕没面子，于是在尴尬中，车继续往前行驶。
这一路上，谷岳一直在采访各种人对钱的看法，虽然这位车主不很健谈，谷岳还是问了：“在您的幸福指数中，钱占百分之多少？”“起码90%。在这个世界上钱很重要。”他坚决地回答。在双方都十分不自在的气氛中，谷岳和邹霖搭这辆车走了240公里。天快黑时，他们换了辆车，那个车主把他们带到了固原。正值十一黄金周，固原的旅店统统客满，更谈不上收留打算打扫卫生以充房费的谷岳二人。在西湖公园上了趟厕所后，谷岳决定，在人民广场安营扎寨。
夜里的人民公园不复白天的繁忙，一些年轻男女坐在黑暗中细语，一些人默默走过。谷岳和邹霖躺在草地上的帐篷中惴惴，会不会有坏人来抢劫？会不会被城管赶走？帐篷中看不到外面，他们在脚步声中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谷岳从帐篷里探出头，发现庞大的广场上人山人海，不是跳舞的就是打太极的，太阳还没升起，锣鼓已经喧天。为保暖，他拉上邹霖，加入中年妇女的队伍中跳起了舞。老王的年龄是邹霖的三倍。他是谷岳年龄最大的一个志愿者。离休后老王自己玩遍了尼泊尔、西藏和印度，然后在网上勾搭上了谷岳。“老王搭车也很自然，但还不会象邹霖那样对车主微笑，”谷岳评论。
贵州雷山地区 – 黄姗在一辆三轮车上。
贵州黔东南雷山地区 – 谷岳被车主的妈妈打扮成一位苗族大妈。
10月16日，谷岳和老王到了文县。一个30多岁的四川饭馆老板很爽快地请他们吃饭。两个人狼吞虎咽地吃完回锅肉盖饭后，一个在后面洗碗，一个在前面收拾盘子擦桌子。9点半餐厅关门，老板让厨师做了几道菜，还备了啤酒，三个人坐下来聊天。老板叫陈栋，在这个小县城里长大，15岁时父亲因为倒卖大熊猫皮被判了死缓，他和母亲吃了不少苦。到现在，小陈开这个川菜馆子9年了，虽然经济不成问题，父亲下个月也从会监狱里出来，但他觉得生活非常没意思。“像我这种人在旧社会早就被处死了，”他说，“我给社会不带来任何意义。” 小陈的老妈是个文盲，不会算数，他每天都必须盯着餐厅。小陈单身，他想出去闯闯，但又没有勇气。他告诉谷岳，“你的生活是我一直向往的。”当晚，谷岳和老王就在店里打地铺，还在厨房后的厕所里洗澡刷牙。“我有七八天没洗澡了。”谷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第二天临别，陈老板买了4张饼给他们，老王告诉他：“这个世界里没有你不能做的，只有你不想做的。”
愿意让谷岳搭车和提供帮助的人，有些看过谷岳《搭车去柏林》的纪录片，知道这个美籍华人小伙子，更多的是羡慕他的生活方式。谷岳搭过最贵的车是辆路虎——“128万，”他说。车主是个做桥梁隧道的老板，才20多岁，发迹前也是穷人。他对谷岳羡慕极了，恨不得立刻跟着他走，但再想想，老婆不让，父母年纪大了，“还是羡慕一下算了”。也有些帮助者完全不能理解谷岳。从贵州往云南走的路上，有个车主让谷岳上了车，然后一路都在跟他讨论，你们这是在干嘛，我要是你们，我就好好在北京打工赚钱，生活压力够大的了，你们这么干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但是有点浪费时间……“那是一个老板的司机，”谷岳说，“他家有一个孩子，在贵阳。他觉得，他要不干这活谁管家？他就是那种心很重的人，很不High，很不快乐。”
走了两个多小时, 翻了大半个校园的垃圾桶，两人一共捡了8个瓶子，也就是说，8毛钱。 最后，陈露管打球的学生要来了20个饮料瓶。“那是旅途中我最感到屈辱的时刻。”谷岳后来说。
最难挣的两块钱
10月23号，谷岳到达成都。“一个月没沾钱了，”他对自己说。那时候，他忽然特别想认识一些流浪汉，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于是谷岳去了成都火车北站。
在火车站，谷岳认识了80岁的陈大爷。陈大爷每天都坐在一个垃圾桶旁边，有人扔饮料瓶子，他就捡出来。“现在天气冷了，瓶子也少了。”他告诉谷岳。夏天他每天能捡到两三百个瓶子，卖二三十元。冬天能有十几元就不错。
谷岳发现陈大爷很正常，思路也清楚，广场上这样的人很多。他们白天捡饮料瓶子,夜里在火车站广场的店铺前睡觉，“我们不偷不抢，不管人要钱，”陈大爷说。这种流浪生活他已经过了十几年。陈大爷曾经在新疆打了20多年的工，回到老家后，他发现亲人有的死了，有的找不到了，户口因为常年不在也被取消了。跟陈大爷关系不错的老刘也是这样，他40多岁，来自河北邯郸，是个文盲。老刘已经流浪30年, 中国各地都走过，他说他以前去打工被别人骗，现在被骗怕了，所以在火车站捡瓶子，多年不回家也是因为没脸回去，老刘说他的兄弟姐妹瞧不起他。跟陈大爷一样，老刘也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无家可归。
贵州黔东南 早上太阳出来了，去往榕江路上。
贵州黔南 谷岳过河找地方扎营过夜。
谷岳和当时的志愿者陈露决定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同时挣点公交车票钱 (每人2元)。第二天，谷岳和陈露拿着塑料袋开始捡饮料瓶子，因为不想跟流浪汉竞争, 他们走到了离火车站最近的西南交通大学。走了两个多小时, 翻了大半个校园的垃圾桶，两人一共捡了8个瓶子，也就是说，8毛钱。 最后，陈露管打球的学生要来了20个饮料瓶。“那是旅途中我最感到屈辱的时刻。”谷岳后来说。
拿着一大塑料袋的瓶子，谷岳和陈露回到了火车北站。陈大爷满意地笑了，“今晚就卖了吧，否则夜里还会有人偷”。20多个瓶子都摆在地上，收瓶子的人走了过来，他一边数一边把瓶子扔进大麻袋，最后掏出两张一元钱给了他们，“红牛和露露的铁罐子3个卖一毛钱。”还以为能挣两块八，最后只拿到两块。谷岳说，这是他一生中迄今为止最难挣的两块钱。
店铺已经关门了，陈大爷拿着他的纸箱子和被子开始在店铺前的走廊打地铺。谷岳和陈露也把自己的防潮垫和睡袋铺开。怕夜里东西被偷，谷岳把背包垫在头下，手机放在里面的衣服兜里。火车站夜里人来人往，一直到凌晨还有客人从出口出来，每分钟都有人从他们身旁走过。陈大爷很快就睡熟了，他告诉他们，早点睡，这些店铺早上4点半就开门，那时候必须起来，不能挡住人家的门。谷岳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在朦胧中看着从他们身旁走过的人。有些人也会停下来看看他们——在繁华的成都，两个背包客和一位流浪汉睡在街头。
钱的意义
谷岳说，一个月没碰钱也没什么事，“但是到了成都，看见广告牌上牛蛙、鸡翅的什么的，确实是真有打击。”
一路上，有不少人给过谷岳钱，他不收——东西可以。最受欢迎的是红牛，他用一罐红牛在郎木寺换了5个土豆，彝族小贩说，“5块钱呢。”在重庆，谷岳当棒棒军，把3个大箱子抗到车站，工资也是5块钱。“那5块钱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花，最后到了贵州，买了馒头和豆腐乳吃，觉得太幸福了。”谷岳一路上挣到的最大一笔钱是50块，那是在贵州的高压线塔，他打了一天的工。“确实挺累，先要坐船过河，再爬山爬半小时，然后在上面建塔。”在那儿打工的是一帮湖北人，他们常年在外，大多数五六十岁，孙子都有了。他们说，在家里没事干，没有意思。谷岳没有忘记他的采访——一个80多岁的工人告诉他，这活儿很苦很危险，天天在野外呆着，还要爬高压线，“我干这个就是为了钱”。这些工人一个月能挣到5000块或者更多。谷岳问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说，十来年，习惯了。
现在好多人真是为钱活着，谷岳说。
27岁的苏禹烈回到北京后说：“在城市里的每一天，我们都在谈论赚钱，而这次旅行之后，让我明白一个道理——赚钱只是人生某个阶段的历史使命，拿我自己举例子来说，就是30岁之前挣到足够的钱，30岁之后享受人生。”19岁的邹霖则说，她跟谷岳走了7天，瘦了7斤，“但走在路上心里坦荡荡的，至少不用担心别人来偷来抢，因为这街上没有人比我们更穷了。”128万路虎的车主告诉谷岳，他是初中文化，15岁参军，退伍后做建筑，他说他们这一代人是最后一代没有文化能混得不错的人了，“钱占幸福指数的百分之五十吧”。
甘南 – 谷岳和老王在扎尕那的藏族山区里徒步。
贵州黔东南南高村旁边的一条江里谷岳在洗头发。
谷岳的随行摄影师老丹44岁，是一个画家。他说：“钱对于我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创作，你要买材料，都需要钱。但是这次谷岳的行为把钱的概念给转化为一种交换方式，一种能量的传递，这是个有意思的过程。”老丹开着谷岳他爸那辆老本田，有时候跑到谷岳他们前面去打前站，有时候在后面断后，错过了不少好镜头——实际上，谷岳后来也发现，他并不喜欢有摄影机盯着他看。老丹说，时间过得太快了，现实发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丰富。谷岳说，在他关于幸福和钱的采访中，一个老道士和一个喇嘛给他的印象最深。但是前者他“文化水平太低了听不懂”，后者“中文不太好”——听上去似有玄机。在贵州挣了50块钱之后，谷岳在当地转了一圈，这钱始终没花。“感觉就是High了一下，突然就觉得那个钱没有意义，然后觉得有钱也花不出去，其实本来这次旅行也就是这意思。”第二次到成都，谷岳把那50块钱给了流浪汉陈大爷。
随后，谷岳到了大凉山，旅途结束了。谷岳在大凉山支教3个月，然后去了深圳，转到香港，再回到北京。花花世界卷土重来，他打车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花了好多钱啊”，他说。51天、8000公里后的第一笔钱，是如何花出去的？谷岳看着窗外，想了半天，然后告诉我们，他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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