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史阅世
文字狱是指从文人著作中发现对清政府不满的言词而加以治罪的狱案。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曾说，顺康雍乾时期，针对文字狱的风格各不相同，顺治帝为“放任政策”，康熙帝为“怀柔政策”，雍正帝为“调和政策”，乾隆帝为“压制政策”。总体来说，文字狱历朝皆有，但次数之多，程度之重，没有比清朝更厉害的。
清朝是满洲贵族所建，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受传统“夷夏”观念影响，对此多少有些排斥，一部分人不愿入仕清朝，甘愿隐逸山林，以明遗民自居；一部分人虽被迫出仕，但偶尔还是难免在诗文中流露出故国之思；更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立志反清复明。清政府虽然标榜满汉一体，对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也多加重用，但对于思想控制从不放松。
清朝文字狱肇端顺治朝，最早的一起文字狱发生于顺治四年。当时广东和尚函可随身携带一本纪录抗清志士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被判流放沈阳。次年，又出现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没写“顺治”年号，大学士刚林认为此举“目无本朝”，加以严惩，并特别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
康熙时，爆发著名的文字狱有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庄廷鑨是浙江湖州庄允诚之子,15岁入选国子监，双眼失明后，受史马迁所说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决定发愤著书。恰巧他的邻居为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老还乡后，写有明史著作及明朝公卿传记，但书未成而卒。朱国祯死后，庄廷鑨从朱后人那买来书稿，延揽江南18位名士参与修订，最后成书《明史辑略》。书中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奉明朝为正朔，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及明末建州女真故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耿贼”，称清军入关为“夷寇”等。该书问世后，许多人都想利用书中违禁之处向庄允诚勒索钱财。康熙二年（1663年），归安县县令吴之荣被罢官，想借告发立功。鳌拜等人对此很感兴趣，颁旨严究。康熙元年十一月，刑部派官员至湖州调查此案，最终，明史案处死的共70多人，受株连的有200余人。时人对该案的印象非常深刻：“连累浙、直二省富宦名家廿户，并害现任宪司官府俱削籍，构成大狱。妇女皆发配满洲，用囚车解北，见闻颇惨。此江南第一巨案也。”
戴名世，号南山，康熙四十八年殿试中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録》语多狂悖。刑部官员从《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中找到了“罪证”。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中论王朝正统，以明亡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比拟蜀汉政权，当然为清政府所不容。刑部审判后，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其弟平世斩立决，其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立即逮捕，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赐给功臣为奴。后经康熙赦免，除戴名世被处斩外，其余一干人等均从轻发落。因《南山集》多引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所记南明桂王史事，方氏宗族也遭牵连。
雍正、乾隆两朝文字狱数量更多。其中比较有名的是雍正朝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曾静张熙案、查嗣庭案和乾隆朝的胡中藻、徐述夔两案。
汪景祺、钱名世两案都与年羹尧有关。汪景祺，钱塘人氏。在年羹尧幕府中曾著《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在书中他讥议康熙谥号和雍正年号，又有功臣做不得之语，以檀道济、萧懿比年羹尧，“鸟尽弓藏，古今同慨。论者或谓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韬晦，故鲜有以功名终者”。雍正帝读过后，在书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钱名世，字亮工，武进人，曾中探花，与年羹尧乡试同年。他曾赠诗给年羹尧：“鼎锺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赞扬年羹尧平藏功绩。年羹尧死后，雍正帝并没有杀他，只是将其罢归乡里，但对钱名世谗附年羹尧深恶痛疾，为了羞辱钱名世，御书“名教罪人”匾额，勒令其悬于正门之上，并且令科甲出身的官员作诗讽刺。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帝将这些诗编集为《名教罪人诗》。詹事陈万策诗云：“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而那些作诗不力的官员受到惩处，翰林院侍读吴孝登，被发往宁古塔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被革职，乾隆初才起复原官。
曾静，湖南人，平生推崇吕留良。吕留良，浙江崇德县人，为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吕留良的著作重在强调华夷之分，宣扬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曾静曾读过吕留良的《时文评选》，深受其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他误以川陕总督岳锺琪为岳飞后人，想鼓动他反清复明，便派弟子张熙与张勘前往湖南，劝说岳锺琪造反。岳锺琪并无反叛之心，为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假意答应反清复明以骗取张熙信任，张熙本是一介书生，毫无政治经验，在听到岳锺琪的保证后，便全盘托出事情的经过。雍正帝从曾静那里查明散播其“弑兄杀母”谣言的实情，为证明他继统的合法性，并没有杀掉曾静，而是将有关审问曾静的供词、自己所发的上谕等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曾静到江浙一带宣讲，兵部尚书史贻直带张熙到陕西宣讲，要求各府州县之人，乡曲小民均须学习，“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乾隆帝即位后，又将曾静、张熙等人处死。
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康熙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据传雍正四年（1726年），作为江西乡试主考官的查嗣庭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试题，被认为是去掉雍正帝的头，雍正帝“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下令将查嗣庭逮捕严办。其实查嗣庭他获罪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著有《维止录》，记载了一些对雍正帝不利的事。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案发后，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死于狱中，其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乡、会试被停止，直到雍正六年才重新恢复。
到了乾隆时代，文字狱的数量、程度更甚于前。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为打击鄂尔泰、张廷玉两派，乾隆帝策划了胡中藻狱。胡中藻，号坚磨生，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胡中藻著有《坚磨生诗》，其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乾隆望文生义，曲解诗句，痛斥胡中藻讥讪朝廷。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奏称：“胡中藻违天逆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乾隆帝兴起此案的目的，在于消除威胁皇权的朋党势力，因此并没有大肆株连，只将胡中藻从宽处斩，其老母、弟弟被免去罪责，与案件有牵连的鄂尔泰之侄鄂昌被赐自尽。
徐述夔，乾隆年间中过举人，当过知县。他去世后，其子刊印《一柱楼诗》以纪念亡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树检举诗中辱骂清廷，指集中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用“壶儿”喻“胡儿”，意在诋讥清朝。乾隆帝批示：“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当时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但仍被开棺枭首示众，子孙、族人也都被处斩。沈德潜老年才入翰林，乾隆帝怜惜他老有所成，数年之间擢为卿贰，乞休后，赐尚书衔，在籍食俸，荣宠一时。可是因为他曾给徐述夔本人作过传，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诗句，乾隆也没有放过他，将其身前的官爵及在乡贤祠中的牌位统统撤掉。
同此可见，文字易生祸，各位要小心。还是龚自珍说的好：“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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