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青山
来源：风流年代（fengliutimes）原创
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揭示了人在历史常态中的位置
琅琊王氏士族地位的失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随着陈朝的灭亡而退去历史的视野的。而“淮水绝”的应验、命运宝刀的隐去，给这种历史必然加上了一抹悲戚的色彩。尽管如此，它依然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豪族，它在门阀顶端地位的蝉联之久，它进入权力高端的人员之多，是其他任何一个家族所不能比拟的。究其根源，在于四个字：与时推迁。但当这个家族退回到寻常巷陌，它也就恢复了本来的历史常态。
六朝松是位于南京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园西北角的一株桧柏，相传为1500多年前的六朝遗物，故名。据说当年梁武帝亲手将此树植于宫苑之中，隋军灭陈之后将建康城邑宫苑全部平毁，而此树却自兵火中幸存至今。明朝国子监就建在这株六朝松所在的南朝宫苑旧址上。民国初年，在明国子监旧址上又建立起两江师范学堂，成为后来国立中央大学的滥觞。因此，这株六朝松成为南朝文脉流传千年、历丧乱而不息的象征。
“淮水绝，王氏灭”
如前所述，琅琊王氏子弟王通、王玚俩人为陈霸先完成传玺的任务后，都得到了升职，王通最高做到太子太傅，王玚官领吏部尚书。除了这两个人，在陈朝前期任职的王氏子弟，有据可查的还有一些人，尽管这些人的名字和职位对读者的眼球形不成任何的刺激，但还是勉强把他们记在后面：王劢，王通弟，曾为地方刺史、太守；王质，王通另一弟弟，官至都官尚书；王固，王通小弟，做到中书令；王冲，王玚父亲，尚书左仆射；王瑜，王玚弟，曾出使北齐；王克，尚书右仆射。王祥（与“卧冰求鲤”的王祥重名），黄门侍郎；王清，东阳太守。以上总共是十个人，其规模已不能跟前朝相比。
而到了陈朝末期，有记载的任职的琅琊王氏子弟就更少了，且从官职来看，他们大都远离权力中心，对陈朝政权的影响力变得无足轻重。他们是：王廓，都官尚书；王宽，侍中；王胄，太子舍人；王猛，镇南大将军。总共才五人，比前期又少了一半。这种任职人数的锐减和官阶的不断下沉，真实地反映了琅琊王氏持续没落的轨迹。
陈叔宝（公元553年-604年），字元秀，小字黄奴，吴兴长城人。史载，隋军到时，他还在奏伎行乐，纵酒赋诗不裰。被俘献长安后，隋文帝礼待甚厚。每设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来监守者告知，陈叔宝说：“既无秩位，每顶朝集，愿得一官号。”文帝听了说：“叔宝全无心肝。”
作为南朝的最后一站，陈朝本就是一个没落的小朝廷了，疆域内陷，户口锐减，国力极度虚弱，从公元557年立国，到公元589年灭亡，短短三十二年的历史，它的皇帝就换了五个。
陈朝末帝就是那个有名的陈后主陈叔宝，他于公元582年登极。这个家伙的特点是，风流、好色、荒淫。他修建了三个阁楼，分别叫临春阁、结绮阁、望仙阁，他本人住临春阁，最宠爱的妃子张丽华住结绮阁，其他嫔妃住望仙阁，阁楼之间互有通道相连。一批佞臣与这些妖艳的美女们天天陪伴陈叔宝饮酒赋诗，听歌观舞。中国那段时期产生出来的诗歌，恐怕是最为华艳淫佚的了，什么《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等，是其中的代表。
妇人堆中长大的陈叔宝是个淫词高手，他在《玉树后庭花》中写道：“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是啊，尽管“玉树流光照后庭”，但“花开花落不长久”，所以他要疯狂享受这最后的时光，他根本不去关心在当时中国的北方发生了什么。在他当皇帝的前一年，一个叫杨坚的人取代北周，建立了隋朝。杨坚雄才大略，他要统一全国。公元588年，眼瞅着陈叔宝玩得差不多了，杨坚一声令下，一支五十多万人马的大军，分八路浩浩荡荡向陈朝杀来，一路势如破竹。第二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攻入建康，文武百官抱头鼠窜。此时，只有五六个人还守在后主身边，其中，就包括一个琅琊王氏子弟、担任侍中的王宽。
张丽华，歌妓出身。她最大的特点是发长七尺，光可鉴人，眉目如画。具有敏锐才辩及过人的记忆力，所谓'人间有一言一事，辄先知之。'陈后主将这位贵妃视为至宝，以至于临朝之际，百官启奏国事，都常常将张丽华放在膝上，同决天下大事。特别是张丽华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立即立为太子，张丽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提高、巩固。
隋军入宫，陈后主带着他的张丽华躲到一口枯井里，在士兵们的恫吓下，他乖乖地从井里爬出来，成了俘虏。
陈朝灭亡了，一百多年后，唐朝的诗人赶场般的来描写这段历史。许浑写道：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汪遵写道：留得后庭亡国曲，至今犹与酒家吹；刘禹锡写道：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目睹这一切的王宽会不会在想，与陈朝一起走到尽头的，还有他的琅琊王氏？据说，当几十万隋军的战舰拥入秦淮河时，秦淮河里的水一度真的滞塞不通。这条河断流了，当年郭璞“淮水绝，王氏灭”的预言应验了！《南史》的《王裕之传论》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及于陈亡之年，淮流实竭，（王氏）襄时人物扫地尽矣。斯乃兴亡之兆已有前定。
琅琊王氏的末代子孙王宽见证了这悲戚的一幕！
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不只是王宽，还有另一个末代子孙王猛，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形式见证的，而且还是其中的参与者。王姓人多，重名的也就多，同一个家族里面都出现，不要说不同家族之间了。前秦有一个宰相兼军事奇才叫王猛，他曾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属于北海王氏。琅琊王氏的王猛，他的声名当然比不上北海王氏的王猛，但这个王猛也是一个军事人物，他从小喜读兵书，凭着真刀实枪走向发迹。
从王祥起，或者说，从更远的王吉起，琅琊王氏中的人物大都靠“文韬”获取高位。中途有个王敦，算是“武略”，结果因为武装叛乱而成为一个异数。末代的王猛成为武人，这是又一个异数出现了。我们会看到，这似乎是冥冥中的一个安排。
在陈朝，王猛凭借武功一路晋级，到隋军大举南侵时，他已成为镇南大将军，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他率兵前往京师勤王，不料还未走到，前方传来消息，建康已经陷落，陈后主沦为阶下囚。
王猛慷慨流涕，素服举哀，他擎刀发誓，要为复兴陈朝而进军！陈朝存在，他的琅琊王氏才存在，复兴陈朝，就是保住他的家族的昔日荣华。他手里的那把刀依稀闪耀着光芒——那不就是他的家族的命运宝刀吗？现在难道传到他的手上了？
就在王猛密集筹划的时候，又一个消息传来，陈后主在隋朝受到优遇，比当年的刘阿斗还快乐！怎么会这样呢？王猛在想，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已经是孤掌难鸣，势难再战了。他迅速调整心态，决定投诚缴械，派人到隋朝的都城大兴（即长安）去联系。隋文帝当然高兴，不费一兵一枪，王猛统辖的地盘就并入隋朝的版图，谁不愿意呢？
这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缴械，也就是从这时起，那把忽隐忽现的宝刀，从此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浩瀚中。在隋唐的历史上，你再也见不到有某一个名门叫琅琊王氏；在隋唐的官场上，你几乎要用望远镜般的探寻精神，才能发现几个琅琊王氏后裔的单薄身影。
数字“中国第一豪族”
琅琊王氏作为士族的历史结束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富有意味的是，正是那个结束琅琊王氏炫目历史的隋文帝，开启了中国的科举时代，从此，贵族的世袭特权被科举取仕的现实慢慢剥蚀。
尽管如此，琅琊王氏作为中国士族时代第一豪族的地位却是得到公认的。还在这个家族兴盛不坠之时，就有人看出了这一特点。南朝梁代的历史学家沈约曾感慨地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
一个当代史学家也写道：“在中国历史上，有的家族的族谱续写得可能比王氏还长，但却没有王氏的权位那么高；有的家族的权势可能一时比王氏还要大，但却没有王氏蝉联得那么久。”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从王祥、王览兄弟算起，到王宽、王猛这些末世子孙，琅琊王氏在高位上绵延了11代；即使从西晋立国算起，到陈朝覆亡，他们蝉联的时间也达到315年之长。这中间，没有任何的隔断。相比于与之齐名的陈郡谢氏，后者在东晋时才开始兴起，南朝还没有结束，就提前衰落了。
有人计算，自汉至唐，琅琊王氏登上宰相之位的，有92人、104人次。这种计算，未免有点夸大之嫌，一个，它前伸后延了琅琊王氏居于贵族地位的时间；二个，它的标准过于宽松，把一些从没进入过权力中枢的人也算进去了。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先后在宋、齐、梁三朝做官，旧史一般称他是梁朝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幼年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书。为齐梁文坛领袖，曾以文学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与谢眺等共创“永明体”，并提出“四声”、“八病”说，为近体韵文创作开辟了新境界。他从20余岁时开始，历时20余年，撰成《晋书》120卷。后又修《宋书》。另著有《齐纪》、《梁武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四声谱》等。皆佚。
我们不妨采信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的精细统计。毛汉光依据正史，在《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一文中，统计出了两晋南朝共有五品以上的官吏1771人。就各大士族拥有的五品以上官吏人数，他对排名最靠前的四大士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颍川庾氏进行了一番比较：
琅琊王氏：161人 其中一品 15人
陈郡谢氏：70人 其中一品 4人
陈郡袁氏：35人 其中一品 2人
颍川庾氏：33人 其中一品 2人
从中可以看出，两晋南朝居五品以上的官员中，每十一人就有一人是王氏子弟；而王氏中居于一品的人数，几乎是后三个士族人数总和的两倍。
同样，从各家与皇室的联姻情况来看：
为皇后者 为驸马者
琅琊王氏：8人 13人
陈郡谢氏：1人 3人
陈郡袁氏：1人 1人
颍川庾氏：2人 0人
无论是做皇后的，还是做驸马的，两项指标全是王氏遥遥领先。谁都知道，权势与联姻的关系有多么重要。
琅琊王氏与中国的士族时代相始终，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士族史的精华版。
这个豪族的魂在哪里？
为什么琅琊王氏能成为中国第一豪族？这里面有玄机吗？
有人说，这跟王氏的子孙太过庞大有关；也有人说，这跟那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有关；还有人说，这跟他们在改朝换代时总能抢得先机有关。
但要说到根本，在于他们吃透了四个字：与时推迁。他们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们的生存法则。
“与时推迁”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儒学-玄学-儒学”的历史轮回中，他们牢牢地把住了时代的脉搏。琅琊王氏本就以儒学起家，王祥的至孝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尺；而当玄学兴起时，王戎、王衍引导着家族由儒入玄，王衍更是占据了清谈领袖的地位；东晋需要讲究点实际，王导就推行玄儒双修；而到了南朝，儒学回归的态势渐趋明显，王弘、王俭就主动出手，给一把助力，王俭更是披上“一代儒宗”的外衣。当然，儒学的回归，最终导致了门阀时代的结束，这又另当别论了。
第二，在强调“信、德、孝、悌、让”五条家法的同时，他们更懂得“忠”的艺术。在那个改朝换代十分频繁的年代，愚忠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要“顺势而忠”。明白这一点，就好理解，王祥可以在曹髦的尸体面前哭得死去活来，又能成为西晋的座上宾；王衍在大厦将倾时，会腾出手来设计“狡兔三窟”；王导一面与王敦对垒，一面写信过去，透露朝廷虚实；在南朝，一拨又一拨的王氏子弟欣然担当起为新朝皇帝传递玺绂的角色。
第三，在权势盛满时懂得“抑损保家”。最突出的例子是刘宋时，王弘身为宰相，当他意识到权势过重可能带来家族的不测时，他主动让出部分权力给刘义康；同时，他的弟弟王昙首也主动提出外调地方任职，以对权力的分布进行稀释。
第四，懂得“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道理。王氏本系豪门，为什么还要那样拼命地去追求高位呢？不做任何事，只要慢慢地等待，一切荣华富贵就会到来。这是一种止足之道，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这种思想在南朝中后期的王氏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王僧虔这样教导他的儿子王志，王志又以同样的方式教导后来的子弟。
除了以上四点，琅琊王氏还有一个整体上的特点，那就是：从不觊觎皇位。王氏的地位那么高，他们曾经那么无限地接近皇权，但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取而代之的想法，即使当年的王敦之乱，那也不是冲着皇位而去的。这一点，在王氏家族内部并没有特别的告诫，但有可能是他们埋在心底里最重要的一个戒律。这一点的重要性，甚至对于整个王姓人来说，都是意味深长的。
好了，我们深入后花园的时间够了，我们已经触及到了这个豪族的魂。
回归寻常巷陌
在琅琊王氏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两百多年之后，诗人刘禹锡来到南京。他看到了那里的朱雀桥和乌衣巷。昔日的繁华是怎样，只能靠想见，眼前的样子却是野草丛生，斜阳残照。诗人忍不住提笔写下一首怀古诗《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不仅王谢堂前的燕子飞到了寻常百姓家，在刘禹锡的时代，琅琊王氏的众多后世子孙们也应该早就退回到寻常巷陌，成为平民百姓中的一员了。不知在回归的那一刻，琅琊王氏的子弟是否会有一种失落感？就像他们的先祖，在刚刚失去王位之时的那种失落感一样？
有句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话成为芸芸众生不断争斗的号角与碑铭，于是争名夺利者前仆后继，至死不渝。仿佛天道如此。殊不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与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水总是由高处流向低处，遇到更低的洼地，便在此停留下来。水可以成为绿叶上的露珠，却也能够环山绕林，无坚不摧。其实人有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多学学水呢？
失落总是有的，但后来他们应该明白了，人不可能永远都在高位，不管他在那里能呆多久，最后总是要回到老百姓中间来的。他生前不得回，身后也得回；本人不得回，子孙也得回。这就像水一样，你把它升得再高，总要回到低处来，并且向最低处流去，一直流到海洋。
海洋是什么？海洋最宽广，是孕育生命的地方。老百姓是什么？老百姓是人类的大多数，是孕育人类文明和人类奇迹的地方。琅琊王氏能够以那么平稳的方式回到它的常态，这应该是它的幸运。在老百姓中间，他们默默地繁衍生息，没有任何奇迹可以发生，或者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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