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书基辛格传记中,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这样写道:在长达八年的调研中,我领悟到了一些真谛。追溯基辛格如何从一个纳粹德国的年轻人成为当代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弗格森不仅发现了基辛格治国理政的精髓,还发现了现代美国外交家中缺失的基因,即对于历史的理解。
对弗格森来说,这一发现令他感到羞愧。正如他在基辛格传的引言中所写道的“在研究基辛格的生活和他所处的时代后,我发现自己的方法很不细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遗落了最为重要的一点,即美国外交政策中历史角色的缺失:“现在的事实是决策者们不仅对别国历史一无所知,他们连本国历史也不了解。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傲慢有什么错。”
弗格森的观察也让我想到了三年前的一件事。毕业四十年后,基辛格又回到哈佛。一个学生问要成就像他一样的事业该学习些什么,基辛格回答说“历史和哲学”,而这两门课程在美国大多数公共政策学校都是没有的。
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土安全顾问,他是如何为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做准备的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进入美国政府,带着二十年的历史学习所形成的哲学思维。”弗格森从基辛格在哈佛一年级的一位同学那挖掘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片段。
约翰·斯托辛格回忆着说“基辛格认为历史的重要性永远不会变,在这一点上和别人不休,他还会引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话来支持自己:现在永远不会完全重复历史,但又不可避免地和历史有某些相似之处,未来也是如此。”
基辛格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学习历史,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国家和个人成与败的原因。”
弗格森通过基辛格传,不仅明确给出了基辛格政治生涯胜利的原因,同时也借此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在国家治理中重要性的辩论。
这本书开启了“应用历史学”计划的研究,所谓的应用历史学也就是通过分析历史上的相似情况来解决现在政策所面临的挑战。
基辛格是如何运用历史的呢?十分巧妙又小心翼翼,基辛格明白合理运用历史需要想象力和判断力。
正如基辛格所说:“历史不是一本食谱,不可以完全照搬,历史通过类比起作用,而不可以把它当做绝对真理。历史能够表明在可比较的情景下某些行为的后果。”但这也正是关键所在,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每代人必须找到他们可以拿来比较的情景。”
弗格森在传记中给出了许多例子,用以说明基辛格是如何从历史中选取可比较的相似情况,来解释他那时的一些问题并做出选择。20世纪50年代,美国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猛烈抨击国务院和美国社会中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主流的保守派都对此模棱两可,基辛格就曾试图提醒他们联想一下希特勒执政早期德国社会的自满情绪。
他写道“希特勒执政后,德国人花了六年才意识到一个罪犯正在经营他们的国家,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以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充满道德的国度为荣。”
弗格森解释说“根据历史作出判断,这种思维模式永远活跃在基辛格这位政治家的头脑中。他总是能反转所谓的灾难性事件,从而实现和平。”
基辛格说“假设1936年民主人士行动起来反对希特勒,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希特勒到底是个民族主义者,还是躁狂分子。民主人士后来发现希特勒是个不折不扣的躁狂分子,他们确实知道了,但代价是几百万人的生命。”
弗格森说那种在确定某件事的可能但又不肯定的结果后再行动的做法,可以称之为“推测问题”。这是现在执政者经常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不论是应对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是ISIS的核恐怖主义威胁,亦或是基地组织。
但如果我们总要在知道了对手的目的及能力后再采取行动,很难想象我们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就恐怖分子的问题来说,如果我们不在开始阶段就打败他们,那等到他们发展成熟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承受类似巴黎袭击亦或是9·11袭击的风险。
说到基辛格治理国家能力的核心,弗格森在传记中说,基辛格能将其深厚的历史知识运用到他所面临的政策问题上。
就像丘吉尔曾说过“回首越深邃,前瞻愈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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