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位班主任，是个看起来很儒雅但实际上“很有意思”的人。他的专业是晦涩的文艺美学，但在私下聊天时，他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却又让你忘不掉的观点。
比如，他曾经问我，你知道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吗？面对这个宏大而难以切入的命题，我只好故作清纯地摇头。然后他告诉我说，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看一个人的嘴。如果一个人的嘴唇经常是紧闭的，那他就是个知识分子，因为这样的人内心永远紧张、而大脑总是在思考。后来，我用这个观察方式去看伍迪·艾伦的电影，发现还真有道理。在他那些神神叨叨的电影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伍迪·艾伦永远双唇紧闭、目光忧郁，而漂亮的女主角则总是合不拢嘴。
当你用一种富有幽默感的方式去观察周遭时，世界往往呈现出不一样的面目。有的喜剧会暴露出它的悲剧性内核，有的悲剧却又让人忍不住发笑。这或许是因为，世界本来就不是你所看到的样子。
每到这个时节，去武大看樱花就成了文艺爱好者的重头戏。就算没去珞珈山，只要看见“樱花”这个字眼，好像就忍不住心动神摇。但最近有个学者撰文指出，武大樱花其实是侵华日军带过来的。那盛开和摇落的美景，实则是一段耻辱历史的见证。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学者真烦”。本来挺高兴的事儿，他非给你弄得沉重而灰暗。你本来想的是踏花归来马蹄香，结果受到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
武大樱花是侵华日军带过来的，这一历史钩沉，确实翻出了喜剧性场景背后的悲剧性叙事。如此一来，看樱花时要不要双唇紧闭，好像就成了政治是否正确的一种检验。但是，作为普通人而言，要不要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牢记历史”呢？好像也没必要这么拧巴。把意识形态问题贯穿到吃饭穿衣打嗝放屁之中，很容易把人们内心的某根弦绷得太紧，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在现实中站队。这未必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达观心态。
前些时候，有个东北女孩在视频中控诉医院里的号贩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大老远跑到北京来，却总是挂不到专家号，这样的遭遇确实让人同情。但最近北京警方披露的一些案情，却又让严肃的号贩子问题披上了几分喜剧色彩。
北京警方经过周密的侦查，一举破获了一个号贩子团伙，抓了不少人。从媒体报道的细节看，这个团伙的运作方式“很有意思”。由于警方对号贩子始终采取高压政策，这两年来，号贩子也开始自觉转型，并表现出“互联网+”的业态。比如，他们利用社交平台组织了一个“龙商会”，上线和下线都通过微信彼此联系。抢号、批号的流程，都和互联网密切关联。做个号贩子，也搞得如此与时俱进，想想就让人忍俊不禁。
号贩子问题难以解决，其实也是市场扭曲的结果。三甲医院的专家号实行极低的定价，但在市面上却可以高价出让，由此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市场。如果把专家号的定价提高，最大限度地挤压号贩子的利润空间，他们没准就改行做餐饮外卖了。但是，专家号提价就意味着加大患者的医疗负担，犯了政治不正确的错误。把这个“错误”转嫁给号贩子，就好比把烫手山芋扔给你的闺蜜。你是痛快了，可你想过别人的感受吗？
伍迪·艾伦让他的性感女主角总是“合不拢嘴”，其实也是政治不正确的。因为他给了人们这样一种暗示：只要是漂亮的，就是没文化的。这当然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但是，要不要这么麻烦啊？人家只是拍个电影啊，大家只是看个热闹啊，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是不是太不辽阔了呢？
回到事情本身，让樱花归于樱花，现实就会更加雍容。连号贩子都不得不转型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这种心态。
（文/蔡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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