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君如伴虎：论唐太宗与魏徵关系之转变
唐贞观朝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关系一向被视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典范,而事实上他们的关系远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样和谐,那样始终如一,魏徵死后甚至惨遭清算.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敌对到合作(李世民即位前),由亲密到疏远(魏徵在世时期),由憎恶到怀念(魏徵过世后)的过程,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唐太宗由即位之初的积极纳谏到而后消极拒谏的全过程.
武德元年（618）---武德九年（626）:完全对立,你死我活
魏徵的人生经历颇为复杂,他早年做过道士,在隋末动动中先后跟随元宝藏和李密,之后又与李密降唐,任太子洗马,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府中智囊.这一时期,李世民与魏徵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他不止一次劝说太子早杀秦王,以绝后患,但太子并未采纳,不然的话大唐历史必将因此而改写.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就找到魏徵,质问他为什么挑拨他们兄弟关系,魏徵从容答道:“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我们知道,事实上太子与齐王并不是太顾及过什么兄弟情分的,也曾屡次设计谋害秦王,那为什么魏徵会有这样的回答呢?某天骄以为当时魏徵很可能提出了一个十分阴险的计策,而太子都认为过分而未能采纳,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魏徵在玄武门之变前当真是急欲除秦王以后快的.
李世民因为久闻魏徵正直贤良之名,于是不仅赦免其罪,并最终用他为谏议大夫,由此演绎出中国历史上别具特色的进谏与纳谏的精彩故事.
武德九年(626)---贞观四年(630):积极纳谏,重赏谏者
刚刚经历了一场血腥政变,踏着兄弟的尸骨踏上皇位的李世民,其心里承受着巨大压力,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有所作为,开创一个亘古未有的盛世的话,那么历史上的自己只能是一个篡逆者的形象,与表叔炀帝无异,因此初登帝位的李世民迫切的希望大干一场.其次,由于唐太宗自己与隋炀帝的特殊关系(李渊与杨广的母亲是亲姐妹),他知道论聪明才智,他的这位表叔决不比自己差,可他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将一个富庶无比的大隋王朝败的一干二净,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因为隋炀帝太自负了,他容不下一句异己之言,于是他只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加之刚刚稳定下的大唐尚没有完全摆脱内忧外患的困扰，国力也远没有恢复到隋朝前期的水平。某天骄以为正是基于以上现实与历史的两个原因促使唐太宗广开言路,对于敢谏者慷慨的给予金银高官的赏赐,以鼓励他们积极进谏,以补为政之失.
这时的唐太宗是十分清醒的，一天太宗把自己战争岁月中收藏的弓箭拿给一个弓匠看。弓匠看后回答说：“这些弓不是用好材料做的。”太宗深感意外，忙问：“你怎么知道？”工匠说：“弓的材料中心部分不直，脉纹还是斜的，这样的弓力量虽然很大，但发出的箭不走直线，要它何用！”太宗闻罢点头称是。太宗受此事启发对太子少师萧禹说：“我以强弓平定天下却连弓箭的性能都不了解。由此来看，对于治理天下的事务，我又怎么能掌握其中全部的道理呢？”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宗纳谏的决心．
因而这个时期也就是唐太宗与魏徵关系最好的时期了,<旧唐书>称'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由此可见君臣关系之和睦.然而就是在这个蜜月期,依旧充斥着不和谐的音符.贞观元年(627)就有人出来告发魏徵，说他结党营私,太宗令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证此事，最后证明举告者所言不实。但温彦博同时也指出了魏徵的另一个缺点：“徵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这就是说魏徵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但是他平时做事却很不注意分寸,所以才会有人怀疑.于是太宗即命温彦博转告魏徵以后不能这样了,此事本来可以就此了解,但还是引起了魏徵一番高论：“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太宗没有治罪只是很温和的警告已经是很开恩的了，而魏徵最后竟又迫使太宗认错，这就有些过分了。还有通过这件事某天骄想说明,太宗与魏徵二人远不是亲密无间.
贞观四年(630)----贞观十七年(643):关系疏远,逐渐恶化
贞观四年(630)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写了当时整个大唐王朝的命运,李靖与李勣统帅的大唐雄师攻灭东突厥,西北各族领袖共同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一时间太宗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同时随着国内经济状况的大为好转,文化的繁荣昌盛,大唐王朝成为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这就难免要使太宗滋生出骄傲情绪,其表现就是不能像即位处那般从善如流了.
造成魏徵与太宗关系逐渐疏远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魏徵自己,虽然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俾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并进一步解释道：“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龙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傅承，流祚无疆；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此其异也。”总之一句话,良臣得辅佐君主使国家强盛且得终身富贵,而忠臣必是以死报国,也就是一生一死,而纵观魏徵一生,他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将自己往忠臣的路上引,进谏之时完全不去顾及太宗的面子和想法,这是任何帝王都无法容忍的.
贞观六年(632)，这种情况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了。一次唐太宗回宫气愤的对长孙皇后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乡巴老，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话说的相当不客气，长孙皇后闻言悄悄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埋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这才使太宗暂且消了气。此时若不是长孙皇后深明大义，出来劝谏的话，太宗当然也不至于杀掉魏徵，不过通过这一件事已足以看出，太宗对魏徵的怨恨早已是表露无疑。
虽然如此,但此时的太宗却一时一刻也离不开魏徵.贞观八年,一次太宗想要分派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到各地视察,李靖推荐了魏徵,太宗回答说：：“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于是命令李靖与太常寺卿萧等共十三人分别巡行全国各地.这表明在大唐国力陡然上升的时候太宗还是可以保持一个较清醒的头脑的,然而当魏徵看到之后太宗逐渐怠惰，懒於政事，追求奢靡的时候，毅然在贞观十一年（637）和贞观十二年（638）分别上奏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初期的优良作风.这不可能不打击太宗的自尊和自信的,也埋下了未来清算魏徵的种子.
贞观十七年(644)---贞观二十三年(649):先清算,后怀念
魏徵刚刚去世的时候,太宗悲伤不已,不仅给以'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的优厚待遇,而且说出了那句著名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徵殂逝，遂之一镜矣！”的话.
此后不久,了魏徵曾经举荐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先后犯罪一被贬黜,一被诛杀,于是太宗开始怀疑魏徵结党营私。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太宗有听说,魏徵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太宗大怒,这不是诚心给自己整“黑材料”，给自己脸上抹黑吗?于是乎原本要将衡山公主下嫁给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被解除，而太宗亲自给魏徵写的墓碑也被推翻在地，对其家更是“渐衰矣”。
太宗与魏徵的纠缠到此还没完，贞观十八年（644），也就是魏徵死后的第二年，唐太宗不顾大臣劝阻毅然决定步隋炀帝之后尘亲征高丽，虽然是连战连捷，可最后却因受阻于安市城和天气原因不得不放弃战果，回师中原。这一战大动干戈，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此时唐太宗才又一次想起了魏徵，长叹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同时“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也就是命人再去魏徵墓前悼念一番，并且将当初推倒的墓碑又立了起来。
平心而论，此时唐太宗想起的其实并不是魏徵而是即位初期的积极纳谏，若是能一贯保持如此作风，怎么会有高丽之失呢？追悔莫及之下也只能借怀念魏徵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了。
最后某天骄评价一下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关系，他们共事十七载，即便有些不愉快，也最终没能酿成大祸，这是幸事，若是换一个什么汉武帝之类的，恐怕魏徵至少也死了好些回了（汲黯就是个例子，他直谏汉武帝虽然没被处死，可也一直被武帝疏远猜忌）。因此唐太宗依旧是千古难寻的好帝王，但可惜的是却不能有始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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