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演讲中坦白，“他曾一再地说道：取消《凡尔赛和约》 ”。
确实，从这个煽动者投身政治开始，他始终毫不含糊地表明，一旦当政之后将设法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担任国家总理之后，他从未放弃过其纲领的核心之一“占领东方的生存空间”。
当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举行“夺权”胜利 8周年庆祝活动时，计划中对苏联发动的种族主义歼灭战也进入了实施的阶段。
当政的最初几年，希特勒在公众场合小心翼翼地绝口不提其内容广泛的扩张计划。德国面临的棘手的国际局势迫使他谨言慎行，他必须考虑到，法国特别无法接受德国的重整军备，可能会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从理论上承认德国的军事平等地位到重新恢复一定军事实力”的阶段是“最艰难和最危险的”，1933年 2月 9日，希特勒在创造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他强调了扩军的“绝对优先地位”。
希特勒在扩充军备的早期关键阶段竭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以和解的态度安抚其他列强。他一再地做出保证，哪些问题是德国最关心的，比如德国在国际上争取获得平等地位，与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只有不断强调德国的和平愿望与和平意图，才有可能为德意志民族逐步地争取自由和建立一支实现下一步计划所必需的军队。像“夺权阶段”对待保守派盟友一样，希特勒在外交方面同样极其成功地玩弄了安抚和欺骗的把戏。大多数外交官也错估了希特勒。他们也认为，通过国际条约的束缚，他们能够“驯服”希特勒的“行动欲望”。
那时仅有少数外国观察家意识到，希特勒并不满足于修订《凡尔赛和约》。
1933年 1月 30日之后最初的一个阶段，德国外交部没有任何人事变动，这也是造成外国政治家普遍低估希特勒的原因之一。
他们寄希望于执政后的希特勒和国社党人能变得“温和”的想法在内政领域已经化为泡影，在外交领域也被证明是危险的错误观念，虽然后者到公开暴露的时间持续得更长一些。对于希特勒来说，上台后的头几个月里他的当务之急是在国内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在外交方面他比较审慎，继续把这个领域交给威廉大街的职业外交家们。
当他稳固了政权之后，情况改变了。现在他同样掌控了外交领域的领导权。希特勒“把时间都用在了外交事务上”。做任何重大决策时他都指定了方向，像从前排挤左派和战胜保守派盟友时一样，他在这个陌生的领域也能敏锐地洞察对手的弱点并无情大胆地加以利用。只花了三年，他就通过一系列轰动一时的突然袭击彻底推翻了凡尔赛体系。
希特勒上台时，凡尔赛体系业已面临着解体。巴本在 1932年 6月的洛桑会议上摘得了布吕宁外交政策的胜利果实，成功地把德国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赔款义务中解脱出来；1932年 12月 11日签订的《五国宣言》，从原则上承认了德国获得了军事领域的平等地位，这是施莱谢尔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的令人瞩目的一大成就。虽然该模式还要经过国联日内瓦裁军会议的讨论，这清楚地表明，总统制内阁阶段的德国外交比施特雷泽曼当政时期赢得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此外，经历了惨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两个以民主为立国之本的西欧国家出现了强烈的和平主义思潮，任何发动新的欧洲战争的想法都会招致人们的反感，因而重整军备的政策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尤其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凡尔赛和平秩序自身也带来了不公，德国应该得到补偿。西欧资产阶级政治精英对共产主义的普遍的恐惧感也对希特勒有利。“元首”自诩为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急先锋，他借此可以取消他的人民与他领导的政府的某些“义务”。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民主危机”也为希特勒带来了强劲的东风。1922年 10月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并建立法西斯政权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打响了发令枪。1918年至 1919年后新建的国家里只有两个——芬兰和捷克能在战后几十年的危机中坚持民主制度，其他所有国家——奥地利共和国、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后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王国）、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变成了独裁政体。1918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些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处于“向独裁转型的过程中”。总体的趋势对希特勒和国社党有利，他们建立的独裁政权似乎符合时代的潮流。
外交部、国防部和希特勒一致同意，对外掩饰德国的扩充军备，同时做出和平的姿态，以便在外国人面前隐藏德国的真实政治意图。1933年 5月 17日希特勒在国会做的第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讲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他在讲话中强调了德国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同时否定了所有的战争和暴力思想：“新的欧洲大战不会给令人不甚满意的现状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无法在欧洲产生比目前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局面……德国民族政府最真切地希望，通过真诚和积极的合作阻止此类反和平的发展趋势。”希特勒宣布将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权利，“日耳曼化的概念”对于国社党来说是陌生的——又是一次虚伪的表白，当人们想到他本人在 2月 3日对军队将领们的讲话中还提到了将对占领的东欧地区“无情的日耳曼化”。对外宣布德国即将裁军也属于言行不一，此时德国已经开始秘密地扩充军备了。和平宣言中精心地掺入了不露声色的威胁，如果德国依旧无法得到平等的地位，它可能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和退出国联。
希特勒的“和平演讲”起到了它的作用。希特勒扮演的温和而通情达理的外交工作者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连前文所说的因受迫害而元气大伤的 SPD国会党团都投票赞成政府声明。
1933年 2月，日内瓦裁军谈判重新启动，在谈判中德国和法国的利益很快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英国政府企图从中斡旋，但是考虑到法国的安全需要，它在承认德国完全的军事平等地位问题上犹豫不决。因此早在 5月份布伦堡和诺伊拉特已经下决心让谈判告吹。此时希特勒还忙于推进一体化的政策，因此他不想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他采取的战术反而灵活得多。他下令让鲁道夫·纳多尔尼（RudolfNadolny）率领的德国谈判代表团不要从原则上反对所有调解建议。他并不希望日内瓦谈判有根本性的突破，但他要竭力避免造成德国人破坏谈判的观感。谈判破裂的责任应该推给对方。
10月 13日，希特勒告知内阁他做出的决定：次日“退出国际裁军大会”，并且同时宣布德国退出国联。人们可以通过 3月 5日新选出的国会的新公投支持这一步骤。于是德国人民获得了“通过全民公投认同德国政府和平政策”的机会，由此“让全世界无法再指责德国咄咄逼人的政策”。面对国联可能的制裁威胁，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和忠实于自己的原则”。
希特勒做出决定之前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退出国联并非毫无风险。扩充军备还处于起步阶段，德国还无法应对军事对抗。即便是制裁也会对经济恢复造成严重的影响。至少德国将面临着外交孤立的危险。
10月 14日晚上，希特勒在广播电台对全世界公众讲话。他第一次使用了后来他在外交中频频使出的双管齐下的花招：一方面无视国际外交惯例制造既成事实，另一方面用混淆视听的言辞、和解的姿态和诱人的交易缓解其风险性。“终有一天”，他喊道，“胜利者和失败者必须重新回到彼此信任和理解的联合体中。”这一呼吁主要针对法国，希特勒称之为“我们古老而光荣的对手”，“如果两个民族在共处中永远地摒弃武力，对于全人类来说将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确实，论撒谎和伪装的才能，没有一个欧洲政治家能与希特勒媲美。
10月 24日希特勒展开了国会新公投的宣传活动，他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演讲，由此揭开了外交政策全民公投的序幕。他慷慨激昂地宣布，根据他的“神圣信条”无论何时他宁可死去，也不愿意签订任何损害德国人民利益的东西。“一旦我犯了错误或者德国人民无法容忍我的行为，我可以自我了断：我将安静地承受！”
投票时发生了许多违规的事情，因此它只是有限地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民意。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绝大多数人自觉自愿地支持了希特勒政府。
1934年 1月 26日发生了另一个重要事件：德国和波兰宣布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条约为期十年，双方都有义务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筹划这一举措的不是外交部，恰恰是希特勒本人11月中旬，波兰和德国之间的正式会谈，最终方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这一惊人之举自然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意味着德国背离了一贯的外交方针，即不甘心承认按照《凡尔赛和约》被迫割让给波兰的领土，尤其不愿承认将德国和东普鲁士分割开的波兰走廊。
促使德国总理改变外交政策的原因并不是他忽然对马绍尔斯·毕苏斯基（Marschalls Pilsudski）的波兰专制政府产生了任何好感，而是因为他清醒地计算出和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能得到多少好处。一方面它能防止波兰和法国发起共同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德国政府目前非常重视的一个危险。“10年的安定，即使要付出代价”，1933年 11月希特勒如此概述他的外交路线。另一方面和波兰签订协议也是强烈证明他一再宣称的热爱和平的好方法。由此他也给外国的外交人员留下了好印象，尤其是英国大使菲利普做出的反应，他称颂希行勒的“政治家的功绩”。但是明确放弃武力并不意味着承认波兰占有的领土，即某种形式的“东方洛迦诺条约”。希特勒起初主要想在东部国界线获得周旋余地，但是也不排除以后改变现有国界线的可能，当然他不会在公开场合里说出来。相反——1934年 1月 30日，在纪念“夺权”一周年的国会讲话中，希特勒赞美与波兰的协议掀开了两国历史的新篇章：“德国人和波兰人将满足于共存的事实。
掌权一年之后，希特勒确定了外交政策的方向和进度。虽然外交部的外交官们对既定的策略有一些疑虑，但是他们还是忠实地为新政府效力。
希特勒不喜欢读大使们的报告，仔细批阅文件一向不是他的专长，但惊人的记忆力有助于他熟悉了解外交事务，他能在外交官们面前显示他掌握的细节知识。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 1933年 6月 14日到 15日在威尼斯的首次会晤——德国国家元首的首次出国访问——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不祥的阴影中。谈话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墨索里尼德语说得不错，他拒绝让翻译介入。在有关奥地利的争议问题上他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后来墨索里尼在他妻子面前不甚恭敬地评价希特勒：希特勒“性情粗暴”，“没有自控能力”，“他顽固，不怎么聪明，我们的谈话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
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陷入低谷。“与意大利的关系完了”。同一天国务秘书比洛在同总参谋长贝克上将的谈话中指出，没有人相信希特勒与 7月 25日的事件无涉。政变的策划“令人难以置信的草率”。一切都岌岌可危，尤其是整体的扩充军备……所有重要的强国都在反对我们。法国一如既往在幕后对我们造成威胁，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创造出对其有利的局势。”失败的政变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对于希特勒来说是奇耻大辱，这是他力图彻底改变战后秩序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挫折。他从中汲取的教训是，他应该——至少在合并问题上——小心从事，等待良机。在此期间他继续通过表达和平意愿麻痹欧洲列强的警惕性，暗地里大力推动扩充军备。在 11月初的国家督察员大会上，希特勒表示：“德国政府决不能表现出任何军事介入的兴趣。如果我们能获得 10～ 12年的和平时间，我们就能彻底完成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然后对于对手来说，对德战争将意味着重大的危险。”他对外政策的长期目标绝不仅限于修订《凡尔赛和约》，1934年7月 26日晚上，激动了几个小时之后，希特勒重新恢复自控能力，紧张焦虑化作了兴奋的心理状态，他在和戈培尔的私密谈话中透露出讯息：“希特勒谈到了未来。
他说话像个先知。德国将成为世界的主人，一个世纪的任务。根据观察，希特勒既是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个空想家，这一不同寻常的组合使得他的崇拜者和对手同样难以捉摸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935年 1月萨尔地区的全民公决让希特勒有机会弥补 1934年 7月犯下的错误。根据《凡尔赛和平条约》，萨尔地区被置于国联的监管之下，当地人民 15年后自行决定他们将归属哪个国家——德国还是法国，以及国联授权托管的现状是否继续保持下去。就“返回帝国”的问题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反对者，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人，聚集在萨尔河畔“打击希特勒！”的口号下面，赞成回归德国的人组成了统一的同盟——德意志阵线，除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之外，资产阶级政党的剩余力量也加入了同盟。他们寄希望于民族主义口号的吸引力——寄希望于一个事实，即经济恢复让德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法国此时方才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德意志阵线的成功毋庸置疑，但胜利的程度依然令人惊讶。
1月 13日，90.8%的选民投票赞成与德国统一，8.8%赞成维持现状，0.4%赞成被法国兼并。这意味着，连大多数左翼选民都投入了“回归帝国”的阵营——这对于 SPD流亡党组织来说意味着苦涩的失望。
纳粹宣传将此次事件诠释成希特勒个人的胜利。“90.5 %的人赞成希特勒。（我们）深受感动……”希特勒在内阁表示高度赞赏萨尔人民的爱国热情：“现在还无法大致预料这个事件在外交上的意义。”3月 1日，萨尔地区正式回归德国的日子，希特勒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萨尔布吕肯，在市政厅广场上举行庆祝活动。
然而，希特勒在为他的下一步棋做准备。成为总理之后希特勒一直把大力扩充陆军、海军和空军视为首要任务，自从 1933年秋季退出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希特勒加快了在这个领域的努力。1935年春季，德国非法的重整军备已经达到了无法再对外隐瞒的程度。现在问题是，他们怎么才能公布于众并且将其合法化而不至于过分得罪西方列强？
本文摘自《希特勒传：跃升年代》（上、下册），东方出版社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