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影中饰演美国总统的Bill Pullman 楼下传来一片舔屏声 | ||||
可是回顾历史，你会发现，稀里糊涂的美国人当初根本没有把这一天当成什么大日子： 「 在最初几十年的国家生活中，什么日子——如果有的话——应当作为国家节日而加以庆祝的问题是一点也不清楚的。在这方面，正如美国人就国家的自我界定所作的其他努力一样，他们处于长期的混乱之中，并因无常多变和地方忠诚及党派忠诚之间的竞争而感到烦恼。这种混乱的痕迹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后期，从法律上讲，美国这时仍然没有国家节日。」 也就是说：在美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根本不存在“独立日”“国庆节”这样概念的全国性纪念日。 那么，问题来了，7月4日是什么日子？为什么后来美国人会把7月4日当成国家纪念日？让我们一起看看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经典著作《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一书中是如何阐（ba）释（gua）这段历史的。 |
为什么是7月4日？
文｜[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
摘自｜《美国人》之《建国的历程》（限于篇幅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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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是为纪念在1776年7月4日于大陆会议中宣布独立宣言所成立的节日。这一天是美国宣布从大英帝国宣告独立的日子，故独立日也是美国的国庆日。（来自：维基百科）
7月4日是什么日子？为什么以7月4日为节日？确切地说，7月4日怎样和为什么恰巧成为举行庆祝的日子，并被给予其通常被赋予的意义？这或许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开的谜。
首先确定美国独立的决议，是由大陆会议在1776年7月2日（不是7月4日）通过的。因为大陆会议是在7月2日正式投票通过了6月7日由理查德·亨利·李提出的、经约翰·亚当斯附议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布：“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有权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了对英国王室的一切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
就在第二天（7月3日）约翰·亚当斯给他的妻子写信说：
“1776年7月2日，这一天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倾向于相信，它将为我们的后代作为伟大的周年喜庆日而加以庆祝。”
为《宾夕法尼亚晚报》在7月2日晚上宣布：
“这一天的大陆会议宣布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
假如7月4日不是首先正式宣布美国独立的日子，那么它有什么理由得到这种荣誉呢？因为它也不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的签署日子。
独立宣言签署于7月4日的这个看法所以得到流传，是由于许多错误的个人回忆，甚至是由于某种历史上的事后捏造。在这神圣的1776年之后的十年中，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分别著文称，独立宣言是在7月4日签署的。这种混乱的出现还由于1776年大陆会议本身甚至都未宣布“签署者”的名单，它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它认为，为谨慎起见，首先要看一看各州对独立宣言的反应。
大陆会议在1777年1月19日首次公布了“签署者”的名单。后来，当大陆会议将它的正式记事录付印时，它实际上篡改了自己的记录（甚至删去了1776年7月19日和8月2日的不同意见的项目），想借此表明，独立宣言是在7月4日签署的。这一隐藏在刊行的会议记录后面的真相，最后在按照合众国国会的命令于1821年出版的《秘密议事录》上出现了。但是，7月4日签字的这一神话已经变得根深蒂固，甚至杰斐逊自己也不相信真正的事实。到了这个时候，杰斐逊起草的这个文件的索然无味和墨守法规的标题也为更具有感染力的标题所替代了，新的标题一直保留在后来的整个美国历史中。
有关签名的神话，并不是很快就附在7月4日这一天的唯一神话。还有其他一些更加活灵活现的神话。其中一个是关于“自由之钟”的。在美国的爱国主义图象中，“自由之钟”几乎变得像国旗本身一样突出。
根据最为流行的传说，独立宣言的签署是通过悬挂在费城议会大厦顶上的大钟的钟声向全世界宣布的（由于这个行为，它被尊崇为“自由之钟”）。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口钟是有的，但是当时的历史学家们和大陆会议的议事录都没有提到它。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掀起反对奴隶制运动时，这口大钟才第一次获得了它的传奇式的名称。在1839年于波士顿召开的马萨诸塞反对奴隶制集会上，散发了题为《自由之友们身边的自由之钟》的小册子，上面附有一幅这口钟的插图。这是至今所发现的对钟的最早的描述。在其后的若干年中，用的也是这个名称和这幅图。这里提到的“自由”当然不是指殖民地脱离英国的独立，而是指奴隶的解放。
不久又创造了一个传说，它将历史上的这口钟用于进行新的争论。这个传说的创造者是乔治·利帕德。他是费城的一个多才多艺的新闻记者，他在短暂的三十三岁的一生中的最后几年中作了数量惊人的爱国主义事业。利帕德本人很快就被人们忘却了，但是他却使“自由之钟”永垂不朽。利帕德在他的《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或美国革命的传说》（1847年出版）中，通过凭空捏造一个注定要成为美国“历史”中最令人难忘的插曲之一的故事，使自己取得了可以和威姆斯牧师平起平坐的地位。他赋予了整个新国家以一种庄严的象征。“自由之钟”将在钱币上、邮票上和政府债券上无休止地再现，最后成为美国的国家地位、美国的目标和美国的使命的最受珍爱的标志。
利帕德在《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中叙述了1776年7月4日费城的场面，描写了州议会大厦周围的“焦急不安的人群”。在独立厅的尖塔上是“一位满头白发和晒黑了脸的老人……穿着粗陋的衣服”，他的旁边是“一个有着亚麻色头发的男孩，长着一对充满笑意的蓝眼睛”。由于那可爱的怪老头不识字，男孩就把刻在钟上的题词清楚地读给他听：“对全国和全国居民宣布自由。”由于急于想知道钟上的预言是否已经实现，他把那蓝眼睛的男孩送进大陆会议的大厅中去。不需要第二声命令，那个生着蓝眼睛和亚麻色头发的男孩就跳出了护钟老头的怀抱，沿着黑洞洞的楼梯走了下去。
只剩下护钟老头一个人了。许多分钟过去了。他靠在尖塔的栏杆上，脸向着切斯纳特大街，焦急地等待着那个亚麻色头发的男孩。又过了一会，他仍然没有回来。聚集在路上和草坪上的人更多了，那男孩还是没有回来。
“啊！”老人呻吟着说，“他已经把我忘记了！我这双老腿不得不蹒跚地走下州议会大厦的楼梯，然后又上楼，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孩子——”
才讲到这里，耳边突然响起了一声快乐的、响亮的笑声。在路上的人群中站着那个蓝眼睛的男孩，他拍着自己的小手，微风把他亚麻色的头发吹得披在他的脸上。
接着，他挺起小小的胸膛，踮起脚尖，喊出一个字：“敲！”
你看到了那个老人眼睛中的火焰了吗？你看到了他那一下子裸露到肩部的手臂了吗？你看到了那只抓住了钟的铁舌的干枯的手了吗？老人变得年轻了，他的血管充满了新的生命。他前后摆动着身体，推送着钟舌，用力地敲打起来。钟响了！街上的人群听到了钟声，爆发出一阵长时间的欢呼。古老的特拉华河听到了钟声，河上几千个水手的欢呼声又将钟声回了转来。这个城市听到了钟声，人们从办公桌和工作台旁突然站了起来，就像地震开始了一样。
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人群，没有白发的怪老头，也没有“长着一对充满笑意的蓝眼睛和亚麻色头发的男孩”。关于这一切，没有任何一丁点儿根据。约翰·亚当斯有意味地报道说，7月8日，在宣读了独立宣言之后，费城基督教堂（教堂牧师在继续为英王祈祷）的敲钟人敲响了钟声。但是无论是亚当斯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提到州议会大厦尖塔的钟声。
这个“自由之钟”的传说在本杰明·J·洛辛的《美国革命的实地图片记录》（1850—1852年出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并使之永远流传下去。这是一本由图画、爱国的场面和实物组成的历史概览，装潢精美，并非一点也不可靠。洛辛的详细但调门较低的利帕德的故事的翻版（书中附有钟的插图），牢固地确立了“自由之钟”在美国革命中的圣物的地位。
为什么把7月4日定作国庆日这个重要的谜仍然没有解开。这一节日的早期历史只是增加了混乱。庆祝这一节日的人一般都含糊地称之为美国独立周年纪念日，虽然在1776年后的五年中，亚当斯把这一天称为独立宣言签署周年纪念日，又过了不到五年，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用写作进一步肯定了这个错误。
在与这个节日有关的神话中，最顽固、最荒谬的莫过于认为： 从美国诞生之日起，7月4日一直就是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节日这个神话了。
在革命战争时期，每年都用庆祝活动来纪念这一天，大陆会议也参加过这种庆祝活动，但是并不总是得到正式投票的承认的。革命结束以后，联邦国会在1785年和1786年投票批准了7月4日的庆祝，但在1787年却没有这样做。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在1781年投票批准了这一节日，这是它首次得到了一个州的正式承认。
波士顿于1783年开始了市一级的庆祝活动，那一年市政会议投票决定用7月4日正式代替原来的波士顿惨案周年纪念日（1770年3月5日），并决定7月4日“应永远作一次公共演说来予以庆祝……在演说中，演讲者既应考虑自从这个吉庆的时代以来已经产生并将永远继续产生的重要的良好作用，无论是普遍的还是国内的，又应考虑导致这个伟大的爱国主义的感情、风俗和原则”。
但是，在制宪会议于费城召开的1787年，国会投票决定不举行正式庆祝活动。在那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庆祝活动有着强烈的派性，不同的政治党派以各自的仪式进行庆祝。它（7月4日）变得声名狼藉，成了一个产生尖锐的政治纠纷的日子，有时最后导致暴力。
可以理解，对于这一日期本身也存在着不同看法。直到1795年，一些报纸还认为（在上面所引用的约翰·亚当斯的信的基础上）“美国独立”的正确日期不是7月4日，而是7月2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7月4日这一日期已确立其地位。
从1788年起，在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关于采纳新提出的联邦宪法的激烈辩论中，它成了一个受人欢迎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人们可以乘机就爱国主义的真正性质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在纽约、费城、哈特福德和其他地方，联邦党人垄断庆祝活动，将美国革命的神圣目标与引起争论的新宪法的目标等同起来，并借以宣传联邦党的观点，来为自己的党捞取资本。
很自然，这激怒了反联邦党人。例如，在普罗维登斯，在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的带领下，一千个市民企图阻止将7月4日变成庆祝联邦宪法得到批准的日子而没有成功（关键性的第九个州，即新罕布什尔，在6月21日批准了宪法）。罗得岛州没有派代表参加过费城的制宪会议，这个州的公众激烈反对新宪法，直到1790年才批准了它。公民们认为，7月4日这一天“应该为所有的人庆祝，而不只是为一个派别所庆祝”。
虽然如此，联邦党人多年来还是力图支配这一个也许可能成为真正全国性节日的日子。以强烈的贵族政治和联邦主义而闻名的辛辛那提协会，就把他们州的年会固定在7月4日，从而也被指责为企图篡夺这一重要日子。例如，在波士顿和费城，联邦党人十分成功地控制了庆祝活动，使它实际上变成了党的集会。他们吹嘘新宪法，欢呼英国反对法国，诽谤杰斐逊和杰斐逊主义者。在联邦主义的各个堡垒（甚至在7月4日的反联邦党人的宴会上），直到1797年杰斐逊成为亚当斯的副总统以前，他都没有因为他的独立宣言而分享到公众的赞誉。
1801年杰斐逊的当选与其说使7月4日成了一个国家节日，不如说它只是向另一个党（现在是共和党）提供了一个支配这一天的机会。
在建国五十周年纪念的1826年，由于天意赋予7月4日纪念日以新的全国性意义的戏剧性巧合，这一天变得神圣化了。当时美国人已经幸运地经受住了第二次反英斗争的考验，并且也经受住了内部分裂所造成的多次威胁，从而度过了足足半个世纪的国家生活。这一个7月4日非同寻常，它应该比普通的7月4日得到更加隆重的庆祝。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要求这次庆祝活动不要被“猎取官职的人和煽动者”所垄断。
6月间，全国各地都已拟订好庆祝计划，于是在这一天到来时举行了阅兵、演说、野餐、私人舞会和公宴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同时，在华盛顿，一个以市长为首的十三人委员会制订了周密的庆祝计划。市长邀请了所有仍然健在的独立宣言签署者和卸任的各位总统。查尔斯·卡罗尔、约翰·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未能出席，但是，他们的措词得体的谢绝信却发表在华盛顿的报纸上。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参加了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包括庄严宣读独立宣言，发表演说和呼吁捐款以支付杰斐逊所欠的债务（杰斐逊的种植园不久前遭受到严重的暴雨）以及“放了五彩缤纷的烟火”。这一天的庆祝活动没有受到任何党派偏见的损害。过了不到两天，传来了杰斐逊在4日中午于蒙蒂塞洛去世的消息。又过了两天，又有消息说约翰·亚当斯也于4日在昆西去世。
对于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来说，这种双重的巧合似乎标志着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给予开国先辈和国家的“神恩”。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威廉·沃特在华盛顿众议院所发表的双重颂词中进一步说道：
同胞们，迄今为止，我们只是把7月4日作为我们独立的周年纪念日来庆祝的，它的支持者仅仅是人类。但是，在今年的7月4日来到时，——我们国家的伟大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这个纪念日完全可以被称为人类的自由和上帝一起参加的庆祝活动，它又一次以双重的光荣使这个纪念日变为神圣。
……
杰斐逊去世前几天所写的一封信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他在这封信中为不能参加1826年7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而表示遗憾，并对这个节日的意义作了解释：
但愿这个节日对全世界都具有我相信它将会具有的意义（对世界的某些部分早些，对其他一些部分晚些，但最终将是对整个世界），即是一种唤起人们挣脱由于僧侣似的无知和迷信而将自己束缚起来的锁链的信号，是唤起人们接受自治的幸福和保障的信号。
我们所采取的新的政府形式，恢复了无限制地运用理性和实行言论自由的无约束的权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或正在认识到人的权利。光灿芒四射的科学之光已向每个人揭示了这一明显的事实： 整个人类生下来时背上都没有驮着马鞍，上帝也没有赋予少数穿着马靴、带着靴刺的少数特权人物生来可以骑在别人身上的权利。
对于其他民族来说，这些就是希望的根据；对于我们来说，每年这样一天的纪念就能永远唤起我们对这些权利的记忆并始终不渝地为这些权利而献身。
（完）
以上整理自
美国人 --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卷精装收藏版） | ||||
译者 时殷弘 谢延光等 ISBN 978-7-5327-6806-6 定价 258元 出版时间 2014年12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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