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经济学家们的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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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生中最幸福的是哪一天？Becker的答案：“听说科斯定理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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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Sargent 每个学期都要选一门数学课，这个习惯维持了很多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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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说：“我每遇到一个问题，就会非常好奇。我爱做研究，但有时候必须在研究目标上做取舍，这太难了。” 

（他的新书上网了，《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初初看了一下，必然是下一代宏观的扛鼎教科书。免费当来看看吧：http://econ-www.mit.edu/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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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as回忆自己当年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上提交自己的“理性预期”理论时，他说： “当我演讲结束后，一位和我年龄相当的经济学家走上讲台，我认识他，非常尊敬他关于菲利浦斯曲线的研究，可是他对我说：‘你刚才解释了 为什么我过去几年的工作毫无价值。’我大吃一惊，那时候在这种级别的学术会议上我还只是个不足道的小人物，所以我赶紧说：‘不不不，我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 意思。’他坚持到：‘不对，你说的绝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是对的。’我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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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S1971年发表在《数理统计年鉴》上的论文《无穷维参数空间中的分布滞后估计》。SIMS写完这篇论文后没投经济学杂志，因为他显然知道没人看的懂。于是投给了最牛逼的数理统计杂志，结果编辑死活找不到审稿人，最后好不容易凑合拉来一个，审稿报告是这么写的：“我真的不明白这篇论文在说什么， 但是我检验了其中的几个定理，好像是对的。所以我猜应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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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玛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宏观经济理论课上偶然提起，他正在讲福利经济的某个细节，“哎，这个内容现在讲对你们有些难……可是汉密尔顿开始想这个也不过22岁，而且还是一边打仗一边想的。”1777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才22岁。白天是乔治·华盛顿的幕僚长，骑在马上打英国人；晚上是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学生，钻在军营帐篷里看论文，读亚当·斯密。十二年后汉密尔顿出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两年内发行国债，开设国家银行，搭建了美国所有重要的经济框架。而这些措施都是他22岁骑在马上打英国人时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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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玛斯·萨金特讲失业保险的某个细节，一位学生提问：“这么看来这个模型不是社会主义吗？” 萨金特教授说：“你说得很对啊！这个模型当初就是在芝加哥提起来的，那时候的芝加哥啊，真是个社会主义的天堂。”1940年大卫·洛克菲勒在芝加哥大学读完经济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是1890年大卫·洛克菲勒的祖父捐款建立的]，正逢二战，于是洛克菲勒报名参加海军。联邦调查局例行公事需要对服役者进行背景调查，就到芝加哥大学询问他的教授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兰格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理论奠基人。斯大林曾深为兰格的著作震撼。在兰格仍为美国公民时，斯大林恳求过罗斯福发放特殊护照，好让兰格到苏联对他私人授课]，“大卫·洛克菲勒是个好公民吗？”兰格说：“啊，当然啦，他对美国的忠诚程度和我不相上下。”二战后兰格立即放弃美国国籍，返回祖国波兰。是年社会主义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几个月后兰格重返美国，不过这次的身份是社会主义波兰的第一任驻美大使。 

事后萨金特教授说洛克菲勒与兰格的故事是他从兰格的学生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 Hurwicz）处听来的。2007年，赫维克兹与埃里克·马斯金、罗杰·梅尔森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此事另一有趣之处：1992年到1998年，萨金特教授任职芝加哥大学，其头衔即是大卫·洛克菲勒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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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金特教授是讲故事的一等好手，从打野鸭到钓鲑鱼到选红酒，什么都讲。他还读过许多小说，有一次突然说：“《安娜·卡列尼娜》开篇讲，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告诉你们，静态模型都是相似的，随机模型各有各的不幸。”又有一次，某位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你不要那么急，你应该去读读《百年孤独》。那本书，不看到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话不知道它在讲什么东西。我的课就和《百年孤独》一样，不到最后一节课最后一分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 

刚开学时萨金特教授曾问一同学觉得他的课怎么样。该同学说：“好极了，听着听着像是在听哲学。” 萨金特教授大笑：“你知道吗？我昨天和一个哲学家喝酒，他跟我讲他现在研究的问题，我听着听着觉得他讲的是经济学。”成为顶级的学者与成为出色的教师都需要罕见的天赋和特定的性格。托玛斯·萨金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理性预期假说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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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获奖的罗伯特·索洛（Romer高级宏观第一章开始讲的Solow模型）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的，这人据说很诙谐，所谓诙谐举的两个段子都挺荤的。当他成名后，有许多记者打电话要采访他，他说：“每次电话把我从床上吵醒，我甚至都来不及穿内衣。” 他评论弗里德曼时说：“任何一件事情在Friedman那里都让他想到了货币供给量。而任何一件事在我这里都让我想起了性行为，但我却把它排除在我的论文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