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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466个故事
英格
作者：英格，本名王捷，心理学讲师，心理咨询师，现居深圳。
2000年发生在英国多佛尔港事件，今天年轻人看来实在匪夷所思。死去的58个中国偷渡客怎能想象今天的情形：各国大门对中国敞开，中国游客爆买顶级奢侈品，挤破高档百货商店，中国人买遍全球房子，即将成为地球地主。仅仅过去不到二十年…..中国人爱说风水，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偷渡客和难民的风水也能成为谶语吗？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广州领取留学签证时，第一次体会何为'偷渡客'和'难民'。各国驻广州领事馆管辖着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四个省。福建在当年最敏感，因为偷渡客大多来自福建和浙江。领取签证当天，我如约到领事馆门口等候。门口人不多，有个学生打扮的女孩，旁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一对父女模样。领事馆如期在下午2点打开门，领取签证的人手捏回执排队，每个人都一脸焦灼。那对父女没有在领取签证的队列中，而被叫到旁边的面试间去。女儿进去，父亲在外等候。按常规，领事馆下午的工作，不接受申请和面试，只办理领证之类事宜，因此，这对父女显得特别突兀。领证队伍安静，那时有手机的人很少，人人东张西望，顾盼左右。突然，面试间传来一阵喧闹：
'我去留学，又不是偷渡。'那个女孩的声音。
'请相信我，我是大学生，我收到德国大学录取通知，你们为什么还要拒绝我？'女孩声音高亢，中年人在外面拼命拉面试间的门，门反锁着。
排队的人齐刷刷盯着面试间方向，一张沮丧的脸从门后出来，'拒签'写在女孩脸上。中年人冲进面试间，看样子想说点什么，只听到拉窗帘的声音，如同法庭上法槌落下，终止他的申述。
我很顺利拿到留学签证，离开领事馆时，听到有人在议论，凡福建的护照，签证官连看都不看就扔出来，因为怕偷渡客和滞留难民出现，所以宁可错过也不放过。我在电梯里和那对父女碰面，我站在他们身后，看到两个佝偻的背脊。
我留学的小城风景优美。城里有家中餐馆，餐馆的老板是香港人，老板娘是浙江人。刚到小城，我去餐馆吃饭，席间和老板攀谈起来，大家都讲广东话，颇感亲切。
'你来德国很久吗？'我很好奇，留德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北方省份，长江以北居多，广东人很少，香港人就更少，因为香港人大多去英语国家。
'我们全家移民荷兰，我从荷兰过来。'老板给我倒茶。
'哦，你夫人也是香港人吗？'
'不，她是浙江人，偷渡来的……'老板把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老婆听见，也生怕别人听见。他的声音很压抑，也许乡音让他得到释放，他对我没有任何戒备。
'她挺苦的，蛇头收每人一万美金带出来。坐火车，坐汽车，走路，白天睡觉，晚上赶路。黑麻麻的夜里一群人像牲口一样被赶来赶去，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只有不停地走。蛇头路上不断加钱，长得好看一点的女人还有可能被强奸…..她从东欧那边走过来……'老板说着说着，一脸唏嘘。
我的心紧紧的，从厨房门缝里打量老板娘。老板娘身材矮小，脸色泛黄，身心疲惫地坐在地上洗碗。我无法想象这样娇弱的身躯，如何翻越欧亚边境的山川和树林，穿过水泥都市，披星戴月走和跑，来到这个安逸的小镇？她又是如何遇到这个香港男人，并成为夫妻？
一连串问号打在我脸上，老板似乎读出什么，但他没有和我多说，径直走入厨房帮老婆抬箱子。后来，因为要节省开支，我很少再光临这家餐馆。
十几年后，我再次回到小镇，餐馆还在，这对夫妻还在。我依然进去吃饭，依然和老板攀谈，然而老板已经不记得我了。
我说：“我十几年前在这里留学，还记得我吗？”
老板笑笑说：“有点印象，但记得不大清楚。”
我问：“你夫人还好吗？”
老板说，你看她。我顺着老板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脸色红润，富态无比的女人坐在太阳下看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玩耍。
'我们有三个孩子，这是最小的女儿。'老板颇是得意。
我看着这个女人，想着这个玩疯的女孩。如果这个女人不偷渡离开中国，这个女孩今天也许会在浙江或中国某个地方读书和写字，或许会成为今天某个土豪的孩子，又或许会成为留守儿童，谁知道呢？这个母亲书写着女儿一生的定义。
我在德国认识第二个广东人，她叫朱嫂。朱嫂以家属团聚名义从广州从化到德国。我和朱嫂在菜市场上认识。我喜欢逛新鲜蔬菜市场，没钱经常吃，也要挂个眼科，过过眼瘾。
我看见朱嫂时，朱嫂正在讨价还价：'wie viel?'（德语：多少钱？）朱嫂口音里浓浓广东腔，我弱弱问了一句：'你是，广东人？'朱嫂眼睛发亮：'是啊，是啊，你也是？''嗯，我来德国读书。'每次听乡音都让我激动一把。
'你在德国干嘛？'我问朱嫂。
'我老公拿到居留权，我过来团聚。'朱嫂的声音有点颤抖。
'你们全家都来了吗？'
'嗯，两个儿子都过来了。有空来我家里喝茶吧，这会儿，我要去做清洁。'朱嫂买了一把新鲜大葱，向我挥手再见。
从一些老留学生那里，我了解到，朱嫂的先生最早以厨师身份申请工作签证去美国，后来工作的餐馆倒闭，朱先生签证到期没找到工作，只有在美国黑下来，至于怎么来德国，没人知道。
我怀孕五个月，在小城广场上遇见朱嫂。朱嫂很疲惫，坐在喷水池旁休息，看样子刚下班。我走过去，朱嫂马上认出我来。
'我的妈呀，你都怀孕了，结婚了？'朱嫂惊叫起来。
'没结婚。'我淡淡回答。
'那孩子他爸爸呢？'
'在东边，柏林。'
'你一个人怎么生活啊？以后怎么办呢？你父母知道吗？'朱嫂连串问题，问得我不知所答。
'还好吧，能应付过来。你还好吗？'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朱嫂，就敷衍说几句。
'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我知道啊。我以前在从化种地，带着两个化骨龙（粤语中对小孩的戏谑称呼），每天起早贪黑，日日心里咒他爸，后来团聚，才知道他爸吃的苦比我多多了。'朱嫂越说越激动。
我默默地坐在朱嫂旁边，太阳把树的阴影都铺到我们身上。
'他爸在美国黑下来后，花钱跑到南美，去了巴西，在巴西希望能留下来，结果身份没办下来就被抓了，蹲了一年牢，出来以后又跑到英国，英国有很多中餐馆，还有很多香港人，想着大家都说广东话，总能找一份工作稳定下来吧，结果，又出了死人的事（多弗尔港事件），英国根本不给留，最后很辛苦才跑到德国拿到居留权。七年啊，总算安稳，总算安稳了。阿弥陀佛。'朱嫂双手合十，念念有词，早已不记得在说我怀孕的事。
如果不是我亲耳所听，我不会相信一个广东农妇能流利说出这么多国家的名字，而且非常有逻辑地绕着地球去表述，我惊叹朱嫂之余，是对朱先生的敬畏。
什么动力让这个广东汉子宁可绕着半个地球过着逃亡一样的生活，也不愿意回国呢？在那些蹲大牢，下地狱，东躲西藏的日子里，他的内心如何挣扎？他一定遭遇濒临绝境的感受，他如何跨越这些感受走到今天？
后来我见到朱先生，问起他当年做难民的生活，他别过脸去，摆摆手说，不提，不提，太苦了。
十几年后，我重返小镇造访，留在那里的好友告诉我，朱嫂的两个儿子都非常出色，有一个还以优秀的Abitur（德国高中毕业考试）成绩申请到亚琛大学(德国知名的工科大学)。我内心有说不出的激越，中国人从来都以承担苦难的方式面对命运，为子女尽最大的努力，哪怕毕生苟活。
后来的留学生活中，我接触到不同的偷渡客和难民，他们没有国籍，没有身份，有的人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讲。在中国大使馆办事，他们还要寻找讲老家方言的人做翻译和工作人员对话。我也资助过一两个难民，给他们吃喝，送他们去坐火车，但窘迫的留学生身份，一张火车票的钱，等于我两周的伙食费啊，所以即便尽力，也是杯水车薪。
回国后，每当我看到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和大批的年轻人去北上广深工作的新闻，都让我想起在德国遇到的偷渡客和难民，某个意义上，他们如此相似。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大城市走出国门，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如此热烈。迁移的过程既是背叛又是重生，重生为了更好地生存，生存为了更好地传承，这样理解之下，一代一代的传承从背叛开始。尼采说，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监狱，我们的眼光所到之处就是我们监狱的围墙。每一个有勇气走出精神樊篱的人，都从背叛自我，开拓疆界开始。在留学移民大潮涌动的今天，没人会记起2000年多弗尔港那58个死去的中国偷渡客，也没人会关注那些无国籍难民今天的生存境况，即便如此，我仍然惦记他们，和他们艰难的背叛与传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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