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国 维 之 死

史飞翔丨文

1927年6月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昨（电文发出时间为3日下午）清华教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而死。

消息一经传出，举世为之震惊！

物换星移、时光流转。一晃王国维投湖自沉已80余年。80年来，关于先生的死一直是众说纷纭，时至今日依然是一桩历史公案。目前国内外有关王国维死因研究的说法不下十几种，比较典型的有：“殉清说”，“逼债说”，“罗王失和说”，“长子逝世说”，“梁启超排挤说”，“时局说”，“忧惧社会变革说”，“因病厌世说”，“悲观思想说”，“思想冲突及精神苦闷说”，“殉独立自由之意志说”，“以身殉学术说”，“以身殉文化说”，等等。而这其中最有影响、几乎已成为人们尤其是文化人判定王国维死因的，当数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殉节”说。

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这样写到：“凡一种文化，值其衰灭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辨，故亦不之及云。”以陈先生在学术界之崇高地位以及他与王先生之关系，其说一经问世，一棰定音，成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说法。然而我却疑心陈先生在有意美化和拔高王国维之死。对于陈先生为王先生所描绘的那个“文化殉道者的形象”，我也始终不敢苟同。

按照陈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是死于一种文化。他在为“文化殉节”，为一个逝去的文化时代，他悲壮一跃。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人之求死乃内心最隐秘之事，正如王先生之女王东明所言，“这种心情只有当事人能体认出来，至于其他的猜测，我想都是多余的。”（台湾《中国时报》1987年5月9日）的确，正如王女士所言，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人来说，他的心迹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任何外在的猜测都是多余的，但是当这个人由于历史的机缘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时，他的死因就非同小可，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个重大事件，也非得对世人做出一番交代。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才造就了那么多的英雄和伟人。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我以为，都应该将他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抛却由亲疏敌对形成的情感好恶以及时代拼凑起来的各种人为因素，争取把他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个案来认识，这样才可能更为客观、公正，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人物的本来面目，从而揭开历史真相。

当我们用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推敲王国维先生死亡的前前后后时，发现疑点重重。毫无疑问，最有可能证明王国维先生自杀死因的无疑是那份遗书了。然而唯一能证明死因的遗书却偏偏又是语焉不详。遗书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前朝或者逊帝。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另外，即便说王国维先生自沉是为了“殉节”，那也应该是在清朝被推翻或者是溥仪皇帝被驱逐出宫时，而不可能是这个时候。这是其一。

其二，王国维先生若果真是死于一种文化的话，他内心当是十分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不是一朝一夕的。如此强烈而持久的痛苦，在他自沉之前是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国维先生的死却是出奇的“雍容淡雅”。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姚名达等人的事后追记，王国维先生在“自沉”前至6月1日的言动甚是“从容”：中午，研究院毕业诸生在清华学校工字厅公宴诸导师，梁启超致词，王国维则“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席散与众作别如常，无异态”。下午，他来到清华南院二号陈寅恪处，像往常一样与陈先生“闲聊”。晚饭前回寓，在书房内接待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瑞等本届毕业生，“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至晚餐，始送别诸生。晚饭后，又有本届毕业生刘节、谢国桢来寓，“问阴阳五行学说之起源”，予以解答，并谈“日本学者研究干支之得失”。惟谈及时局，“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也焉”。送别刘节等同学后，在书房内“阅试卷毕”，尔后起草临终《遗书》。起忠诚学业，可谓至死不变！当晚，“熟眠如常”。翌日（6月2日）早八时，至研究院“公事房”，“如平日无异”。九时许，向研究院秘书侯培厚借纸币五元，出“公事房”雇校中三十五号“洋车”赴颐和园。十时许，漫步至排云殿前鱼藻轩，兀立沉思，缓缓吸完卷烟一支。约当巳正（十一时），投昆明湖。

其三，侯培厚先生也有叙述：“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张，即出办公室。”作为一个打定主意要自绝于人世的人，在事前竟如此的不露声色，如此的平静。更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决定了要走这一步，却连走这一步的必须的物质条件——钱都没带，以至于开口向人借现洋二元。另外，倘若说决意要自杀的话，为何又让车夫在外稍稍等候？种种迹象表明，先生似乎根本就没有准备走这一步，而最终之所以走上这一步，似乎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特别是投湖的时间、地点更好象是临时决定的。否则，一个在北京呆了那么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颐和园一张几角钱的门票根本犯不上找别人借洋二元。如果是深思熟虑的话，他应该非常清楚在上午十点左右这样的时间段，在颐和园昆明湖这样的地点自杀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他完全可以选择在夜间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自行了断，更犯不着在自杀前还得找人借钱以至于成为笑谈。

……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我个人以为陈寅恪先生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王国维自沉的真正原因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王国维的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远虑也有近忧，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性格的缺陷。

众所周知，研究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思想。经历和思想弄清楚了，这个人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先说经历。王国维先生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丁丑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海宁一寒儒之家。他的童年孤独、敏感、忧伤而又寡言笑。四岁时，生母凌氏不幸病故。十一岁前，父亲一直在外地谋生，从小依赖祖姑母抚养。1887年（王先生十岁）其祖父去世。二十“及冠”之年遵父命与一商人之女莫氏结婚。1906年，父亲去世。1926年其长子王谮明不幸病逝。同年，因抚恤金及婆媳“误会”（王先生语），与最要好的挚友罗振玉先生闹翻（王、罗是儿女亲家）。由此可见，王国维先生一生都处在一种不断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长期的孤独、敏感使得王国维形成了一种“极其内向的忧郁型”人格。当然也正是这种极度敏感与内向的忧郁型人格，成就了他沉深与精辟的心思，及其学术文化事业。有道是：气骨愈高，谋生愈拙。王国维先生早年写给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议论。王国维憎恶享乐、拜金，厌弃恶浊之世，欲脱名利束缚，求精神之自由。怎奈世间满眼无奈事。生活之痛苦，无法解脱，惟有“厌世”而已。

再谈思想。王国维先生天性忧郁悲观，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他说自己从小“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王国维一生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影响。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氏性格深为契合，故王氏完全接受了叔本华的人性论：人生即欲望和痛苦。王氏认为人的本质，即人性为“生活之欲”，人的本质决定于美的本质，这便是王国维美的本质观。叔本华的哲学给王国维忧郁的内心找到了一副“痛苦”的躯壳。王国维身上那种深结着悲剧情节的哲学与思想意识，实际上就是叔本华的精神态对于他忧郁型人格的一种呼应与投射。　

正是由于王国维独特的成长经历、悲观而不为人知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王国维在文章中曾不至一次的这样写到：“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关于人生王国维有一个著名论断——“钟摆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若痛与倦厌之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王国维看来，“生”即是“忧”。王国维终生都有一种人生的幻灭感。难怪他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的儿子王慈明也认为王先生死于严重忧郁症。倘若说王东明与王慈明的说法属实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杀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悲观忧郁之中，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会自杀。至此，王国维之死的全部真相水落石出——

“经此事变”为王氏自沉之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其自沉的内在因素。悲观厌世之思想是王国维自沉的远因，而生活颠沛形成的内心之痛苦是促使其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的内因。至于痛失爱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无疑是诱发其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线。总之，王国维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观之的，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换句话说，王国维之死，是死于人生之忧！

史飞翔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陕西省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散文学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文化、人物研究与写作，文章在各种纸媒及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深受读者喜爱。已出版畅销书《民国大先生》《追影：真名士自风流》《历史的面孔》等15部。有多篇文章入选大中小学教材及各种权威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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