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与悲凉
王鹤丨文
《草莽艺人》的作者田川,跟随剧团、戏班子的演员,深入山西、河北、吉林等省的县乡剧场或小戏台,近距离地观察、再现他们的台前幕后、戏里戏外。那些比较边缘化的剧种——丝弦、山西梆子、瞽书、皮影、河北梆子、二人转等,在他的文字和镜头里,慢慢浮现。
五台山脚下的一个戏台,就在供奉龙王第五子的五爷庙里,庙宇香火很盛,用于化妆的门房则狭小而昏暗。代县乡村又旧又小的破败戏台,也对着一座小庙。这两个戏台不约而同地都有一面糟朽的墙,其上写满了过去剧团的留言。五爷庙的戏台墙上有“香港回归举国同庆,百年国耻从此肃清”;代县小戏台的题词历史更悠久:“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东升班到此一乐。”“同治十二年(1873年)四月初八、初九、初十日,祁邑‘上聚梨园’到此一乐。”
一百多年里,艺人就这么来来往往,唱念做打,令戏台下的观众抛洒许多痴迷;一百多年的月色日光,在两堵旧墙壁上重叠,不知堆积了多少悲欢。老戏旧腔,生旦净末,流年碎影,也就纷至沓来。
跟随剧团下乡演出时,作者常与演职员们同吃同住,颇能领略他们的满足、失落、尴尬,还有他们的温暖、义气、狭隘。草莽艺人大多数不具备太高的知名度,难得登上光鲜耀眼的大都市舞台。农村观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有的人为还愿而请剧团去唱“愿戏”,有的村庄逢年过节包几场戏,或者某批发市场开业剪彩,请戏班子前往助兴。演出不饱和,收入也就微薄。一位文化馆长对田川说,演大篷戏时,演员们中午就在地里揪把菜叶子,煮点挂面吃。晚上在凉地上打地铺,“那罪不是一般人能受的”。
几位丝弦女演员在演出前找到田川,让他帮忙拍几张像样的剧照。“我很乐意接受这项工作,因为很觉得她们可怜”:丝弦是地方小戏种,哪怕唱得像样的演员,“豆蔻年华已过,荣誉、媒体却难光顾,连一张好的上妆照都没有。那种心情,没唱过戏的人很难理解。”
待在这个日益落寞的行当里,很多人的坚守源于热爱:晋剧团一位武生说,自己十三岁进剧团,如今已经三十九岁了,“这么多年下来,你不让我唱它,我舍不得。”还有的则是循规蹈矩,依从了职业的惯性;也有戏校毕业的小青年,拿着只够糊口的工资,之所以没有另寻出路,是舍不得同伴之间的感情与好玩。
很多时候,田川大海捞针般去寻访民间艺人时,只是个背着相机东找西问的陌生人。他没有官方背景可以依赖,甚至没有熟人提供线索,可以想见,在一个保留了浓厚农耕文化色彩的熟人社会,他的探寻之旅,注定充满曲折、艰难和不确定因素。而这些琐细、不美好、有点憋屈的经历,恰巧非常好看:基层文化官员的推诿、慵懒,客车司机和售票员的冷漠、不负责任,小旅馆老板的世故、富于心计……有时候匪夷所思,会把人气得笑起来。但田川不怄气,或许是怄过了,他写得心平气和,笔带诙谐,读来也饶有趣味。
民间戏曲就生长和存在于这样的土壤。它们那么慷慨热烈、喧嚣高亢,也悲切凄楚。也许,咿咿呀呀的弦索和声嘶力竭的吼叫,多少可以抚慰、熨平生活的粗粝、艰辛和心底的暗伤、悲怆?然后再低头思量,百转千回。所以,“乡土戏文能热闹地充满人心,但莫名地又让人倍感凄凉”。
《草莽艺人》留下了民间戏曲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侧影,也留下了乡土中国、文化中国的一个侧影。它记录的是两千年左右北方艺人的演出与生活。在戏曲式微的大背景下,演出市场日薄西山,寒意浓厚,民间艺人早已对未来充满忧虑。如今,又是许多年过去,这些艺人和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戏曲,不知近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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