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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看唐代的地域文化
秦岭是一条中国地理上很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文景观，秦岭南北的差异都十分显著。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亦复如此，秦岭之北的京畿地区（相当於今陕西关中平原）出了一百多位宰相，而与关中仅一岭之隔的剑南道和山南西道广大地区（相当於今四川大部及陕西汉中盆地）仅出过一位宰相，这究竟是为什麼？从个人来说，是否能成为宰相与个人的素养、家庭、世道、机遇有关，但宰相所生活的地方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尚也不能不对他从小的成长有著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因此，唐代宰相籍贯分布的差异，多少能反映历史文化地理的某些侧面。
唐代共有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其籍贯除七人无考外，均有著落。这裏所说的籍贯，是指宰相本人出生、生长的地方。唐世重郡望，某宰相的郡望与实际居住地的籍贯并不一定有著必然联系，所以史书所载某宰相为何方人氏，新、旧《唐书》也许不合，两《唐书》与其他文献可能抵牾，因此确定宰相的籍贯必须依据下列原则作出具体的分析：
两《唐书》歧异者。如高宗时宰相张文瓘，《新唐书》卷113本传作贝州武城人，而《旧唐书》卷８５本传则云大业末已徙家魏州昌乐县，贝州（清河）乃张氏郡望，魏州昌乐才是他的籍贯即实际居住地。又如德宗时宰相卢迈，《旧唐书》卷136本传作范阳人，而《新唐书》卷150本传则作河南府河南县人，案范阳系卢氏郡望，故卢迈籍贯应从《新唐书》。
两《唐书》与碑传世系互异者。韦思谦、韦嗣立、韦承庆父子兄弟三人位居相位，举世罕匹，张说撰《韦嗣立墓志铭》作京兆杜陵人，《元和姓纂》卷2作韦氏襄阳房山，而《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则作郑州阳武人，孰是孰非，《新唐书》卷116《韦思谦传》裏才有正确的答案：“其先出雍州杜陵，後客襄阳，更徙为郑州阳武人。”岑文本，《新唐书》卷102、《旧唐书》卷70本传及《新唐书&S231;宰相世系表&S231;岑氏》俱作邓州（南阳）棘阳人，然据《元和姓纂》卷5岑氏，文本祖上南朝梁时已徙居江陵，故宋叶梦得称他为“岑江陵”。又如孔纬，乃孔子之後。《旧唐书》卷179本传说是曲阜人，然《元和姓纂》卷6孔氏下博房有戣，而戣孙即纬，故知孔纬望出曲阜，籍贯应是下博县（唐时属冀州）。
那些正史无传或本传不言籍贯的，依其生平史料作某些合量的推测。如李训，《旧唐书》卷169、《新唐书》卷179本传均不载本贯，皆言训乃李揆族孙、李逢吉从子，李逢吉系出陇右，李揆落籍郑州荥阳，但李训不一定与他们同贯，《旧唐书·李训传》谓训丁母忧时居洛中，因而最有可能是洛阳人。
依据上述原则，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新唐书·宰相表》、两《唐书》列传、《元和姓纂》、《全唐文》中墓志碑铭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考证等史料，这三百
多位宰相的籍贯分布如《唐代宰相籍贯的分道统计表》所示：
若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则此线以北的北方七道共出宰相308人，占宰相总数的85.1%，而以南的南方八道总共才有54位宰相，仅占总数的14.9%，可见，南、北方的差异是非常悬殊的，北方占绝对优势，南方宰相数的总和尚不及河北一道之数。若以北方而论，其分布也不均衡，具有东多西少的特点，位於东部的黄河下游地区，宰相籍贯的分布呈大面积的辐射状分布在华北大平原上，辐射端点在东都洛阳，向东北、正东、东南方向延伸散布，因此在西起洛阳、东尽大海、北自范阳、南止淮河的范围之内，到处都有宰相籍贯的踪影，尤其密集地分布在从东都到汴州沿线、太行山东麓及其以东的河北平原腹地；而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宰相主要集中出自泾渭平原和汾水流域，其分布具有多且集中的特点，特别是首都长安及其附近的京畿地区，竟出了一百多位宰相，而此外的其它地区则显得非常稀疏；更西的黄河上游及其以西的河西走廓地区，宰相的籍贯只有少数的零星分布了。在南方，宰相主要集中出在从扬州到杭州的江南运河沿线和荆襄地区，潭州、赣州、鄂州、郴州、韶州、梓州、爱州等地只是断断续续出过几位宰相，其馀大面积地区绝大部分都是空白，山南西道、黔中道终唐之世甚至连一个宰相也没有出过。
唐代宰相籍贯的分布呈如此的不均衡性，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唐代宰相的初仕，有门荫、科举等途径，无论门荫还是科举，抑或其他，世家大族子弟都占有优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虽经隋末农民战争的巨大冲击，力量已大大削弱，但即使到了唐朝，他们的势力还相当强大。据笔者考证，唐代三百六十九位宰相中，居然有占65.8%的二百四十三位出身士族！这些世家大族中，有“雍州绂冕之多，莫若韦氏”的杜陵韦氏，有“百氏中独标其族曰眷、三分之为东、西、中”的闻喜裴氏，也有“山东右族”博陵崔氏、“北州冠族”范阳卢氏、“河东冠族、代不乏贤”的汾阴薛氏、“世家之盛、古未有也”的兰陵萧氏、“代为河汾右族”的河东柳氏，还有与李唐皇室同叙昭穆的“山东冠甲”赵郡李氏，等等。这五十三姓六十三望士族的243位宰相中，有占54%的一百三十一位留居在士族郡望的原籍，亦即郡望与其籍贯相合。除平陵窦氏、安定皇甫氏、颖川韩氏、曲阜孔氏、太原郭氏、清河张氏、清河傅氏、范阳张氏、高阳许氏、武康姚氏、天水赵氏、天水权氏、姑臧贾氏以及南阳岑、乐、赵、宗四氏宰相全数迁出郡望所在地以外，其馀四十六望士族原籍出了131位宰相，占宰相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出宰相最多的要数“河东大族”闻喜裴氏，出过十七位宰相，其次是杜陵韦氏，出了十六位宰相，其馀出过十位宰相及其以上的还有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彭城刘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和兰陵萧氏。值得注间的是，这四十六个士族的郡望，绝大部份分布在北方，如京畿道八望，都畿道五望、河南道九望、河东道七望、河北道八望、陇右道三望，这些北方的四十个郡望，出了一百二十位宰相，占了四十六望的87%，占了宰相总数的32.5%。而南方所出宰相而又仍居原籍的士族仅有吴郡陆、张二氏、钱塘褚氏、义兴蒋氏、武康沈氏和江夏李氏六望而已，主要集中在太湖周围地区。这些世家大族承魏晋以来之馀绪，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继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魏晋南北朝时的郡望分布以今山东、河北郡姓最多，其次为河南、关中，再次则为江南吴地，可见这四十六个士族的郡望分布与此大致重合，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的分布格局，同时影响了唐代近三分之一的宰相籍贯的布局。不能不承认，士族在唐代仍是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
留居原籍的世家子弟，虽不乏有识之士，却垄断了入相途径的三分之一；而迁往他方的世族後裔，入相者一百十二人，也差不多占了宰相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这些宰相本人或其祖先，自永嘉以来移徙他方，主要落籍在长安、洛阳等大都市和呈串状分布在交通要道沿线的两侧地带。京城长安，五方杂处，秦汉以来人物荟萃，不仅有著众多的土著相门世家，也出了为数颇为可观的客籍宰臣。
出兰陵萧氏的萧瑀乃後梁明帝之子，“自璹逮遘，凡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其祖先自隋灭陈时已入长安。与萧氏同入长安的有陈後主六弟陈叔达、姚璹的曾祖姚察。陈叔达相高祖，而姚璹则相武后。在南朝君臣後裔入京之先，北朝君臣的後代也已迁居长安，如高士廉系北齐高祖高欢的侄孙，其七代孙高琚亦位居相位，长孙无忌也早已入籍京城。入京的士族、寒门子弟後为宰相者，为数更多。刘文静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牛李党争的牛党魁首牛僧孺，望出泾州鹑觚，代为西州豪族，乃隋吏部尚书牛弘八代孙，却从小在长安下杜樊乡接受教育。琅琊王氏的王方庆及其後代王璵、王搏，其先自丹阳徙居咸阳。太原王氏出身的王珪，世居佑县。崔敦礼，“其先博陵著姓”，祖上自北魏末徙为雍州咸阳人，博陵二房的崔言詧甫及其侄崔植家族，北周时徙往关中。系出清河崔氏锦的崔锦，其高祖在北魏时徙居蓝田。令狐氏代为敦煌豪族，北朝时一支仕周为大将军，故後代得为华原人，令狐楚、令狐郿父子即其後裔，而定居京兆的郑畋，系出荥阳。徙居京城的李泌、李晟、李昭德、李迥秀、李靖，亦分别来自辽东李氏和陇西李氏。其他人居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的宰相还有系出南阳乐氏的乐彦玮、乐思晦父子、自河东柳氏徙来的柳粲、来自滑州的李道广、李元紘父子、迁自晋昌酒泉的唐休璟、从马邑徙家河南又迁为京兆万年人的阎立本和来自太原而定居华州下珪的白敏中。宗室宰相十馀人也随唐室定都长安而落籍京城。
总而言之，作为全国最大城市的首都长安及其附近的京畿地区，至少集中了四十四位客籍宰相，占京畿道宰相总数的43%强；而东都洛阳，地位仅次於京城，两京大驿路东止於此，又是永济渠、通济渠交汇的地点，车船交毂，人物称盛，因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府地区也聚集了一大批四面八方的来客，其後裔或本人有十三位入居相位。望出平陵的窦氏六宰相（窦威、窦抗、窦德玄、窦易直、窦怀贞、窦参），先祖在北魏时已徙居洛阳ǎ保叮恪７咳凇⒎楷g父子及独孤损的先祖也是那时候迁居洛阳的。
武氏本出沛国，唐初已为并州文水人，而元和名相武元衡却落籍於河南府缑氏县了。张说本出范阳方城，到他的时候早已是洛阳人了。落籍河南府的卢迈，本出范阳卢氏，而出太原王氏的王晙，乃沧州景城人，後又迁居洛阳。
两京而外，北方交通沿线的城市也接纳了不少客籍人士，如郑、汝、陕、汴、滑、毫、怀、卫、魏等州。郑州地处东西向和南北向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来此定居的客籍众多，如荥阳县的陇西李氏李揆、原武县的弘农杨氏杨绾、杨再思、新郑县的清河崔氏崔元综、阳武县的杜陵韦氏韦思谦、韦嗣立、韦承庆、管城县的赵郡李氏李日知和寄居郑州的范阳卢氏卢携，以及庶族出身而客居新郑的徐商、徐彦若父子，这十一位人物占郑州所出宰相数（二十人）的一半还多。汝州梁县的柳浑，系出河东柳氏，而陕州的四位宰相陆揆、赵仁本、赵憬、姚崇，其先分别来自吴郡陆氏、天水赵氏和武康姚氏。刘瑑系出彭城刘氏，十一世祖时已徙居汴州尉氏县。滑州灵昌人卢怀慎、卢杞和崔日用，系出范阳卢氏和博陵崔氏。曹州离狐人徐世绩（李绩），是隋末徙居滑州卫南县的。李敬玄、李元素兄弟，六代祖时从赵郡移徙谯郡，而入居河内济源县的裴休、裴澈，系出东眷裴氏。传为关羽後代的关播，祖上也自河东迁到了卫州汲县，而高郢之先自渤海徙卫州，遂为卫州人，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系出赵郡李氏西祖，吉甫父栖筠於开元时徙居卫州汲县共城山下魏州雄剧，陇西李义琰的祖上来此定居。贝州武城人张文瓘，大业末徙家魏州昌乐。地理学家贾耽，七世祖时因避葛荣之乱而徙家沧州浮阳县。郑、陕、汴、亳诸州，都位於河南道的东西交通要道上，滑州系北渡黄河之要津，而汝州则为南出南阳必经之地，黄河之北的怀、卫、魏、沧四州则均位於永济渠沿线。
与北方相似，南方所出宰相，其祖先或父辈多来自北方，他们成串地分布在交通沿线附近。上官仪的父亲隋时为江都总监，故自陕郡徙扬州。杨嗣复本出弘农杨氏，是乃父杨於陵寓居扬州时生的。王播本出太原王氏，父恕为扬州仓曹参军，因而落籍扬州，据说他家就在瓜洲镇上。李藩则是从赵郡李氏分离出来迁居广陵的，而李珏亦出赵郡李氏，其先客居淮阴，可见，扬州所出七位宰相，有五位是客籍，扬州之接受北来移民，由此可见一斑。与扬州隔江相望的润州，“京口繁要，游客所聚”，天宝十四载（755年）天水略阳人权皋南遁至此定居，五年後生下了元和名相权德舆。桓彦范的祖先永嘉之乱时已渡江徙居丹阳，时间上还算是比较早的。会昌名相李绅，本出赵郡李氏南祖，八代祖善权北魏时已徙居谯郡，而父李晤尝历乌程、金坛、晋陵三县令，因家无锡梅里。杨收自言杨素之後，其父客居苏州，因而落籍吴门。苏检登第，归吴省家，“盖吴人也”，而其先则出武功苏氏。褚遂良旧望河南阳翟、许敬宗旧望河北高阳北新城，而他们本人则都成了杭州人。从楚州、扬州到苏州、杭州，乃是隋朝新疏凿的邗沟与江南运河沿线，汇集了来自北方人後裔的宰相十四人。而在三鸦路以南的荆襄大路上，岑文本、岑羲、岑长倩来自南阳，段文昌虽为临淄人而世客荆州，张柬之本出范阳方城而落籍襄阳，这儿集中了北人後裔宰相五人。若加上其他位於交通沿线的宰相如曲江张九龄、梓州李义府、九真姜公辅、桂阳刘瞻，这二十三位宰相占了南方所出宰相总数的42.6%，可见宰相籍贯的南中国分布差不多一半是由北人流寓南方而落籍於交通要道沿线附近才成为定局的。
由上述可知，在唐代宰相籍贯的分布上，城市与交通干线起著非常巨大的吸附作用。
至於庶族出身宰相籍贯的分布，据笔者统计也是北多南少，北方九十人，南方十八人。北方庶族宰相，黄河下游地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大平原北部即河北平原上，黄河中游地区仍集中在今关中平原和汾河流域，黄河上游及河西走廓地区仅出过四位庶族宰相；在南方，庶族宰相主要分布在江淮和荆襄地区，其他大部分地方都没出过宰相。这种布局与唐代
宰相籍贯分布的总格局是同步的。
无论是留居原籍的士族宰相，还是流徙外地的客籍宰臣，抑或庶族宰相。其籍贯分布的最大特点是数量上北方占绝对优势地胜过南方，北方的分布集中在华北大平原和汾渭平原，南方主要聚集在江南运河沿线和荆襄地区，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分布格局最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治的基础是经济，中国古代的经济以农为主，唐代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也是出宰相最多的地方。以全局而言，唐代农业生产以北方为重，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上的粟、麦生产相当发达，史书上不乏有“人户殷繁”、“百姓富饶”、“百里繁麦”、“涿郡号富饶”、汴州“邑居万家”之类的言辞，因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涌现出了二百九十八位宰相（占宰相总数的80%），并不足怪。华北平原上的粮食生产呈大面积的分布，尤其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平原、河北平原腹地和黄淮平原，与宰相籍贯的分布相合；黄土高原的农业生产以关中平原和汾河流域最为发达，京畿、河东两道的宰相也主要来自那儿。与此相反，在关内道“萧条万里外”的“海生荒”之地、大西北“陇右河源不种田”的背景之下，整个黄河上游及河西走廓地区也不过出了十位宰相而已。而唐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生产业已有了很大发展，小麦生产正在崛起，当时江南运河沿线和荆襄地区是南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因而所出宰相（十九人）占了南方宰相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浙东山区“火种山田薄，星居海岛寒”，湘南“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农业生产尚不发达，连同今江西、两广地区除了零星地出过几位宰相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空白（比如今闽、台、琼、黔、滇诸省全境及浙、赣、湘、粤、桂、川各省内的大部分地区），山南西道、黔中道甚至一个宰相也没有出过。直到宋元以後，这片空白才得到逐步地填补。我们虽然找不到唐代州县之出宰相与经济有关联的直接证据，但主要粮食生产的集中产区与宰相籍贯分布的重区大致吻合，则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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