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Lippmann） ，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其代表作《公众舆论》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成见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工作在这个地球的一隅，在一个小圈子里活动，只有寥寥无几的知交。我们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充其量只能了解某个方面或某一片断。和那些起草条约、制定法律、颁布命令的显要人物一样，被要求接受条约的约束、法律的规范和执行命令的人们，也是些实实在在的人。我们的见解不可避免地涵盖着要比我们的直接观察更为广泛的空间、更为漫长的时间和更为庞杂的事物。因此，这些见解是由别人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的。
然而，即使是目击者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再现事件的全貌。因为经验似乎表明，他本人会对事后减弱了的现场印象做些添枝加叶的处理，实际上，更常见的并不是他凭想象去描绘一个事件，而是对它进行改编。似乎没有什么事实仅仅是被有意传播。绝大多数事实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了有意加工。一篇报道乃是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共同产物，其中那个旁观者的角色总是带有选择性倾向，通常还会带有创造性。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
一个陌生的场面犹如婴儿眼中的世界，是“一种庞杂喧嚣的混乱状态”。这种情形正如约翰·杜威先生所说，只要事情确实新奇，任何新鲜事都会打动一个成年人。“我们所不懂的外国语，听上去似乎总是呜哩哇啦、一片嘈杂，根本听不出任何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独立语音群。诸如乡巴佬置身闹市、旱鸭子出海航行、身无长技的笨蛋参与行家里手在复杂游戏中的竞赛，都是这样的情况。一个外行进了工厂，最初的工作对他来说仿佛是一团毫无意义的乱麻。众所周知，另一个种族的所有成员在一个外国游客眼中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只能根据个头和颜色分辨一群羊的大体差别，但牧羊人却能准确地认出每一只羊。一块四处蔓延的污渍和一种游移不定的吸力，有着我们所无法理解的特性。因此，探寻事物的意义，或者(换个说法)培养简明理解的习惯，将会导致意义的(1)明确性与差别性和(2)连贯性与稳定性出现另外的模糊与暖昧。”
但是，所采用的明确性与连贯性的性质，取决于谁来采用。杜威在下文中举例说明了一个见多识广的外行人和一个化学家对“金属”一词可能作出的定义会是多么大相径庭。在那位外行看来，金属“大概就是指的平滑、坚硬、有光泽、耀眼、体积小重量大……其特性包括砸不裂拉不断、冷了硬热了软、能保持给定的形状、抗挤压、耐腐蚀”的东西。但化学家很可能会对这些审美与实用的特性忽略不计，而把金属定义为“与氧化合并生成氧化物的化学元素”。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云集巴黎处理人类事务的大人物们，有多少人除了了解他们对欧洲作出的承诺以外，还能更多地了解一下他们身边的欧洲呢?有谁能够看透克雷孟梭的心思呢?他能看出1919年的欧洲或者在长期的好战环境里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巨大成见的欧洲是个什么景象吗?他了解1919年的德国人或者1871年以来他所习见的典型的德国人吗?他曾通过来自德国的报道认识了这样的德国人，他喜欢这些报道，似乎只有这些报道才合乎他心目中的典型形象。如果是一个容克贵族在那里大发雷霆，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如果是一个劳工领袖在历数帝国的罪恶，他就不是真正的德国人。
在哥廷根曾召开了一次心理学会议，其间有一批据说是训练有素的观察家接受了一次饶有趣味的实验。
距正在召开会议的大厅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庆典活动，其中还有一个化装舞会。突然，会议厅大门被人撞开，一个小丑冲了进来，一个持枪黑人在后面狂追。他们在大厅中央停下撕打;小丑倒下了，黑人扑上去开枪射击，然后两人一起冲出了大厅。整个事件持续了不到20秒钟。
会议主席要求在座各位当即写出一篇报告，因为肯定会有一次司法调查。交上来的40篇报告中，关于主要事实的错误低于20%的只有1篇，有14篇的错误为20-40%，有12篇达40-50%，13篇高达50%以上。而且，有24篇纯粹是杜撰了10%的细节描述，有10篇的杜撰率高于10%，低于10%的只有6篇。简言之，有十分之一的报道是虚假报道。
不用说，整个事件是预先安排好的，而且煞是生动逼真。那10篇虚假报道可以归入故事或传奇之类，24篇报道是半传奇，只有6篇具有接近确凿证据的价值。
这样，40名老练的旁观者针对刚刚发生在眼前的这一事件写出了一篇很负责任的报道，却使大多数人了解到一次并未发生的事件。那么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有人认为有什么说什么要比无中生有更容易。他们看到了自己对这场打斗的成见。他们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全都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打斗的印象，而这些印象仍在他们眼前晃动。只有一个人用这些印象取代了不到20%的实况，有13人则超过了一半。在40位观察家中，有34人用先人之见取代了至少十分之一的事实。
一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说过，“一个物体几乎可以表现出无数种形状。……由于我们的麻木不仁和漫不经心，使得我们很难随意想起各种事物的明晰的特征与轮廓，但是造型艺术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实际情况要比这更为广泛，因为能给这个世界造型的并不仅仅是绘画、雕塑和文学意义上的艺术，还有我们的道德规范、社会哲学以及政治煽动。用“政治”、“商业”、“社会”等等术语替代贝伦森先生下文中的“艺术”一词，句子也照样讲得通:“……除非我们到所有的艺术学校都经过多年的学习，否则我们很快就会养成一种习惯，那就是，无论我们的观察对象是什么，我们都会根据自己所熟悉的某种艺术手法为其造型。这就成了我们自己的艺术真实性的标准。如果有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形状和色彩，而我们又不可能立刻按照自己微不足道的陈腐形式和色调谱系予以接受，我们就会怀疑他未能再现我们自以为熟知的事物，或者指责他矫揉造作。”
贝伦森先生谈到，如果有一位画家“未能完全按照我们的方式描绘各种对象”，我们就会感到不快，而且中世纪的艺术也使我们感到难以理解，因为自那时以来“我们的造型方法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变化”。他接着说明了我们是如何学会就人物形象领会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由多纳太罗和马萨乔创造并得到人文主义者认可的人物形象的新标准、人物特征的新模式，……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典型人物。……谁有力量打破这种视觉新标准并且能够避免混乱而选择比那些天才人物所确定的更为明确的对现实的表现形式?没有人具备这样的力量。人们只能采取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只能接受现成的形式，只能喜欢现成的理想……”
文字来源：《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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