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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热的冷思考(三)
火神”热的冷思考(三)
—— 《扶阳讲记》评析


      来源:道少斋主人

      二、卢氏的扶阳理论与郑钦安学术观点的比较
      香港大学中医学院寨王潮在网上发文“浅谈对火神派的认识”一文,文中说到“火神派”传人,“把郑氏此‘阴阳当分清论’,变成了‘有阳无阴论’,甚至有卢崇汉‘天下没有阴虚’以及李可‘从未见过一例纯阴虚患者’等等类似的言论在流传着。”认为现今的“‘火神’并非郑钦安原意’”、“随意演绎、以偏概全”、当今的火神已经错解了“阴阳”二字的内涵。
      寨王潮的论文比较全面的讨论了火神派的主要观点,并提出了个人的不同看法和见解,尽管与今“火神热”不相适宜,不合追捧“火神派”热潮的主流,但其说有理有据,实是一篇难得之佳作。
      赛的文章点名指出卢崇汉“天下没有阴虚”有违郑氏学术理念,其说是否能成立,有必要把《扶阳讲记》的扶阳观点和郑钦安的主要学术观点加以对比分析。
      1.郑钦安的“阴阳至理”浅说
      作为被称作“火神派”的鼻组郑钦安,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已故中医名家何绍奇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评价:“追溯郑钦安的学术渊源,其理论实以《内经》为宗,其临床则‘用仲景之法’,宗《内经》则在‘洞明阴阳之理’,宗仲景则‘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因此他的真传就是:‘认证只分阴阳’,‘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阳证自有阳证治法,阴证则宜益火之源,或甘温扶阳,或破阴返阳,如此,则仲景之四逆、白通、理中诸方,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习用之方了。‘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便是他的夫子自道”。又说郑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也是他区别于明清贵阳贱阴论医家的地方”。
      “火神鼻祖”郑钦安最为强调阴阳两纲,他主张临证应以阴阳为实据,明辨内外,判明阴阳,认为“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倡导学者务必在阴阳二气上求之。他在《医法园通?用药弊端说》:“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实据者何?阴、阳、虚实而已。”在《医法园通?胃病不食》中不仅强调胃病阴阳证辨证,还着重指出:“以上内外诸法俱备,学者务要仔细理会…至于变化园通,存乎其人,又安可执一说而谓尽括无遗”。郑钦安并不只是囿于温热药物的使用,其用药的思路遵循阴阳辨证的规律,这在郑氏《医理真传》一书中明朗可见。
      郑钦安对姜桂附等品的运用是从阳虚证的根本病机出发的,有明确的适应症,并非毫无原则的一味滥用。他在“辨认一切阳虚证法”中明确指出阳虚证的,辨证要素及立方治疗原则:“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
      郑氏强调辨病治病“工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认为“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认证只分阴阳”,以阴阳统分万病,他说““万病不出阴阳两字”,“凡遇一症,务将阴阳虚实辨清,用药方不错误”。在“辨认一切阳虚证法”后接着就写有“辨认一切阴虚证法”:“凡阴虚之人,阳气自然必盛(阳气二字,指火旺,郑说的阴虚病实包括阳热火盛证)……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无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
      对于阳虚之人,郑氏崇尚仲景之治法,他说“在上者,仲景用桂枝以扶心阳;在中者,仲景用建中、理中以扶脾阳;在下者,仲景用四逆、白通以救肾阳。”除善用桂、附治阳虚证外,郑氏同样亦精于阳热证辨治,在其《医理真传?阴虚证问答》中共设二十九症进行探讨,病机多为元阴不足、脏腑火旺,治法多为养阴清热降火、峻补真阴,方药多用导赤散、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大承气汤、葛根芩连汤、六味地黄丸、大黄黄连泻心汤等泻火清热养阴之剂。可见“火神鼻祖”治病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姜附”之间。在《医法圆通》中,郑氏一句‘阴虚一切病症忌温补也……若扶其阳,则则阳愈旺而阴愈消,每每酿出亢龙有悔之候,不可不知’。在《医理真传?卷三》中说“大承气汤乃起死回生之方,也泻火救阴之方也……仲景立法,就是这元阴元阳上探盛衰,阳盛极者阴必亡脉阴不可不急,故药之分两(指大承气汤),不得不重……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不得不重。二方皆有起死回生之功,仲景一生学问,阴阳攸分,即在此二方见之”,已经完全告诉了我们,他绝非重附、桂而不用寒凉。这与目前“火神”一味强调桂附治法有霄壤之别。
      可见郑氏强调阳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针对当时医家喜寒凉、恶辛热,“病家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 之世之通病的境况,所作的救偏补弊之举。其立论不偏,用方阴阳指征明确,虽强调桂附温阳药物的起死回功之效,但并不否认寒凉攻下之品的力挽狂澜之功,只要通读过郑氏著作的读者当无异议。
      “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突出阴阳作为辨证总纲的地位和作用,是郑氏临床辨证的最基本的学术思想,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这一观点,他称之为“阴阳至理”。他说“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便可入仲景之门也。”这一学术思想通篇都贯穿在他的著作中。
      要真正做到对郑氏的学术思想全面了解就必须阅读其原著,只有这样才能理弄清“火神派”鼻祖真正的学术思想,避免盲目追随现代“火神派”,错误把姜、附、桂当作万病之良药。
      我们再来看看郑氏的再传弟子卢崇汉教授《扶阳讲记》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很容易发现卢的扶阳理念和郑氏学说有着极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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