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生活中的家具使用
——社交礼仪篇
袁源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是也。
——《礼记·乐记》
1 儒学基础上的礼仪文化
作为儒学理想人格的体现，其最高层次是“圣人”的境界，而作为现实生活中普通的人，这种人格称为“君子”。“君子”在儒学里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称谓，也是大部分文人追求的人格境界。一个人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君子”，是因为他在道德上的完善，作为这种境界的精髓，就是“仁”。“仁”的培养，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说，还是荀子的“性恶”说，对于先天而来的人性，儒家都十分注重人的品格的后天教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无论人的天性是纯白的缟素还是野蛮的混沌，都需要通过“诗”、“礼”、“乐”的陶冶使之“优美”、“规范”和“文雅”。同时，儒家哲学始终关注人作为社会一员与他人的关系，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儒学的心灵基础“仁”，需要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得到实现。
除了历史上少数的政局动荡、礼崩乐坏的时期，在一个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的社会里，统治阶层需要推行强有力的道德和礼仪规范，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太平盛世的理想。文人，以及上层官僚的主体——文官士大夫，是整个社会道德和礼仪的制定者、推行者，并需要身体力行，作为表率。因此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其社交生活中，遵守“礼”是尤为重要的，这体现了一个文人在儒学为基础的社会中的基本教养。
儒学所宣扬和制定的各种“礼仪”深刻影响了文人的家具使用形式。如上文所言，“礼自外作”，礼仪是用外在的规范来规定、约束、美化人的自然行为，使这些非文明的行为在礼仪的熏陶和约束下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宇宙观念。在明代，官方同样制定了无比细腻甚至繁琐的礼仪规范，大到皇家祭祀，小到百姓日常起居，处处融入了礼仪文化。文人的生活中，从居住的房屋建筑、家具的布置、家具和生活器具的使用、各种装饰纹饰的使用到人的动作行为，无不受到礼仪的约束。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特定“身份”细细斟酌、严格恪守这些礼仪。这使得家具和家居物品作为人们生活的必要部分，成为许多礼仪的无形的载体。比如，用作室内空间隔断的屏风，分为座屏和围屏，根据使用的场合、使用者身份的不同来进行选择搭配：如正房或正厅，用器宇轩昂的紫檀嵌大理石座屏风，显得气度雍容；而在偏厅或花厅等场合，则使用小巧精致的座屏或围屏，增加室内空间的层次；重要人物落座的罗汉床或太师椅等坐具背后使用的围屏，屏数越多越显尊贵。
2 文人住宅中的“礼”
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
——《红楼梦》第三回
明代文人和士绅的宅院，按照官位品衔的不同，有着严格的规定：“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五品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五架，……不许在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明史·舆服志》）这些国家的“居室制度”体现了官民社会中严格的等级制度，皇家、官员与平民之间明确的等级分野。只是这种僵硬的制度在明代的中晚期就失去了实际控制力而如同虚设。晚明的士绅阶层在其屋舍的营造规模上大大超出了上述制度的规定，只是出于一定的社会压力，在房屋的横向开间上略有控制，而在建筑群落的深度上不断攀升，真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
文人，特别是士绅的正房大院，一般是纵向院落的格局，有三进、五进、七进，多的达到九进（陈从周《苏州旧住宅》）。北方主要是四合院，分正房、厢房、耳房、倒座、罩房，还有穿堂、抄手游廊等建筑单体。南方的院落大多没有东西厢房，而以围墙或游廊隔开，按照纵向的格局，有照壁、门厅、轿厅、正厅、花厅、书房和卧房等建筑单体。这些建筑单体的开间通常为奇数，几乎都是以贯穿建筑中心的中轴线为基准对称分布，呈现严谨的秩序感。人们在这些建筑的使用过程中，也体现着身份带来的区别，比如四合院正房的地位要高于厢房，东厢房的地位又要高于西厢房。总的来说，这样层层递进、秩序井然的建筑格局，正是一种讲究秩序和礼仪的内在心理的外化结果。
3 厅堂家具陈设
堂之制，宜宏敞精丽，前后须层轩广庭，廊庑俱可容一席；四壁用细砖砌者佳，不则竟用粉壁。梁用球门，高广相称。层阶俱以文石为之，小堂可不设窗槛。
——《长物志》
住宅的正厅或正房是主人会见重要宾客的地方，其家具和陈设布置均是主人在以儒学为基础的礼仪文化中人格和教养的对外展现，所以这个空间的家具和陈设也格外受到重视。《红楼梦》第三回中描写了贾政府邸的正房家具陈设，可以作为我们对于文人住宅厅堂家具陈设的一个范本。书中写道：“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錾金彝,一边是玻璃盆。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
与以中轴线为基准，左右对称、层层递进的建筑一样，正厅或正房的家具布置也遵循中轴线原则。一般以主墙面为基准，正中放置大条案，或为翘头案，或为平头案，或为架几案。案上通常左右各放置桌屏和花瓶，取“平平安安”的寓意。案的左右通常设一对高几陈设花瓶等装饰物。案前放置八仙桌一张，左右各放置椅子，供主人或重要宾客落座，如苏州网师园万卷堂陈设。或是仅在案前设交椅一张，供地位最高的长者落座，如上海博物馆明代厅堂陈设。也有在案前放置罗汉床一张，供主人或重要宾客落座，不过此种布置更多是出现在花厅或是书房等处。以厅堂中线为基准，左右再放置数对椅子、茶几，供宾客落座；较大的厅堂，在左右靠墙处再放置数对椅子和茶几，供较次要的宾客落座，如苏州艺圃厅堂陈设。
4 文人家具的礼仪文化
从家具诞生之时，“礼”便贯穿了家具的使用过程，唐宋之前，人们的生活起居还是以席地为主，所以“茵席”是人们日常起居的重要家具。所谓“茵席”就是用植物或织物，如稻草、蒲草、竹、藤、羊毛、丝、麻、棉等编织而成的席和毯，称谓如“荐”、“蒲”、“莞”、“簟”、“茵”、“毯”、“褥”等。对于茵席的使用，在《周礼》中有明确的规定：“凡丧事，设苇席，右素几”；《礼记·礼器》中规定，“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礼记·曲礼》中说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等等此类对人们设席、用席的规定贯穿了先秦时代的礼法制度，直至影响着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家具礼仪文化。文人作为儒家文化的传承者，是这种礼仪文化最坚定的践行者，通过文人作为社会上层阶级的积极推行，这种礼仪文化逐渐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
以榻为例，明清发展成的带有围屏的“罗汉床”，一般是位高权重之人、长者或是关系亲密的人落座的家具。此类家具的摆放位置一般位于厅堂主墙面的中心位置，其他家具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对称式陈列。罗汉床的中央通常可以陈列一张小几，长者或地位较高者落座于左手（东面）位，地位稍逊的人坐于右手（西面）位。地位或辈分较低的人，往往无权落座于榻上，而是坐在榻前的椅子或凳子上。地位更低的人，比如仆人，甚至只能坐在罗汉床或椅子的脚踏上。又如明代出现的家具品种八仙桌，其坐序也是极为讲究，坐北朝南的左手位是地位或辈分最高的人落座，其次为其右手位。接下去则是东面（左）上首位，其次为西面（右）上首位。然后是东面的下首位，最后才是西面的下首位。
人们对地位身份的关注，对礼仪的强调不仅体现在家具的使用上，还给某些家具赋予了象征的意味，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交椅”。“交椅”由东汉传入的“胡床”发展而来，在宋代，胡床上装上了圈形的扶手、靠背和搭脑，称为“栲栳样”。相传这样的椅子为当时的宰相秦桧所钟爱，所以又称“太师椅”。也有方形靠背带扶手的交椅，在宋代至明代的绘画作品中较常出现，只是存世的实物比起圆靠背的交椅少。“交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以至于人们反过来用交椅来形容权力，所以民间常常把最高权力称为“第一把交椅”。
5 结 语
明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由两个迥然不同的维度组成，应对外部世界是由注重伦理规范的儒家学说主导，应对内在世界则是由强调性灵、逍遥或无为的道家或佛家学说主导。儒学作为显学的明代，士大夫和文人在其社交礼仪生活中，格外注重各种细致的礼仪规矩在日常生活的落实，比如建筑格局的营造、厅堂家具的陈设，最后还体现在其对家具的各种使用方式上。只有真正进入文人生活的细节中细细梳理，才能理解这其中沉淀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 孔子.论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 张廷玉.明史·卷六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4] 陈从周.苏州旧住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5] 文震亨. 长物志[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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