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千条喝酒的理由易,找一条不喝酒的理由难。凡是喝酒的人不得不承认这是经典的总结。
置身酒场,闹嚷嚷,乱纷纷,唾沫与烟雾齐飞,面颊共红酒一色。被酒精点燃的热情犹如钱塘之潮次第而来;然后是杯盘狼迹,曲终人散;然后在饭店酒吧、苍蝇馆子门前,上演脸抹红霞、脚踩高跷、语无伦次、气冲斗牛的酒后百态。
都说喝好不喝醉,但好的标准常常被扭曲得天大海宽,激情有多高,标准就有多高。在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半推半就后,便开始赤膊上阵,勇往直前。劝酒者大多是东道主,似乎不把客人喝醉就不足以表达热情,最好能够在客人喝酒的历史上创个纪录,留下痕迹。当然也有“借花献佛”的人,或例行礼数以表达心意,或斗酒贪杯以取乐助兴。所以,朋友聚会,官方宴会,喜事大事庆贺会,无酒不成席,无酒不尽兴。你即使拿出治疗胃溃疡的药物,或者伸出满是输液针眼的手背,也不能降低别人劝酒的力度,大有“逼良为娼”之意。此时,劝酒者虽无伤害他人身体的直接故意,却有过失的嫌疑。前久,我们县一位姓蔡的医生在大关县与同学聚会,豪情之下醉死他乡,参加喝酒者都负了责任,据说连旁桌过来的敬酒者也未脱干系。想想真不知为了啥?
国人喝酒有着悠久的传统,典籍记载得最多,也最为人称道的是文人饮酒的故事。在传统文学艺术领域里,那些烛照古今的灵感,那些哺育心灵的篇章,那些行云流水的书画,总是与酒有着暧昧的联系,甚至让我们的阅读都闻到了温润的酒气。
李白相信“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杜甫以为“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低调的陶渊明吟咏“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随和的杨万里高呼“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曹操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苏轼“把酒问青天”寻求人生的答案。就连不胜酒力的李清照也“东篱把酒黄昏后”,怎奈“浓睡不消残酒”。郑板桥不抵求画者美酒狗肉的诱惑而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的《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眼见怀素醉书狂草“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这种风气延续到现代,典型代表莫过于郁达夫“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
醉酒,让文人们获得了艺术的自由,迸发出灵感的火花,创作出传世佳作。但是,如果李白杜甫们目不识丁,或腹内草莽,即使通宵达旦地饮酒,烂醉如泥地张狂,也挤不出半点墨水,更不用说什么传世之作了。况且,他们推杯把盏,流觞而歌,俯仰唱和,喝酒的形式何其雅致俊逸,文化永远是主菜,美酒只能是佐料而已。当然,古代文人喝酒也有斯文丧尽的丑闻,只不过被他们的文学艺术丰碑所遮盖,后人也有意无意地避讳。
反观当今酒场,大多只有酒而没有文化,就连东施效颦般的文化样式也干脆省略,只剩下赤裸裸的草莽气概和流氓习气,以及病体恹恹黯然神伤的“酒仙”不厌其烦地谈及当年的海量。酒文化的扭曲和变异已到了堕落的地步,假若杜康有知,当忏悔造酒的罪过。
酒,这种甲醇与水混合而成的透明饮料灌溉于我们肉体,催生的却是我们的豪情。
它炙热而又冷酷,温柔而又凶悍,沉沦而又激荡,在极端中跳跃,在中庸里逃遁。我们想摆脱它的纠缠,却又不自觉地冲入它的泥沼,它让我们陷入请客时及尽劝酒之能事、做客时百般推杯的悖论,它像一个幽灵蛰伏于我们的潜意识中,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载体。
由于大众文化样式的贫乏和文化底蕴的浅薄,社会风气的功利、浮躁和虚伪,喝酒成为我们最简单的文化消费和最便捷的精神寄托。因此,当我们想撕掉层层面具还原真实自我的时候,想挣脱各种羁绊获得心灵自由的时候,想在物质享受中寻找精神皈依的时候,想用感官的刺激打破平淡生活的时候,甚至我们想躲在“酒后吐真言”的背后说谎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端起酒杯,在醉态中掩耳盗铃,在清醒中自欺欺人。
尽管一种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人所为,但我们应该记住孔子“惟酒无量,不及乱”的教诲、周公旦“民之丧德,君之丧邦,皆由于酒”的警告、朱肱“虽可忘忧,然能作疾”的劝戒、袁宏道“以巷醪烧酒醉人者为小人”的呵斥,并试着把它们作为我们少喝酒或不喝酒的理由,以逐步培育文明健康的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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