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千条喝酒的理由易，找一条不喝酒的理由难。凡是喝酒的人不得不承认这是经典的总结。
置身酒场，闹嚷嚷，乱纷纷，唾沫与烟雾齐飞，面颊共红酒一色。被酒精点燃的热情犹如钱塘之潮次第而来；然后是杯盘狼迹，曲终人散；然后在饭店酒吧、苍蝇馆子门前，上演脸抹红霞、脚踩高跷、语无伦次、气冲斗牛的酒后百态。
都说喝好不喝醉，但好的标准常常被扭曲得天大海宽，激情有多高，标准就有多高。在情不自禁、身不由己、半推半就后，便开始赤膊上阵，勇往直前。劝酒者大多是东道主，似乎不把客人喝醉就不足以表达热情，最好能够在客人喝酒的历史上创个纪录，留下痕迹。当然也有“借花献佛”的人，或例行礼数以表达心意，或斗酒贪杯以取乐助兴。所以，朋友聚会，官方宴会，喜事大事庆贺会，无酒不成席，无酒不尽兴。你即使拿出治疗胃溃疡的药物，或者伸出满是输液针眼的手背，也不能降低别人劝酒的力度，大有“逼良为娼”之意。此时，劝酒者虽无伤害他人身体的直接故意，却有过失的嫌疑。前久，我们县一位姓蔡的医生在大关县与同学聚会，豪情之下醉死他乡，参加喝酒者都负了责任，据说连旁桌过来的敬酒者也未脱干系。想想真不知为了啥？
国人喝酒有着悠久的传统，典籍记载得最多，也最为人称道的是文人饮酒的故事。在传统文学艺术领域里，那些烛照古今的灵感，那些哺育心灵的篇章，那些行云流水的书画，总是与酒有着暧昧的联系，甚至让我们的阅读都闻到了温润的酒气。
李白相信“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杜甫以为“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低调的陶渊明吟咏“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随和的杨万里高呼“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曹操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苏轼“把酒问青天”寻求人生的答案。就连不胜酒力的李清照也“东篱把酒黄昏后”，怎奈“浓睡不消残酒”。郑板桥不抵求画者美酒狗肉的诱惑而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的《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眼见怀素醉书狂草“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这种风气延续到现代，典型代表莫过于郁达夫“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
醉酒，让文人们获得了艺术的自由，迸发出灵感的火花，创作出传世佳作。但是，如果李白杜甫们目不识丁，或腹内草莽，即使通宵达旦地饮酒，烂醉如泥地张狂，也挤不出半点墨水，更不用说什么传世之作了。况且，他们推杯把盏，流觞而歌，俯仰唱和，喝酒的形式何其雅致俊逸，文化永远是主菜，美酒只能是佐料而已。当然，古代文人喝酒也有斯文丧尽的丑闻，只不过被他们的文学艺术丰碑所遮盖，后人也有意无意地避讳。
反观当今酒场，大多只有酒而没有文化，就连东施效颦般的文化样式也干脆省略，只剩下赤裸裸的草莽气概和流氓习气，以及病体恹恹黯然神伤的“酒仙”不厌其烦地谈及当年的海量。酒文化的扭曲和变异已到了堕落的地步，假若杜康有知，当忏悔造酒的罪过。
酒，这种甲醇与水混合而成的透明饮料灌溉于我们肉体，催生的却是我们的豪情。
它炙热而又冷酷，温柔而又凶悍，沉沦而又激荡，在极端中跳跃，在中庸里逃遁。我们想摆脱它的纠缠，却又不自觉地冲入它的泥沼，它让我们陷入请客时及尽劝酒之能事、做客时百般推杯的悖论，它像一个幽灵蛰伏于我们的潜意识中，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载体。
由于大众文化样式的贫乏和文化底蕴的浅薄，社会风气的功利、浮躁和虚伪，喝酒成为我们最简单的文化消费和最便捷的精神寄托。因此，当我们想撕掉层层面具还原真实自我的时候，想挣脱各种羁绊获得心灵自由的时候，想在物质享受中寻找精神皈依的时候，想用感官的刺激打破平淡生活的时候，甚至我们想躲在“酒后吐真言”的背后说谎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端起酒杯，在醉态中掩耳盗铃，在清醒中自欺欺人。
尽管一种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人所为，但我们应该记住孔子“惟酒无量，不及乱”的教诲、周公旦“民之丧德，君之丧邦，皆由于酒”的警告、朱肱“虽可忘忧，然能作疾”的劝戒、袁宏道“以巷醪烧酒醉人者为小人”的呵斥，并试着把它们作为我们少喝酒或不喝酒的理由，以逐步培育文明健康的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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