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

一、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中国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很多民族冲突，但其最后结果往往是文化融合而不是种族灭绝。中华民族与外民族之间也有相当频繁的文化交流，达摩西来，鉴真东渡，无论是接受还是赠予，都没有伴随火与剑的痛苦。
      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确，无论是人文学还是社会学，人类都有许多殊途同归的思考，也得出了许多大同小异的结论。
     2500年前的孔子首先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句话在《论语》中完整地出现了两次（《论语·颜渊》答仲弓问，又《论语·卫灵公》答子贡问），可见孔子对它的重视。无独有偶，在孔子身后500多年，耶稣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难怪后世的西方哲人伏尔泰、托尔斯泰、爱默生等在推许孔子此言是道德方面的金科玉律时毫无心理障碍，原来在西方传统中也有类似的思想。那种对别的文化传统知之甚少便大放厥辞地予以全盘否定的做法，难免流于轻率。所以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批评汉语缺少辩证思维的词汇，不能像德语的“奥伏赫变”（Aufheben）那样“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故而不宜思辨，便受到钱钟书的尖锐嘲笑。钱先生在《管锥编》的开卷之初便举“易一名而含三义”的例子，指责黑格尔“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
      今天，生活在地球任何角落的人们再也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由互联网构成的虚拟世界使我们能隔着辽阔的地理空间促膝谈心，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世界上毕竟存在着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不同的文化是在互不相同的背景中独立产生的，是在互不相知的状态下各自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们千姿百态、千差万别。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中华传统文化便是人类诸多文化中极为独特的一种。中华文化当然不是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自身便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大家庭，所以中华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相当复杂的演变过程。由于我们一向提倡宽容精神，一向把文化看得比血缘更为重要，所以中华文化具有比较强烈的包容性。
      中国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很多民族冲突，但最后结果往往是文化融合而不是种族灭绝。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曾与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发生过战争，但是中唐的大诗人白居易是汉代龟兹胡姓的后裔，与他齐名的元稹是鲜卑人的后裔，刘禹锡则是匈奴人的后裔，这正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一个精彩例证。中华民族与外民族之间也有相当频繁的文化交流，达摩西来，鉴真东渡，无论是接受还是赠予，都没有伴随火与剑的痛苦。
     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毕竟是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内产生的，它从一开始就与其他文化，尤其是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性。比如说在古代的西方，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而中国人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心。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女娲、后羿、大禹等神话人物都是人间的英雄、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是伟大人格的升华。中华先民崇拜的不是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而是发明了筑室居住的有巢氏、发明了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和发明了农业生产的神农氏，还有汉字的发明者仓颉。因此，在中华文化中，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忙于创立宗教时，中华的先民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的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获取灵魂的净化剂或愉悦感时，中华的先民却从日用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差异如此之大的两种文化，它们之间有优劣之分吗？我们应该看到，有的只是差异。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差异，并尊重差异。
      在文化上，任何民族的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都是同样的荒谬。但可惜的是，从近代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出现了许多荒谬现象。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中国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打击下缺乏招架之力，许多人便把原因归诸我们的传统文化。这种思维方式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
      我决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完美无缺，也不认同某位著名的老人有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预言，更不相信中华文化便是根治世界现代化弊病的灵丹妙药。但是我反对把中华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反对有些愤青或愤老成天埋怨祖先却从不自责的轻薄做法。
二、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
     相传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那真是先民们在发明汉字时惊喜心情的生动描述。要是没有汉字，神州之大，各种方言的差别又几如外国语言，操着各种方言的人们如何进行思想交流？
    现在，不妨让我们把话题集中于一点，说说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的情况。从观念文化的角度讲，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是用汉字书写的大量典籍。要是离开了汉字，我们如何能了解先人们几千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感？可是恰恰是这种至今仍然被超过十亿的人口每天都在使用的文字，曾经受到最严厉的批判甚至谩骂。
     在五四时代，钱玄同和鲁迅都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稍后，废除汉字的主张也差点由某些政治人物付诸实施。时至今日，随着形形色色的汉字输入法在电脑键盘上大放异彩，那种把电脑时代视为汉字死期的说法是没人再提了，但总还有人对汉字要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恋恋不舍。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相传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那真是先民们在发明汉字时惊喜心情的生动描述。要是没有汉字，神州之大，各种方言的差别又几如外国语言，操着各种方言的人们如何进行思想交流？要是没有汉字，我们怎能通过阅读典籍而理解祖先留下的浩繁文本？拼音文字当然有其优点，但是又何尝没有缺点？随着语音的不断变化，拼音文字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英国诗人乔叟死于609年前，可是今天的英国人或美国人中有几人能读懂乔叟作品的原文？然而我们现在来阅读《论语》、《孟子》，在文字理解上并没有太大的障碍，那可是2000多年前的文本！
    如果强行实施了汉字拼音化，比如把我们的唐诗宋词都用汉语拼音排印出来让人阅读，不说美感的严重丧失，即使只求意义上的准确解读，恐怕就大成问题。况且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又如何全部转换成拼音文字？如果不转换，那么只认识拼音文字的现代中国人又如何能掌握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如今的韩国人中十有八九不能阅读本国的历史文献，就是我们实施汉字拼音化的一个前车之鉴。
    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是维系该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是实现民族认同的利器。法国文学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之所以感人，就是因为它生动刻划了即将被禁止说法语的一群阿尔萨斯人对母语的无比热爱。尽管有人指出，多数阿尔萨斯人本来就是操德语中的阿列曼方言的，但并不影响这篇小说的意义。英国人常把英语称为Sweet English，还认为英语比英国的北海石油更加宝贵。难道汉语、汉字就不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一定要用世界语或英语，甚至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如今在中国热心推广世界语的人基本销声匿迹了，但英语热却达到了非同寻常的程度。在有些人的眼中英语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母语。有些当代诗人甚至声称他们从来不读唐诗宋词，只愿意从西方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这就像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荒谬。在我看来，只要你用汉语进行思考，用汉字进行写作，中华传统文化就悄悄地渗透进你的文本中。传统渗透在汉语和汉字的深处，无论是词汇还是语法，都不可能摆脱传统的影响。
    同样，学术研究更不可能与传统切割。即使你能得心应手地运用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所提供的新方法，但要在古代汉语研究上做出点成绩来，那就必须精读《尔雅》、《说文》等经典著作，必须熟悉“六书”以来的小学传统。
    文学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文学史源远流长，这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从不间断地奔流了三千多年，而且三江九派，形成了庞大复杂的独立水系。我们当然可以用“比较文学”的眼光从外部来对它进行审视，但是决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贬低它。可惜的是，从五四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贬低、否定，几乎成为潮流。陈独秀大声疾呼，要“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严家炎认为陈独秀所说的“古典文学”实指“古典主义文学”而不是“古代文学”，但是“古典主义文学”就可以一概否定吗？即便我们把这里的“古典文学”狭义地理解为陈独秀深恶痛绝的明代“前七子”、“后七子”以及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魁等人，但是他们果真像陈独秀所说的，是什么“十八妖魔”，非得铲除而后快吗？周策纵认为陈独秀攻击的真正目标是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以及江西诗派的诗歌，前两者也即钱玄同所说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在五四的语境中，他们的主张其实是一种论辩策略，是为推行新文化运动而进行的扫除廓清，这当然可以理解。就像鲁迅所说的，为了要让大家同意在屋子上开窗户，就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因为你不说掀掉屋顶，就连窗户也开不成了。
    我当然赞成五四先贤提倡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掀掉屋顶的主张必然是一种矫枉过正，其自身的偏颇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我们从学理上反思，就必须指出上述贬低、否定古代文学的言论是相当荒谬的。但从五四发轫的反传统思潮后来却愈演愈烈，从胡适的白话文学主流论，到1949年以后的民间文学主流论，再到阶级斗争主线说、儒法斗争主线说，一部中国文学史简直被歪曲得不成体统，我们的文学传统受到彻底的颠覆。直到今天，打开北大中文系的学术网站，诸如“自大狂屈原”、“杜甫是酒鬼加混子”之类的帖子仍赫然在目。对于这种现象，当然可以从学理上深入探讨其原因。我只想一言以蔽之：这是对传统缺乏敬畏之心！
三、“西学”成为冲击传统文化的工具
    如今学界的某些人，他们正如庄子所说的寿陵余子，学步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只好匍匐而归。试看近年来的许多论文专著，堆砌着许多时髦的新概念和陌生的新名词，但对其研究对象从文本到发生背景都不甚了然或所知无几，得出的结论难免让人啼笑皆非。
    在学术界有另一种现象，那就是过于热衷用现代西方理论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而将传统的研究手段束之高阁。这种现象虽然在表面上并没有像陈独秀那样否定中国古代文学自身，但由于背离了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其结果也会导致对传统失去敬畏。
    我并不反对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哲学理论，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运用这些理论做出了较好的研究成果。闻一多先生运用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方法研究《诗经》、《楚辞》，就是一个范例。但总体上，西方理论毕竟是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理论家在创立一种学说时很少把中国的传统放在思考的范围之内。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好像只有美国的苏珊·朗格曾经通过分析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诗来说明其观点。俄国的巴赫金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论及中国的“四书五经”，但是仔细一看，他连“四书”是哪几本书都没弄明白，恐怕不可能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当然，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纯粹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发育起来的理论肯定也会有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容，而来自他者的异样眼光还会给我们带来新颖的解读和分析，这正可以证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可以成功地移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来。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新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当时有人声称再不运用“新三论”，古代文学研究就要无疾而终了。20年转瞬即逝，今天再来回顾“新三论”，仿佛黄粱一梦。
    方法本来只是一种工具，它的价值在于实用效能，即它能否较好地解决问题。中国古代文学自有其传统的研究方法，几千年来行之有效，何必要弃若敝屣？现代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这个研究对象，需要实践的检验，又怎能事先就对它奉若神明？朱熹曾对禅师宗杲的一段话大加赞许：“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了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以杀人。”的确，手持许多兵器，逐件舞弄，往往只是花拳绣腿。正如《水浒传》第一回所写的九纹龙史进，身上刺着九条青龙，手里的棍子舞得“风车儿似转”，煞是威风凛凛。然而东京来的禁军教头王进用棍子一挑，史进便“扑地往后倒了”。为何如此？王进说得很清楚，史进先前所学的“风车儿似转”的棍法只是“花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拳绣腿”，它是缺乏实战效能的，它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说实话，我觉得如今学界的某些人正如当年的史进，他们那些洋洋洒洒的文章正是学术上的花拳绣腿。换句更文雅一点的话来说，他们正如庄子所说的寿陵余子，学步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只好匍匐而归。试看近年来的许多论文专著，堆砌着许多时髦的新概念和陌生的新名词，但是对于其研究对象从文本到发生背景都不甚了然或所知无几，所得出的结论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这与寿陵余子的失其故步又有什么区别？
    不过，我对运用西方理论颇存戒心，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此，而是担心另外一种结果：有些学者对西方理论浸润太深，久而成习，就会养成一切都以西方观念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价值评判的标准。这样一来，当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举个例子，据媒体报道，前年夏志清教授在美国发表了一通从总体上贬低中国文学的言论，其中有一句是：“唐诗也不够好，因为都很短。”先声明一下，我并没有看到夏教授发言的原文，不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属实。假如没有误传的话，这真是典型的数典忘祖！中国古代的写作，无论是文是诗，都以简炼为原则，辞约意丰是千古文人的追求目标。陆机把其中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诗歌更是如此，唐诗中许多传诵千古的名篇正是篇幅极短的七言绝句或五言绝句。无论是古人的诗歌写作，还是古人的诗歌评论，从没见过把篇幅不够长当成缺点的。我猜想夏教授是把唐诗与西方诗歌进行比较后才这样说的。虽然英国诗歌史上有一位名叫Richard Crashaw的诗人，他曾写诗咏叹《圣经》里耶稣使清水变成美酒的故事，全诗只有一行：The modest Nymph beheld her Lord，and blushed！但一般说来，欧洲的诗歌大多篇幅较长。可是篇幅的长短难道是判断诗歌孰优孰劣的一个标准吗？夏教授虽以研究中国文学而著称，但大概在美国生活得久了，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欧洲文化本体论的立场上。再举一个例子。台湾“中央研究院”里设立了一个“中国文哲研究所”。顾名思义，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是该所的重要研究对象。可是我们去查一下该所的资料，有人研究唐诗吗？没有。有人研究宋词吗？只有半个人。我说的“半个人”是指林玫仪教授。那么文哲所里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员都研究什么呢？几乎集中于明清的通俗文学，尤其是弹词。我不是说不要研究通俗文学，我也赞同某些学者把弹词作为终生的研究对象，但是弹词毕竟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重要的部分，犯不上让堂堂的“中国文哲研究所”的人员一窝蜂地集中在这个领域。我观察到“文哲所”的年轻人几乎都具有西方教育的背景，因此猜想他们的研究思路其实反映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从而漠视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
    
四、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心不可失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生机勃勃，它的内部蕴涵着巨大的生命力。中华传统文化从生成之初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机制，它是一只可以屡经涅槃而获得永生的凤凰。随着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愈演愈烈，现代人更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智慧，获得启迪。
    如果说从西方的视角来否定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空间维度的歪曲，那么另一种歪曲则源于时间维度，那就是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只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是只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博物馆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其实，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依然生机勃勃，它的内部蕴涵着巨大的生命力，它从生成之初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机制，它是一只可以屡经涅槃而获得永生的凤凰。随着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愈演愈烈，现代人更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智慧，获得启迪。举一个例子：人们常说中华传统文化重视群体利益而轻视个体的生命价值，其实我们的传统中何尝缺乏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内涵？美国人梭罗写的《瓦尔登湖》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人抵拒物质引诱的圣典，但我觉得庄子的类似思想要深刻得多，而陶渊明的诗歌则清晰地表明他比梭罗更能理解朴素生活的价值。德国人海德格尔说出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名言，但事实上像海德格尔那种热衷于名利、又与纳粹不清不白的人怎么能真正做到诗意栖居？我觉得宋代的苏东坡的一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意栖居。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我们的传统一概加上“落后”、“陈旧”之类的恶谥？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着自虐的心态来否定我们的传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我们的传统保持必要的敬畏？传统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和烙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继续生存的根本理由。龚自珍曾语重心长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如果毀灭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结果必然会毀灭那个民族。在今天，像内藤湖南、白鸟库吉那样居心叵测地诋毁中华文化的学者也许不会出现了，但是对传统文化毫无敬畏之心的陋习依然会导致类似的结果，无论这种陋习是发生在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的身上。所以我想向与会的老师和同学们呼吁：如果你真心热爱你所从事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就请敬畏我们的传统！
   点评  师承有自的激情与忧思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7月6日，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举行的由两岸三地及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等多所高校参加的“中国语言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莫砺锋教授向与会的近两百名师生作了讲演——《请敬畏我们的传统》。莫教授是中国大陆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多年以来，他不仅传承着他的老师程千帆先生的学问，也传承着程先生的精神。从这篇论述具体、观点鲜明的讲演中，我们既看到了莫教授的激情，也听到了他的忧思。
    先说激情。莫教授曾专门提到程先生的学术著作中“蕴含着强烈的生命激情，具有一种诗的光辉”。读《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我们也能体验到这种激情。而现在，即使不在现场的读者只通过讲演稿，就同样能领略到它的作者绝不只是一位心如止水、无所关怀的宁静的学者。再说忧思。程先生高度推崇马一浮、熊十力等前辈“期于淑世拯乱，宏扬吾华古代文化之优良传统”的卓绝努力，而他自己也为之奋斗了一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吴宓就已看出风华正茂的程先生“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见《吴宓日记》）。到了90年代，垂垂老矣的程先生还在给我的信里沉痛地感慨：
    《国故论衡·原经》云：“假令生印度波斯之原，自知建国长久，文教浸淫，而故记不传，无以褒大前哲，然后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矣。”可哀的是不要等“然后”，现在的有文化的青年既不会“发愤”，也不会“哀思”。国家规定，研究生要通过六级英语考试，而中文文理不通，错字连篇，则听之任之。现代化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也将成为传统优秀文化消亡的过程。（见《闲堂书简》）
    在讲演中，英语系出身的莫教授，也对“在有些人的眼中，英语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母语”之怪现状深怀悲悯。全文举了多个事例，这些事例无不贯穿着作者深切的忧思。
    1939年国难当头之际，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吁请读书人对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70年过去了，而今莫教授又大声疾呼“请敬畏我们的传统”。我想特别指出：与在各种利益驱使下或自欺欺人地叫卖、或搔首弄姿地表演、或居心叵测地鼓吹国学的各色人等不同，长久浸润于传统之中的莫教授对传统是真正有所敬畏的，他对中文专业师生所作的“如果你真心热爱你所从事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就请敬畏我们的传统”的呼吁，乃是出于一位真正的学者的良知与至诚。
    这样发自肺腑的声音，也是值得不以中文为研究专业的所有有心人都听一听的。

一、自觉提升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是一项战略任务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使我国进入了大国行列，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也必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中，更加显示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巨大稳定作用。当然，我们对别人的过分“恭维”一定要始终保持冷静和清醒。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我们更能理解国际竞争的激烈和相互关联性。现阶段，国际竞争并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资金、技术、管理的竞争，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各项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相辅相成，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从长期持续发展的角度讲，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重要，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可以说，文化发展是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谁能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谁就将取得未来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归根结底，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撑，对于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如此。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是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之举。”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转变观念，引进资金、技术和借鉴管理方面的国际经验，有效地推进经济发展，做大、做强，提高质量方面成效巨大。但这只是第一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引进是拿过来为我所用，是工具性、手段性的运用，还有关键的第二步，就是消化、吸收、改造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并运用自如地参与国际竞争，这就是走出去。第二步的任务更艰巨，消化、吸收、改造的过程既有技术性因素要改进，也有制度性因素要完善，其背后更重要的因素是要体现我们民族自身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时代特征——中国自己的文化精神，包括历史传统文化的积淀，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文化与经济的融合，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体现民族、地域文化的因素，这是国际大趋势，已为实践所证明。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坚定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觉性，主动把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融入经济发展之中，提升我们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内涵。

　　当然，提高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不是简单、生硬地在物质产品上贴“标签”，而是在经济活动中自觉把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精神理念推向世界。如“和谐”精神、“人本”思想（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环境意识）等都是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的中华文化的要素，这些精神理念融入经济活动，就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交换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积累中国式的企业文化，打造民族特色的品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具备民族文化特征，才有特色，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考察欧美（包括日本）等国的经济活动和其企业经营，我们会发现，他们各具特色，但都是以其民族文化、地域特点为支撑的。

　　二、发挥文化的力量，从产品制造的大国走向思想生产的大国

　　人们常说，一流的企业制订标准，二流的企业提供服务，三流的企业制造产品。这是经济发展中不同的企业所处的分工链条的位置，体现了高端、中端和低端的档次，综合起来就是整体经济的质量和内在素质。制订各类标准是为经济发展提供方向和检测器，表面上是各种技术数据的综合，实质上是经济思想、思维方式的体现，是文化层面的思维理念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说，制订标准就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具体化的指导思想。无可争议，我们是各类产品的制造大国，从钢铁、煤炭、水泥到服装、鞋帽、日用品，以至电脑、家电用品等，都有产量世界第一的美誉，但导向性的标准大多出自他人之手，也就是说我们还处于低端的产品制造阶段。提升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就是要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念，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思想，用于思考、理解、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理性探索，制订出我们自己的标准，实现从产品制造大国到思想生产大国的转变。

　　就文化自身而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可以给出很多定义。但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通常是其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综合反映，是精神层面的升华和系统化。如果说经济发展是积累物质财富，那么文化发展则是提高精神修养。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是意识形态。文化的多元存在和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多彩多姿。必须看到，不同的文化其核心价值观的取向是不同的（当然也有人类文明共性的成分），存在差异性是客观事实。因此，我们必须依托自己的文化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如果第一步我们是学习、借鉴别人的市场理论和工业化技术，那么第二步消化、吸收就一定要以我为主，运用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统筹探索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体现我们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这样说不是空话或套话，就当前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包括经济领域）所遇到的各种攻击和非难来看，除了敌对势力处心积虑的打压破坏之外，确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深深的误解或歧见，除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也确实存在着价值观念即文化认知的冲突。有文章说，大国的麻烦考验中国，一个大国绝不可能指望在掌声中前进，只能在挑剔声中走自己的路。当然，这是我们应有的坚强。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更赞同这样的观点：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今天的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这是大国应有的风度和气派，也是充满文化自信的表现。

　　上述情况表明，就经济而言，我们坚持“拓展对外开放，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今天，国际环境或者说西方媒体舆论正在掀起一波嘈杂之音，其中有经济上一城一地之得失，更深层的是文化层面的碰撞（善意说是误解）。对此，我们不能仅仅就经济谈经济，必须以我们悠久文明的文化积淀为基础，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以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化解是是非非，让世界认识中国，塑造现代化国家的良好形象，为经济发展营造友善的环境，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开拓道路。经济的发展要有效运用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文化的力量在于赢得看不见的心（人心），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心两者看似遥远不相及，实则内在相通，其表现形态就是文化。这是提高经济发展文化内涵的另一层思考。

　　三、从文化的层面解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当前，全球性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已成为各国必须紧急应对的最大课题，众多专家学者都在努力进行研究、探讨以至反思。有的认为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是其导火源头，被视为“蝴蝶效应”的典型事例。还有的学者指出“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监管缺失、货币体系的动荡……凡此种种，都是从经济、金融的专业角度“技术性”研究，毫无疑问这是十分必须的。但我们也不妨试从文化的层面做些解读。

　　人们常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美国老太贷款买房一栋，到了晚年还完贷款，成为房产所有者。一个中国老太积攒储蓄几十年，到了晚年成功购房一栋，成为房产所有者。利弊得失暂且不论，单从文化的角度说，其一，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体现为两种消费心理，本质上是价值取向的差异。美国的社会文化生态，众所周知，就是过度消费，先得为快，寅吃卯粮，这是产生金融泡沫的土壤。所以“造”出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谁也说不清的“打包”债券，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和金融霸主的操控权把危机卖到全世界，别人买单，自己享用。这是走钢丝的繁荣，一旦有个“蝴蝶效应”，自然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就是遵守社会公德的规范，不能巧取豪夺。自己不愿意把钱借给别人挥霍，也不会骗别人的钱自己高消费（有意犯罪者除外）。所以才会出现两个不同的老太太，就个人来说两者都无可厚非，因文化背景不同，现实中都有其合理性（当然，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大量的“车贷”、“房贷”者）。但就国家经济总体看，是美国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导致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巧取豪夺”，最大限度利用其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的强势地位，获取最多资源，举债过富裕生活，一旦“戏法”失手，让全世界分担损失。

　　造成全球经济“严冬”的美国大型金融企业，不管是“房地美”，还是“房利美”，或雷曼兄弟公司，都是私有性质的企业，也就是民营的，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能量？从企业文化的角度看，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释放出的“撒旦”，企业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器，具体化就是不顾一切地获取货币，追求“货币”成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连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单纯地认为只有“货币经济”才是经济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陷阱。在这种企业文化（或称理念）的指导下，企业只认“钱”，别的都是装饰和掩护。这种文化土壤培育出的金融企业，千方百计要让有限资本生出无限利润——创造出“衍生工具”的花名册，编个故事就卖钱，出个主意就赢利。于是就有了“无抵押贷款”一化装就成了金边债券，再一打包就能上市变股票，无中生有地“创造”货币，靠“忽悠”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众多企业形成庞大的国际金融体系，店大欺客，非它莫属，规则由它制定，戏法由它命名，花真钱买假票，入场观看，完全是资本主义企业文化观念制造出的系统性诈骗。民众只能雾里看花，根本无法了解真相。　

　　西方主流媒体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将记录，全球经济经历了突然停顿，作为市场经济运转基础的诚信名誉扫地，各种经济指标和金融关系都显示出心脏猝死的特征，暴露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只有转变观念，抛弃旧思维才能挽救全球经济。

　　面对这场危机，除了必须解决机制、系统性问题外，更需要从观念、思维方式即社会文化层面进行反思。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学习别人的有用经验，更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坚持自己的特色，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都是如此，绝不能盲目照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整体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已成为世界性潮流，“融合经济”的提法表明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趋势。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全国22个省市区的初步调查：2004—2007年，全国各地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地区GDP的增长速度，北京、上海等地年均增长在15%以上，中部湖南、山西、安徽等省年均增长都在20%以上。2007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6000亿元左右，占GDP比重达2.8%。在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支柱性产业。以北京为例，2007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992.6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0.6%，已经超过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产业。东部发达地区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集群式发展的新格局，组建了涵盖多种行业的广播影视、演艺、出版发行、动漫等文化产业集团，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生态链，呈现出以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为核心的园区化、集团化发展模式，衍生、辐射作用不断增强，有效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整体经济增长。（注：资料来源——2009全国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告，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发展文化内涵的必然途径。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刻，更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其一，金融危机表明，必须处理好虚拟化的“货币经济”与物化实体经济的关系，两者各行其是就会埋下祸根。“控制货币就能控制一切”的理论需要反思，从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金融风暴，祸端都源自少数所谓“国际金融家”的无德运作。风险的积累有个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市场、社会不分地域地形成了高度相关的复杂经济系统，绝不能听任处于塔尖的少数“金融家”来摆布。在“加强监管”和“自由放任”之间还应建立怎样的有效制约是值得深思的。除了专业性极强的监管机制（硬约束很难全覆盖）外，是否应该考虑从文化道德层面着手建设针对性的企业文化规范，不是自律性的，而应是置于社会公众监督之下的法规条款，定期评审，用公众舆论的压力制约企业的违反社会公德的黑箱运作。这可能被有些人认为可笑或没有专业水准，但有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企业都不敢失去民心，再大的银行如果客户同时挤兑也会垮台。或者可表述为：让企业的“信誉资本”、“声望资本”形成可评判的“企业文化资本”（指数化）。这种设想可能天真，但确实要从文化的层面把企业这种无情感的“经济动物”人格化（文化精神），因为它们重大过失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无一例外都是由社会公众承受的，人们有权利约束它们。

　　其二，人类的需求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物质上过度消费造成无止境的大量生产（企业追求盈利），无限量地消耗地球的有限资源和环境承受力，这已成为世界性难题。有限资源和无限消费的矛盾必须寻求平衡，除了技术层面的进步，减少消耗外，更应注重提升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经济活动，增加文化生产在经济总量中的位置，这方面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正如人们常说的，文化产业最环保，消耗资源也最少。它的资源是人们的生活和传统认知的积累，它的产品消费又反过来提升人的素质，塑造人的精神面貌，是深入人心的消费，其生产——消费——再生产是最可持续的循环，因此说，文化产业是前途最光明的朝阳产业。据报道，在达沃斯年会论坛上，有关从GDP（国民生产总值）到GNH（国民幸福指数）的讨论很受关注，这也说明经济发展已进入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五、让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单元和支点。当前，拓展对外开放，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标志，就是中国企业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经风雨，见世面，在市场竞争中开疆拓土，赢取胜利。自觉提高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我国企业建设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文化企业自不待言，其立足的根本是运用市场经济原则生产和提供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产品和服务。大量的其他经济类企业同样应该在拓展主业的过程中，体现中华文化的特色，成为客观上的中国文化的使者。

　　从经济实践的角度说，任何一个企业，无论是从事贸易、开采资源，专事制造某一产品或提供专业服务，它在企业经营管理、产品研发、销售各个环节都与其各具特点的企业文化相关，企业文化是其发展的精神纲领，其背后是以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为基础的。美国的企业崇尚个人，日本的企业终身雇佣，德国的企业严苛精细，无一不体现其民族文化的特色。就此而言，中国企业在运行、管理、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体现中华文化要素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额外的负担或强加的任务。中国的企业就应该具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风范，这就是中国企业的文化风格。任何企业都是由人来运作的，中国企业的主导者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成长，形成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自然在企业运营中展示中国的文化风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企业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看，企业是赢利的经济组织，但赚取利润不是其唯一的目的，作为社会的一员，它同时必须回馈社会，兼顾社会的整体利益，这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维护其存在发展的前提。如果一个企业产品销路很好，利润很高，但生产过程严重污染环境，这是社会所不允许的；或者企业产品受追捧（比如赌博性游戏机或管制性伤人武器等），但危及社会稳定或公共安全，则法律必须禁止。凡此种种，都说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有前提的。有人说，企业只要不违法，可以不讲道德去追求利润。此说亦不可苟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法律是最低的社会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应是社会共同遵循的最高“法律”标准（差别是对违规者不以强力制裁）。因此，企业的理性追求应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寻求合理的平衡点）。履行社会责任，不是西方企业的专利，况且，金融风暴的例证说明，西方企业并没有履行什么社会责任，反而表现出欺诈本性，唯利是图，诚信缺失，把社会责任当装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应该是这方面的模范，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者：“和为贵”、“以礼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敬人者，人敬之”、“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这些民族文化理念经久不衰，成为中华民族存在与发展的精神基础，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源泉。中国的企业固然要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成果，但不能丢掉民族文化的根基，这是未来发展的立身之本，展现中国特色的重要标志。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企业，特别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既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更应该是传播、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这是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增强国家亲和力，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环节。

意在寻根，志在崛起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主张复古、倒退，也不是针对现有建筑文化的变异现象提倡大家搞义和团式的行为，而是意在寻根，在广采博收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扬光大，从而启动当代中国建筑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积淀民族的自信，提升自己的平台，真正变与“狼”共舞为引“狼”共舞。

　　创造中国的建筑文化一定要引进西方的建筑文化。他们沉淀出的建筑文化有不少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但西方19世纪、20世纪的文化成就不可能是解决中国今日建筑大潮所遇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可能成为中国新的建筑文化。我们要以传统建筑文化为根，用中西建筑文化激发我们的创新。上海的金贸大厦因为启动了中国传统古塔的神韵而在投标中获胜。最近一批有胆识的开发商开辟了像“观唐”、“九间堂”这样一系列的中式住宅，融合中西文化，创新别墅市场，引领了中国建筑文化的潮流。在北京的长安街上也出现了演绎新的中国建筑文化的楼群。我自己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后创作过蓝海酒店和中国文化中心等项目，也有一个体会：吸引、引进丰富多彩的外国文化，需要民族化、当地化；同时，继承建筑文化传统，需要结合现代的功能需求和科技发展对其加以现代化；两者不可偏废。

　　当然，继承和发展中国建筑文化传统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就花开遍地，文化的崛起需要有一代代人的努力。另外，创新中国建筑文化，只有建筑师的努力是不够的，特别要有发展商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如果只有一方面的努力是做不到的。

一:美越战争时中国警告美国不许越过象朝鲜的三八线那样的中国定下的界限,有了朝鲜的先例,美国不敢再冒同样的险.
二:1997年香港回归前,英国人扬言要派兵保护香港,最后不敢来,,老实的把香港送过来,之前英阿为马岛大打出手
三:美国打你打他的,被打的国家都是是被美国白打,但是为了大使馆和撞飞机的事,美国总统却要亲自出来道歉
四:举办2008奥运
五: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加入WTO
六:参与人体基因测序工程
七:载人航天实验成功
八:经济增长率全球第一
九: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收购海外公司
十:朝鲜六方会谈时中国影响力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只有中国能把朝鲜叫到谈判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