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君那么多，你为什么会同情李煜这个混球？｜文史宴

后周显德二年（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十一月，后周发动南侵战争，与南唐鏖战近三年，最终将其击败，夺得南唐江北十四州，势力延伸到淮南地区。

战败的李璟于后周显德五年五月，自削帝号，改称国主，奉后周正朔。从慨然有定中原之志的少年天子，到风雨飘摇的唐国主，“多少泪珠何限恨”的凄凉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后周南唐的淮南之战中，南唐东都扬州一度被后周军队占领，虽然最终收复，但是地处江北的扬州并不适宜做陪都。长江之南的金陵，“去周境才隔一水”，这在李璟看来也很危险。

“险固居上游”的洪州（今江西南昌）被李璟看中，成为南唐陪都。显德六年（959）十一月，李璟下诏改洪州为南昌府，建南都，准备迁都南昌。

李璟迁都的战略考虑是“据上流而制根本”，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为了忘却丧师失地之辱，寄情于庐山胜景。显德六年六月十九日，曾经承诺与南唐“向时则为仇敌，今日则为一家”的周世宗柴荣病逝了。

显德七年正月，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陈桥兵变”，大周变成了大宋。北方改朝换代，而南唐臣属于北朝的藩属国地位没有改变。

宋建隆二年（961）二月，李璟“始迁于南都”，立吴王从嘉（李煜）为太子，留在金陵监国。迁都南昌，事出仓促，其“城邑迫隘”，以致“群臣日夜思归”，李璟本人也颇觉“悔怒”，甚至“欲诛始谋者”。

始终处于焦躁之中的李璟于这一年的六月病逝于南都洪州，终年46岁，庙号元宗。

李璟死后，其子李从嘉继承了唐国主的王位，改名李煜，即史上有名的南唐后主。南唐大位原本与李煜是无缘的，只不过唐宫权斗风云将这个原本孱弱之人推到了权力中心。

李璟当初继位之时，其弟李景遂、李景达皆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为了稳定诸弟之心，李璟在父亲灵前发誓，约定世代兄终弟及，并以齐王李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居东宫。保大五年（947），李璟正式立李景遂为“太弟”。

十余年之后，李璟诸子长成之后，兄终弟及的传位构想就面临挑战。李璟的长子李弘骥是一个有雄心，但又残忍嗜杀之人。尽管李景遂一直不愿接受“太弟”的身份，并于交泰元年（958）坚辞储位，但是，已经被立为太子的弘骥始终将这个叔叔视为仇敌，最终将其毒杀。诡异的是，不久之后，弘骥竟然也染病身亡了。

李从嘉是李璟第六子，但其上诸兄早就夭亡，弘骥又死，从嘉便以次子身份受封吴王，任尚书令，居东宫。李璟迁都洪州，便立从嘉为太子，令其监国金陵。李璟死后，从嘉继位，更名为李煜。

李煜擅作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以国君而擅词手，秀压江东”，更被誉之为“词中之帝”。然而，作为帝王的李煜，无疑是失败的，南唐国祚也是在他手中终结的，其中原因固然有所谓大势变迁，但与其个人执政之昏聩有莫大关系。

于史实不察之人，往往视李煜为充满温情的“文青”，赋予其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想象。事实上，李煜是一个残忍刻戾的专制君主，也是一个自负但愚蠢的昏君。

建隆二年（961），李煜刚刚继位之时，北方宋朝尚无暇顾及吞并南唐，仅是继承后周建立的宗藩关系而已。然而，李煜治下南唐的内部危机日甚一日。

如同许多专制君主一样，初登大位的李煜深知自己根基尚浅，对朝臣们并不信任。出于集权需要，李煜也玩起了强化内朝小班子制衡外朝的手段，将原先近侍文臣侍奉的澄心堂升格为内廷中枢，并重用自己位居东宫时结识的潘佑、张洎等人，使之主政。

东宫旧臣上位，又与朝中原有朋党派系复杂纠缠，使得政局更加混乱。潘佑本为北方幽州人，后徙居金陵，“善于论议，尤喜老、庄家言”，被韩熙载、徐铉推荐给中主李璟，入值崇文馆。李煜继位之后，潘佑被擢为中书舍人，负责重要诏令起草，深得信任，李煜“时呼以潘卿”。

滁州人张洎是南唐进士出身，初官上元尉，因筹议太子李弘骥谥号而得中主李璟赏识，与徐知诲之子徐游同为清晖殿学士，参预机密。李煜“于清晖殿后建澄心堂”，张洎“亦预机密于其中”，任“澄心堂承旨”，号称“恩宠第一”。

东宫旧臣上位，又与朝中原有朋党派系复杂纠缠，使得政局更加混乱。张洎与朝中原有势力徐铉等人日渐结党，而恃才傲物的潘佑则渐显孤立。虽然被李煜呼为“潘卿”，但始终未能真正进入权力核心圈子，其“复井田，依周礼置牛籍”等政治主张也不过是迂阔而刻薄之论。

政治失意的潘佑转而成为李煜朝廷的反对派，连续八次公开上疏批评朝政，甚至在最后一道奏疏中说出了“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的狠话。李煜确实昏庸，南唐朝廷也充斥着奸佞之徒，但潘佑自己真的是直臣吗？

开宝二年（968），李煜迎娶司徒周宗次女，即历史上有名的小周后。朝廷命中书舍人徐铉与知制诰潘佑共议婚礼仪制。徐铉依古制，认为鼓乐应当从简，但是潘佑投李煜性喜浮华之所好，主张铺张。如此，难道不是一个佞臣吗？

潘佑上疏激怒了李煜，首先被处置的却是户部侍郎李平。少为道士，常讲方术符、仙人神鬼的李平正是得到潘佑的推荐，才获得高位。李平既掌司农，潘佑那些“复井田之制，造民籍，造牛籍”迂阔且充满统制经济色彩的措施便付诸实施，但遭到强烈反对。

开宝六年，李平被收付刑狱。潘佑闻讯后，自尽于家中，李平也被缢死于狱中。后世多以为潘、李二人为忠直之臣，其实不过是党争失败者而已，也绝非治国之才。

南唐政界很多人都有一种末世的无奈感，曾经有“江南果相我，长驱以定中原”之志的韩熙载经历李昪、李璟时代的冷落之后，曾经一度对新君李煜抱有期待。但是，朝中党争、国势日颓，令他更加心灰意冷，转而狂放自污，不愿为相，不想做“千古笑端”。

李煜的词作不少有一种富贵气象，是南唐宫廷奢华糜烂的写照。据《五国故事》记载，李煜“尝于宫中以销金罗幕其壁，以白银钉瑇瑁而押之。又以绿钢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宋人陶谷《清异录》也记载：“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简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

南唐宫中之奢华可见一斑，而这背后则是江南百姓之血泪。文人对李煜与大小周后的婚姻颇为津津乐道，仿佛帝王是情种。但是，历史中的李煜是一个“性骄侈，好声色”之人，唐宫之荒淫闻名天下。

性刚愎而残忍的李煜又是一个崇佛之人，被称为“酷好浮屠”。南唐崇佛自李昪始，李璟继之，李煜最烈。

李煜之佞佛除了是一种政治文化传统，也是对国运衰微现实的逃避。然而，李煜的过度崇佛给南唐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南唐宫苑内有寺院十余所，“旧供千僧，所费皆二宫玩用”。金陵城内佛寺数不胜数，每建造佛寺，朝廷要拨给土地。僧人达万余，均由朝廷“给廪米络帛以供之”。如此，南唐百姓如何承担？

帝王既好佛法，王公大臣也皆投其所好，一时成为风尚。北宋更是利用李煜之佞佛，派出僧人“小长老”为间谍，以重金珍宝贿赂权贵，接近李煜，而后怂恿南唐多造佛塔佛像，以消耗其财力。在清醒之人看来，李煜日后的命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可能比饿死台城的梁武帝更惨！

南唐在李煜的统治下，“国势日削”，亡国是早晚的事情。内史舍人徐锴在开宝七年忧愤得疾，临终之际对家人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李煜对于北方的宋朝始终卑辞厚币地贡奉着，远胜昔日对于后周，“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之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即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助”。赵宋立国之初，尚需巩固北方局势，对于南方诸国并不急图。

但是，乾德元年（963），宋廷以助占据马楚故地的武平军节度使周保权平定衡州刺史张文表反叛为契机，出兵南下。在南进途中，宋军以借道为名，兵不血刃而定荆南高氏政权，宋军得荆南。周保权也奉表归顺宋廷，举族迁往汴京。

宋军既得荆、楚，即可训练水军，溯流而上可攻后蜀，沿江东下则可灭南唐。乾德二年，宋军水陆并进，进攻后蜀，蜀军战败，后主孟昶降宋。开宝二年（969），宋朝潭州防御使潘美出兵征南汉，连克韶、桂、连、贺四州。次年，宋军长驱直入，直抵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鋹素衣白马出降。这个存在五十余年的岭南王国灭亡了。

赵宋接连征服荆、楚、蜀、岭南诸地，南唐已经在北、西、南三面与宋朝接壤，其东面的吴越恰恰一直是杨吴-南唐政权的宿敌，而且一直臣服中原大国，南唐已经事实陷入宋朝的包围之中，形势岌岌可危。

李煜和南唐虽然一直对赵宋保持藩属国的谦卑姿态，但又不想真正丧失独立政权的地位，故而在卑事大国的同时，又在暗做军事备战。赵匡胤原本曾想政治解决南唐问题，努力未成之后，才决定南征。

开宝七年五月，赵匡胤下令在荆湖建造大舰和黄黑龙战船数千艘，以备架设长江浮桥之用。九月，赵匡胤又以李煜拒命入朝为由，发兵十余万，三路并进，进攻南唐：

东路以吴越王钱俶为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率数万兵自杭州北上策应，并遣宋将丁德裕为监军；中路由宣徽南院使曹彬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率水陆大军由江陵沿长江东下；西路则以黄州刺史王明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负责牵制湖口的南唐兵力，保证南征主力东进。

是年十月十八日，宋军中路曹彬部沿长江东下。南唐水军竟然以为是宋军例行巡江，未加阻截，致使曹彬大军顺利通过湖口。二十五日，曹彬率军突袭峡口寨（今安徽贵池西）。闰十月初五，兵临池州，守将不战而逃。

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南唐谨慎维持的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已经破裂，李煜不得不战。为了减轻外部压力，李煜致书吴越王钱俶，企图以“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的唇亡齿寒道理说服吴越联合抗宋。铁心归宋的钱俶却将此信呈给了赵匡胤，果断加入了对南唐的征讨。

不久之后，曹彬大军又在铜陵击败南唐军水军，虏获战舰二百余艘。而后，又连克芜湖、当涂，逼近采石矶。经过数日激战，曹彬大军大破南唐采石守军，生擒南唐马步军副部署杨收、兵马都监孙震。

十一月初九日，宋军做了一件令江南人觉得根本没有可能的事情，花了三天时间系缆绳，在长江上架起了浮桥，大军得以顺利过江。宋军过江令李煜恐惧，于是南唐遣镇海节度使郑彦华与天德都虞候杜真分率水、步兵各一万出金陵，水陆并进反击，但很快就被宋军击败。

在中路大军势如破竹的同时，宋军东、西两路也密切配合，进展顺利。十一月十五日，西路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击败南唐三千余人；东路的吴越军队也围攻常州，攻占利城寨（今江苏江阴）。

历时两个多月，开宝八年（975）正月初八，宋军进逼金陵西南郊，攻克溧水，全歼唐军都统李雄部万余人。正月十七日，曹彬大军向金陵发起进攻。宋军行营骑军兼战棹左厢都指挥使李汉琼率部以大舰载芦苇，对南唐水寨实施火攻，歼灭南唐军数千人，进逼金陵城下。

南唐在金陵府有十余万重兵防守，企图依托秦淮水背城一战，挽回危局。为不失战机，潘美不待渡河船只到达，率部强涉秦淮河，大军随进，斩俘南唐军万余人。宋军乘胜进逼城下，于城郊三面扎营，对金陵形成包围。困守金陵的南唐军队组织反击，企图溯江而上夺取采石浮桥，又被潘美率军击破，南唐神卫都军头郑宾等被俘。

占据荆、楚，又使前线宋军得以获得充足的粮食补给。正月二十日，赵匡胤命京西转运使李符益调运荆湖军粮补给前线宋军，而城中南唐军则面临供给危机。二月初十，曹彬大军又在金陵城外白鹭洲大败南唐军。三月，宋军攻下金陵城阙，南唐军退入金陵城内固守。

至五月，东路的吴越军队也攻陷常州、江阴，进围润州，西路的王明所部在江州击败南唐万余人，夺取战舰五百艘。金陵已成重围之下的孤城，而靠着家世骤得高位的统军大将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却“保惜富贵，无效死之意”，一心谋求降宋，甚至听闻诸军败绩，“幸灾见于词色”。金陵内外形势也因皇甫继勋这样的人蒙蔽，而不为李煜所知。一日，李煜登城，见宋军“旌旗垒栅，弥遍四郊”，盛怒之下，将皇甫继勋诛杀。

李煜将希望寄托在上游兵力援救，急调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率湖口兵十万赴援。朱令赟恐王明军从背后切断粮道，迟迟不敢东进。六月初二，曹彬军于江宁城下打败南唐军两万余人，缴获战舰数千艘。八月，丁德裕在润州击败南唐军五千人，并于九月初九与吴越军合势攻占润州城。

直到六月二十一日，朱令赟才乘大舰先行至皖口（安徽安庆西南部的皖水入江口），遭遇宋军刘遇截击。此战之初，南唐军先占上风，朱令赟以火油进攻宋军战船，宋军几乎难以招架。

但是，天象突变，风向急转，大火反而烧到了朱令赟的战船上，南唐军不战自溃，朱令赟被烧死，战棹都虞候王晖等将领被俘。此战大败，意味着李煜企图以上游之兵解金陵之围的幻想彻底破灭。

困于金陵城中的南唐君臣彻底断绝了一切外援，宋军昼夜攻城，城中境况极惨，“城中米斗万钱，人病足弱，死者相枕藉”。即便如此，金陵城依然撑了数月，江南人的反抗或许并非为李氏政权尽忠，只是不愿屈服于来自北方的武力征服。十一月十二日，曹彬大军从三面攻城，二十七日，宋军破城，李煜奉表投降，南唐遂亡。

亡国之君李煜在中国人的文本记忆中是一个备受同情的人，千余年来，人们对之赋予太多的凄凉哀婉之情。但是，作为帝王的李煜并不值得同情。

宋灭南唐历时一年有余，是赵宋征服南方诸国之战中耗时最长的，在此期间，李煜并非毫无作为，战事布置、杀伐决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是，李煜抗宋并非为了江南黎庶，只是为了保全偏安一隅之富贵、一姓一家之荣宠。

南唐亡国之际，李煜曾作《破阵子》词一首，其中有对“三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丧失的痛惜，最终却将情感落在“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上，足见他对宫廷糜烂生活的眷恋。宋人苏轼曾对这首词有过评价：“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

如此一个李煜，“一旦归为臣虏”哪里值得同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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