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9日，广州一家单位在象岗的公寓楼工地上，突然挖出一排排整齐的石板，工人们掘开石板，出现了一个大洞。

基建科长邓钦友意识到下面可能是一座古墓，于是赶紧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省文管会考古队长黄淼章和广州博物馆馆长麦英豪等人相继赶往现场。

经过初步勘探后，墓中有成套的编钟、铜鼎和玉璧等丰厚的陪葬品。这些器物也昭示着墓主人高贵的身份，难道墓主人就是南越王赵佗？

象岗古墓的发现引起广东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他们一面采取有效措施对古墓进行保护，一面向中央请示发掘。在等待批示之时，考古队员们开始着手清理墓道，为正式发掘作准备。探查发现，此墓分前后两部分，前部有3室，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有4室，正中是主棺室和后藏室，两侧为东、西侧室。整个墓由500多块红砂岩石砌筑，墓底铺有木板。

1983年8月25日，古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在用起重机吊走填石、清走填土之后，考古队员发现，因为石头和泥土的压力，前室的门已被顶开。前室顶部及四壁均有彩绘云纹图案，装饰富丽，似是仿墓主生前的宴乐厅堂而制。

在墓室东侧，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殉人的棺具遗痕，棺具早已腐烂如泥，仅见一片板灰残痕。在板灰痕上，有一方铜质印章，阴刻篆文“景巷令印”。考古人员推断，这方印应是殉葬者生前佩戴的实物。“景巷令”即“永巷令”，秦汉时后宫官职之一，一般由宦官出任，专掌皇后、太子家事。此人生前极有可能是南越国王室的永巷令。

考古人员清理完前室后，又进入了东耳室。一眼看去，东耳室就像是放置宴乐用具的处所，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金银器、漆木器、象牙骨器、动物遗骸等一应俱全。 而最让发掘人员激动和兴奋的，当是室内那琳琅满目的铜乐器和铜容器。

室内还有两套铜编钟，编钟一整套共14枚，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墙壁下方，并整齐地悬挂于木制横梁上。从外形上看，14件编钟形制相同，大者通高24.2厘米， 小者通高11.4厘米，均保存完好，通体泛着青绿色的幽光。

与编钟相连的是一套5枚的甬钟，从小到大依次摆放在东侧地面上，只是未见横梁木架。每枚甬钟形制相同，最大的通高49厘米，最小的通高38厘米，外表都有丝绢包裹的痕迹，表明入葬前曾被包装过。

当东耳室的清理过半时，对西耳室的发掘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西耳室放有青铜礼器，各种铜、陶生活用具、兵器、甲胄、铁工具、车马帷帐、金银珠宝、象牙、漆木器及丝织品、五色药石与砚石丸墨等等，数量达四五百件。

这件铜虎节出土时，通体用丝绢包裹。从外形看，全器铸成一只蹲踞状老虎，虎节长19厘米、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其形为前卧弓腰欲扑之状，周身贴有金箔形成老虎斑纹，其尾卷曲如“8”字形，姿态生动威猛。虎节有铭文“王命命车徒”字样。虎节，作为一种调兵的信物，有不怒自威的气势。

麦英豪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的武王赵佗“攻长沙边邑”推断，虎节极有可能是赵佗攻占了楚国旧都时所获，他死后传给了子孙后代，后来成为随葬品。此外，也不能排除战国时楚国的势力已逾越岭南的可能。

墓主到底是谁？当考古队员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后室，谜底随之揭开。墓主身着玉衣，腰间佩10把嵌缠金玉的铁宝剑，最长的一把剑长1.46米， 为目前所见汉墓中最长的铁剑。墓主头部置精巧的金钩玉饰，下枕丝囊珍珠枕头。在墓主周围，还发现不少精美的玉雕，皆可堪称汉玉珍品。最重要的是在墓主身上还发现了一枚玉印，上面工工整整地篆刻有“赵眜”两字。

但是翻看《史记》、《汉书》都找不到哪一代南越王名叫赵眜。在后续的清理中，在墓主胸腹间发现另一枚闪亮的金印，翻转金印，“ 文帝行玺”四个刚劲有力的小篆映人眼帘。

象岗墓墓主就是南越文帝赵眜，也就是《史记》中记载的汉朝赐谥的南越文王即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至于《史记》中写成“赵胡”，专家认为，也许是司马迁的档案有误，也许是后人抄错了。

无眠认为第一种的可能性不大。建元六年，闽越王郢兵犯南越，赵眜求救于汉武帝，汉武帝伸出援手派兵两路进军闽越。闽越王郢的弟弟馀善迫于汉军压境，为求自保杀掉自己的兄长。闽越之乱平定后，汉武帝派遣严助请赵眜入朝，赵眜怕被朝廷扣押，以生病为由让自己的儿子赵婴齐入朝成为汉武帝的侍卫。赵眜与司马迁属于同一年代之人，赵婴齐又曾是汉武帝的侍卫，赵眜还是赵胡，司马迁搞错的可能性不大。

《史记》记载赵婴齐即位后，藏武帝玺，而《汉书》中记载的是藏武帝、文帝玺，其中武帝指的就是赵佗，文帝指的就是赵眜。这枚”文帝行玺“是不是就是赵婴齐所藏的南越帝玺之一呢？藏于墓中也许是最好的地方吧。#历史冷知识# #文史知识局# #show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