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书道
【按：翰墨书道摘编自殷德军《清代中书及其书法考述》】
【清代中书所从事之主要书法活动】
在清代，中书是内阁的书记官，职位较低，多为从七品，往往与翰林相并称，“中书舍人犹称内翰”，而翰林一般被称为“外翰”。不论是中书还是翰林，基本均擅长书法，其共同特征就是“楷法尤光”的“馆阁体”。
清朝历代帝王大都善书，受皇家尚书风气之影响，不论中书还是军机章京，无不擅长书法，他们所从事的书法活动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缮写典籍。宋代始有活字印刷，但是书籍的颁布刊行，以缮写或者缮写后再刻板为常见。皇家修书多同于民间，铜活字印本较为少见。
缮写之时，多“于翰林中书各官内，挑派字迹端楷者”。当书籍字数较多，则由翰林、中书“每员各领底本一册，即一手缮写五分”。如《石渠宝笈》共八十多册，由二十人各自抄写，然后合成一书，风格浑然一致。如果人手还不够时，则需要从贡监、举人抑或民间选拔书法优异者参与抄书，书籍抄录完毕，要再经中书、翰林等仔细校对。
清代中书抄录书籍是有报酬的，一般以康熙时期为标准：“刊刻各种书籍版片每百字工银八分，缮写宋字每百字工银二分，每日每名仅刻字百十余个，写宋字四百余个，每日只领工银八九分不等。”
{}其次是撰拟谕旨。在唐代，撰拟谕旨者，主要有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所撰，直接从禁中发出，故称“内制”，用白麻纸写。而中书舍人所撰，为外朝所拟，故称“外制”，用黄麻纸写。同李唐相比，清代职官制度已发生重大变革，中书舍人仍在，已归于内阁。清代撰拟谕旨者仍为翰林及中书，虽没有内外制之分，但是依然分工明确，“内阁撰拟文字多主于庆，如恩诏、诰命、敕命之类。
翰林院撰拟文字多主于吊，如谕、祭文之类。”有时也并非十分严格，中书撰述文字亦有“谕、祭文”之类。
清代战事较多，一遇战事紧急，军事密函必然增多，其缮写者多为军机章京，字数较少时，由军机章京一人即可缮写完成；如果字数较多，且时间紧迫，则由数人分好字数，分别缮写。
{}最后是整理档案。清代中书所从事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对谕旨政令、军事密函等旧文书档案的抄写备份。这类文件会随着时间的积累逐年增多，不加整理必然杂乱无序，且易遭虫蠹或腐朽。为防患于未然，清代中晚期，则令内阁中书等对“谕旨及寄信、会议各汉字档册，即行缮录一分，另备检查”。
（图为清康熙帝行书《临董其昌书轴》，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代中书与翰林之书法异同】
翰林院亦称“玉馆”或“词馆”，所谓的“馆”，应该指翰林院及詹事府之属，而“阁”则专指内阁，所谓的“馆阁体”其实就是内阁、翰林院及詹事府的书艺特色。
一般来讲，翰、詹区别不大，可归为一类。清代中书与翰林作为清代宫廷两个最大的书法群体，书风较为一致，均擅长“馆阁体”，但也存在明显之不同，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清代中书与翰林考试的书写要求存在差别。在清代，优选军机章京及中书之考试用白折，属于折派。而优选翰林之殿试、朝考以及翰林大考、庶吉士散馆则用大卷，字略小，称为策派。清代中书与翰林的书写要求不同，一般来说，中书之卷面字要疏，故有“知白”之趣；翰林之卷面字要密，方有“守黑”之感。中书之书法，更侧重于应用性为主的“馆阁体”。
其次，清代中书与翰林的文化修养明显不同。书法与文化修养关系密切，书法如同人之相貌，而文学修养则是人之内涵，所以人们多以“书卷气”“学养”等评论个人书法。清代中书出身较为杂乱，而对翰林的选用则非常严格：三甲进士多不入翰林，除此之外，还需三年庶吉士阶段的培养，再经散馆考试，及格者方能留馆。这就使得中书的文学修养难比翰林。文化层次的差异，决定着翰林与中书之书法层次不同。南书房翰林更是文学之佼佼者，可以陪侍皇帝作诗论画、探讨书艺，能够将书法提升到“艺”的高度；而代替内阁职能的军机处地位更为显要，但军机章京每天所面对的只有文字缮写，鲜能有机会与皇帝一起探讨书艺，中书舍人更为如此。这与他们的身份地位有关，而文学修养更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加上翰林的身份地位要高于中书，这决定了他们在书画市场受认可的程度不同。纵观整个清代书法史，墨苑巨擘大多出身翰林，比如姜宸英、翁方纲、王文治、梁同书等人。
（图为高士奇《行书皇甫冉诗轴》，现藏于安徽博物院。纸本行书 350×120cm 安徽省博物馆藏 释文：闲看秋水心无事，卧对寒松手自栽。庐岳高僧留偈别，茅山道士送书来。燕知社日辞巢去，菊为重阳冒雨开。 浅薄何知称献纳，临岐终日自徘徊。 款署：景老年翁正。高士奇。 钤印：高士奇印（白文）、淡人（朱文） ）
【清代中书之书法特色】
清代帝王，大多雅好书法，但他们对书法的审美完全不同，这对宫廷书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甚而是整个清代书法，更包括了清代中书书法。
清代中书多擅长馆阁楷体，大多结体谨严，以端庄秀丽为特色，注重实际应用，共性色彩非常明显。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演变的，与皇帝的审美若合一契。清代自康熙时期开始，玄烨非常喜欢董其昌书法，于是天下书风一变，由此出现“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购子昂”之局面。即使“馆阁体”，也专门以董赵为楷模，因此在康乾时期，在众多的清代中书中，出现很多模仿董赵书法之好手，高士奇就是其中的代表。
特别是乾隆时期，清高宗弘历更加钟爱书法，尤其喜欢赵孟頫书法，以至于“以书取士”，将书法与仕途紧密结合，那些有志于功名之人，更把书法珍若性命。
此风气一开，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以嘉道时期最为突出。嘉庆与道光两位皇帝均喜欢唐碑，包括清代中书在内的大小官员，为取悦帝王，遂以唐楷为取尚。因此嘉道之际的清代中书中，书学董赵者数量锐减，而唐碑，特别是欧柳成为他们的崇尚主流，同时康乾时期的学颜一脉，延续到此时，在清代中书中也有逐渐发展壮大之势。
对于咸丰以后“馆阁体”之书法现状，清人多有思考，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康有为认为：“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亦盛。”清代末年书风的变化，在清代中书中的表现也同样明显，故金安清有很好的总结：“咸丰以后，则不欧不柳不颜，近且多学北魏，取径愈高，成家愈难，易流于险怪，千篇一律矣。”
清代中书作为清朝的重要官员，也是从事文字书写的秘书人员，其书法大多受其书写职责及官方实用要求相制约，是清代宫廷书法的书写模式与审美标准的重要代表，因此他们的书艺特色主要以实用性很强的馆阁楷体为主。作为清代中书，多参加过科举考试，馆阁书体自然功力深厚，乃至于终生都不脱馆阁习气。清代中书的文字书写属性，也决定着他们一辈子与书法都有着密切联系，每一次“馆阁体”的变化，在清代中书身上的表现都最为显著。
（本文摘编自殷德军《清代中书及其书法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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