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八一”，不说外军说国军。
先说说“暴动”。
当时，无论在中共中央的文档上，还是在亲历者的口中，每一场暴力反抗国民党政权的大小行动，都叫“暴动”，而非“起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平江暴动……莫不如是。“起义”是后来的改称。“暴动”是中性词，“起义”是褒义词。此题外话。
民国十六年（1927年）7月12日，即国民党军事强人蒋介石等人发动反共的“四·一二政变”整整3个月后，刚当选两个月的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这5位平均年龄只有29.6岁的年轻人，被莫斯科指定组成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并被授权立即发动一场武装暴动。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经被晾在寓所里，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天，即7月13日，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发出《对时局宣言》，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同时又声明：中共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7月14日，共产国际在苏联政府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认为“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终结，它现在已成为反革命力量”，中共党员要”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严惩镇压工农的一切罪犯，揭发武汉政府的路线政策，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党的秘密战斗机关以对付镇压和杀害”。但是，该决议又强人所难地要求中共“仍留国民党内，加强群众工作，领导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
这样自相矛盾的指令，公开发表出来，实在是把中共推上了绝路。
7月14日当晚，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召开“分共会议”。除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之外，大多数与会者通过了汪氏提议的《取缔共产党案》，理由是：共产党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
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发布《取缔共产党》命令，开始对体制内的中共党人进行清理。
3个月之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公开拒俄反共，并在南京悍然另立了政府，致国民党分为宁汉两派，中国南方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尚有利用价值，所以，才下达了这样的指令。但是，汪氏的“七·一五政变”，让人认识到了“宁汉合流”的必然性，而且，还标志着斯大林设计的国共合作的政治格局已经彻底失败。
动员中国共产党能掌握的军队马上发动一场武装暴动，这是莫斯科策划和指示的。这个事实，就保存在苏共的历史档案中。
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7月21日，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讨论了中国问题，并做出如下决定：
决定
（1）认为有需要满足乌拉尔斯基同志打算装备大约一个军的请求，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为110万卢布。
（2）只有取得上级机关（中央政治局——原注）特别允许后才能开始将货物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3）米高扬同志要紧急弄清楚在汕头设立商务代表处或另外一种经济机构的可能性。
乌拉尔斯基即布柳赫尔，来华前起了个中文名加伦，是苏联派驻国民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米高扬时任苏联经济贸易人民委员，即经贸部部长。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苏联在远东的第一大港。
在中国南部沿海新设一个苏联的商务代表处，其用意不言而喻，即在华南沿海掌握一个港口，以承接从海参崴运到中国的大宗军火。
是的，斯大林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武装暴动。
把暴动地点改在南昌，是中共审时度势后建议的。
因为当时武汉政府为了“讨蒋”，已经调张发奎、朱培德各部组成“东征军”，集中到了江西九江—南昌一线。张发奎是由原粤军组成的第四军的前任军长，时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麾下有第九军、第十一军、暂编第二十军，正在九江、南昌一线集中。张本人被莫斯科视为左派将领，其麾下各部队都有共产党员任职（十一军副军长叶挺即中共党员），因而被临时中央当作发动南昌暴动的基本队伍。
不过，名义上张发奎拥兵三军，但其实只有朱晖日为军长的第十一军是原粤军的嫡系部队；第九军是原滇军扩编而成的部队，暂编第二十军是原黔湘一带杂牌军混编而成的部队。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与第二十军军长贺龙都与他和粤军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朱培德是原滇军组成的第三军的老军长，时任江西省主席、第五路军总指挥，其新聘的总参议即中共秘密党员朱德，故而其部亦是中共计划借用的力量。
7月23日，一个年轻的苏俄人以“伯纳”的名字登陆汉口，并于当晚找到曾任驻莫斯科记者的瞿秋白，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维萨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罗明纳兹。此人严肃地向通晓俄文的瞿氏申明了他的共产国际（简称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要求中共于近日召开紧急会议，完成撤换中央领导人的组织程序。吊诡的是，明明11天之前中共临时政治常委会已经组成，但罗明纳兹来找的第一个人，却是并非临时常委的瞿秋白。显然，莫斯科已决定让他们更信任的瞿氏担任新的中共领袖。
罗明纳兹虽然只有29岁，却是以少共国际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成员，因而，被中共中央的机关干部谑称为“神童”。此人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乡。
罗明纳兹，以共产国际特使名义来华传令的苏俄人。
在此后的几天，罗明纳兹频繁与年轻的中共领导人接触，明确告诉他们：关于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国际”的意见是确有把握就进行，否则，延期选择更好的时机再进行。
请示莫斯科后，他们收到了模棱两可的批示：暴动若有把握即进行，若无把握则终止；暴动不得让苏联军事顾问介入。
但是，苏联人又告诉中共：南昌暴动之后，大军就转移至广东潮汕一带，苏联货轮会将大宗武器运抵那里。然后，部队继续西进，在广州发动暴动。
显然，苏联人为自己留了退路。
得到苏联的含混不清的批示后，在汉口的临时中央，立即组建了暴动的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后增补）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前委全权负责南昌暴动。以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中共前敌军事委员会，聂荣臻为书记，在前委领导下进行暴动的具体工作。
至此，29岁的周恩来走到了中共舞台的中心。
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负责军事）的周恩来，是中共武装力量的第一创建者与最高领导人。照片是他1924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时的留影，时年26岁。
前委下设军委会，由前委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聂荣臻任书记。是年，聂28岁，贺21岁，颜29岁。
前委的工作机构有以张国焘任主席的农工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席的宣传委员会，以林祖涵（林伯渠）任主席的财政委员会，和以吴玉章为秘书长的秘书厅。政治保卫处处长由李立三出任。参谋团由刘伯承、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组成，刘伯承任参谋长。
暴动决定既定，李立三、恽代英、聂荣臻等人先期赶赴九江，与正在那里游说贺龙的谭平山会合，筹划暴动。
8月1日凌晨3时，暴动总指挥贺龙一声令下，参加暴动的22500多人，同时向各既定的目标_驻南昌的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三、第六、第九军在南昌的营地,发起突击。
当时在叶挺所部的临时政治局排名第一的常委张国焘写道：“不到三时，枪声便响了。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留驻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缴械了。”
凌晨时分，毫无防备的国军，突遭友军的围攻，缴械是必然的。
一夜之间，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正规军，尽管打的依旧是国民党军的旗号。
此即名垂青史的“八一南昌暴动”。
8月1日这一天，后来被苏联人指定为中国的“红色纪念日”。1933年6月26日，“八一”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的由来。
江西大旅社，当年赣省最高档的宾馆。1927年7月中旬，国军第十一军包租后，设为南昌暴动指挥部，周恩来、张国焘即寓居此店，召集了暴动前的会议。现该馆已辟为八一起义纪念馆，是当地人气最旺的旅游景点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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