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的出卖被反动派抓获。
敌人为让她屈服，不但对她严刑拷打，还在她的面前将与她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用铡刀杀害。然而，就算是这样，刘胡兰却始终是坚贞不屈，誓死不降。
敌人问她：“你给八路做过什么工作？”。
“我什么都做过！”，刘胡兰大声说道。
“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敌人接着问。
刘胡兰大义凛然地说道：“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
敌人恼羞成怒：“你小小年纪好嘴硬啊！你就不怕死？”刘胡兰斩钉截铁地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
见刘胡兰如此坚决，敌人决定将其杀害，这时刘胡兰是毫无惧色，从容地走向铡刀，壮烈牺牲，年仅15岁。
刘胡兰牺牲后，毛主席知道了是十分伤心，专门为刘胡兰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牺牲时的场景
像刘胡兰这样革命意志坚定，不屈服于敌人的拷打，为了心中的革命信念，为了复兴中华民族，悍不畏死的革命先烈，在我党的历史上有很多很多。
新中国能够成立，贫苦百姓能够当家做主，中国能有今时今日这般繁荣昌盛之盛况，靠的就是这些视死如归，满腔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刘胡兰这些革命先烈们一样意志坚定，为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坚定不移，悍不畏死。不少人在革命艰苦时期，思想就产生了动摇，他们有为了活命，有为了权力，有为了金钱，有为了美色，纷纷背离自己曾经的革命理想，放弃自己的革命理念，做出了背叛革命，投降反动派的可耻行为。
有这么一位我党早期高级将领，他曾经是坚定的革命者，很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跟随叶挺独立团北伐。然而，他却抵挡不住这花花世界的诱惑，最终选择做了一个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的可耻叛徒。
他就是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
《秋收起义》中的余洒度形象
余洒度参加革命很早，而且所担任的职务也很重要，若他能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1955年授衔时，不说是元帅，起码也是大将，然而他却选择了一条叛变的道路。
1898年余洒度出生于湖南平江，与周总理同龄。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比林彪元帅早两期。在校期间余洒度表现得非常出色，名声甚至比一期学霸蒋先云的名声还要响。在校期间，在政治部主任周总理的影响下余洒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军先锋，余洒度随团参加北伐。在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中，余洒度表现优异，战功卓著，于是开始被重用。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了警卫团，黄埔二期出生的余洒度被委以重任，被委任为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团长由卢德铭担任。
同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南昌起义。共产党员卢德铭与同为共产党员的副团长余洒度、团参谋长韩浚、团指导员辛焕文等商议，决定响应南昌起义，利用张发奎的调令将警卫团带走。
8月2日，警卫团2000官兵东下，欲前往江西南昌响应起义。然而，当警卫团抵达奉新县时，却得知起义部队已南下，无法支援南昌起义，加之又有张发奎部队的堵截，警卫团与南昌起义部队联系中断，于是卢德铭、余洒度等就决定改变计划，将部队带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县休整待命，并与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夏曦取得联系，夏曦命令卢德铭率警卫团继续参加南昌起义（后被否决）。
南昌起义
警卫团经过武汉时，卢德铭暂时离开部队，前往武汉向当地党领导向警予请示汇报，团长就暂由余洒度代任。
这时的警卫团，由于脱离了国民党军，又暂时没有跟我党部队汇合，所以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是既没名没分、没粮饷，也没思想，因此稍有差池，警卫团可能就会军心涣散，甚至是直接散掉。
对于余洒度来说，他首要做的就是解决警卫团的编制问题，有了编制，就有了名分，也就有了粮饷。于是，余洒度为了解决编制问题，就想到了江西省主席朱培德。
为什么要找朱培德要编制呢？首先当时警卫团周边能给正规编制的，还能给粮饷的，就只有朱培德。其次最重要的就是朱培德是反对蒋介石的，且他对国共两党是处于中立的态度，既不会帮国民党，也不会打共产党。
由此，当时余洒度第一时间就想到找朱培德要编制。
为了引起朱培德的注意，让他答应给警卫团编制。余洒度事先就把苏先骏的平江农军拉过来凑成一个团，再收编了夏斗寅残部邱国轩部又凑成一个团，毕竟如果你没有绝对的实力，别人是不会正眼瞧你的，有了实力，你才有资格跟人家谈条件。之后，余洒度就拿三个团以一个师的编制与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进行谈判，
当时负责去跟朱培德谈判的就是宛希先。宛希先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最终让朱培德答应“收编”他们。之后，部队被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有余洒度担任师长，就这样大家吃饭问题解决了，部队也得以保存了下来。
也就在这时，前往武汉请示的卢德铭在农协干部的护送下返回修水，任总指挥。
卢德铭
1927年9月9日，余洒度率暂编第一师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暂编第一师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四个团，原警卫团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原安源的工人武装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原平江、浏阳的农民自卫军和湖北崇阳、通城一带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原收编的的夏斗寅残部为第四团，团长邱国轩。
秋收起义爆发的第一天，战况进行得很是顺利。然而在第二天，余洒度率部攻打平江县长寿街时，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倒戈相向，配合敌一个团，从侧后对钟文璋率领的第一团发动突然袭击，导致起义部队受到严重的损失，只能被迫退向浏阳。
邱国轩出身军阀部队，原属黔军王天培部，在余洒度与朱培德谈判时，邱国轩所部六百多人被收编。秋收起义前，又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随同师部和第一团在江西修水发动起义。当时由于余洒度在收编邱国轩时，忽视了对邱国轩部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改造，因此这才出现了邱国轩部临阵倒戈这一幕。
除了余洒度部进攻不顺利，其他两路的进攻也都很不顺利，三路起义部队在9月19日集中于文家市，在这里前委召开会议决定起义部队下一步的走向。
这时毛主席认为现在起义部队只剩下两千多人，没有实力再去攻打大城市，若攻打等于就是鸡蛋碰石头，此时起义部队应该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池。然而，这时余洒度却坚持反对，坚持要取浏阳直攻长沙。
当时，第三团团长苏先骏等都支持余洒度的主张，两种想法是谁都说服不了谁，眼看部队就要有分裂的趋势，第一师第三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伍中豪突然站了起来，他迅速拔出枪就指着余洒度的头问道：“是你指挥前委还是前委来指挥你？”。
此时，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副师长余贲民也支持毛主席的主张，因此最终前委否决了余洒度攻打长沙的意见。
秋收起义
9月20日，起义部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浏阳文家市出发，向井冈山进军，经桐木、小枧，于22日到达萍乡芦溪，并在此宿营。23日拂晓，起义部队从芦溪更田村宿营地出发，江西军阀朱培德部队江保定保安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从萍乡赶来尾随追击，部队行进在离开芦溪15华里的山口岩时，因第3团团长苏先骏大意，指挥部遭敌军数路夹击，起义部队损失严重。
危急关头，为掩护部队前进，卢德铭挺身而出，带领一个连抢占高地，从而阻击特务营和保安团的追击，并指挥被打散的第3团战士向前方部队靠拢。
在此过程中卢德铭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右胸，壮烈牺牲。卢德铭的牺牲让军中将士十分伤心，毛主席为此是痛惜不已，叹道：“还我卢德铭！给我3个师也不换”。
卢德铭的牺牲，也让余洒度在军中的威望大跌。
9月29日，部队到达三湾并进行改编，毛主席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同时免去了余洒度师长的职务。当然，主席也并未将他一撸到底，还是保留了他前委委员的职务，主席还是给了余洒度改过自新的机会。然而，余洒度非但没能明白主席的良苦用心，反而是因此怀恨在心，不愿再听从主席的指挥，去进行游击作战。
10月中旬，余洒度在湖南酃县水口脱离部队，还到湖南省委去控告毛主席，然而谁都知道到底是谁的错，湖南省委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去冤枉主席。
1929年10月，余洒度辗转来到上海，在腥风血雨的革命环境下，在纸醉金迷的诱惑下，余洒度对革命的坚持逐渐发生了动摇，最终他抵挡不住诱惑，脱离了党组织，并参加了谭平山、章伯钧等人组织的中华革命党。
1931年11月，余洒度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抓获，还没等国民党特务严刑拷问，他就主动表示愿意“悔过自新”，鉴于此，蒋介石见他如此识趣，且又有“立功赎罪”的表现，又曾经是黄埔生二期生，因此蒋介石在开始对他还是挺重用的，委任他为第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
自此开始，余洒度开始堕落，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居然利用职务之便走私贩卖鸦片，此时的他早已没有了曾经的革命梦想，彻底沦落为一个祸国殃民的大蛀虫。
当然，叛变的余洒度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在走私贩卖鸦片时，他因与别人分赃不均，被人告到蒋介石那里，1934年被押往南京枪决。
《秋收起义》中的余洒度形象
本来，余洒度如果没有叛变，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军衔绝对不会低，在有周总理做入党的领路人，还是秋收起义的重要领导人的前提下，至少军衔大将以上。
然而，他的一念之差，却最终是葬送了他的大好前程。
要知道，当时参加秋收起义的宋任穷、张宗逊、陈士榘、陈伯钧、黄永胜后来都成为了上将，而这五人在当时都是余洒度的下级，宋任穷是第1师第1团第3营文书，张宗逊是第1师第1团2营6连连长，陈士榘是第1师1团教导队区队长，陈伯钧是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黄永胜是第1师第1团第3营第9连第2排第4班班长。
只能说是性格决定命运，眼光决定未来！余洒度会有之后那般下场，完全就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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