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至此，中国人企盼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终于花落中国。随即，媒体和街头巷尾出现了千言万语话莫言的场景。笔者和食品界的几位朋友聊起莫言作品中的“吃”。他写“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区别，写“酒场如战场”，写小说《粮食》，写散文《吃相凶恶》，就连中、长篇小说的书名也直接写吃：《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酒国》。莫言是一位写吃高手，难怪有文学评论家说，“吃”是莫言小说中的关键密码。
“当年想当作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到饺子。”这是多年之后有人问及莫言何以走上写作之路时，莫言道出的实情，让人感慨!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莫言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务农了。村里来了一位邻居，是被遣返回乡的右派大学生。他告诉莫言，作家们的生活非常富裕，每天三顿都吃饺子。而此时，莫言一年只能吃上一顿饺子。莫言喜欢吃饺子，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庆祝的方式便是吃饺子。
作为经历过困难时期的“50后”，莫言把饥饿留下的心理和身体的双重印记，写到了他的多部作品中。
1961年春天，6岁的莫言刚上小学一年级，学校拉来一车亮晶晶的煤块。学校里这些饥饿的“身体透明”的小孩子孤陋寡闻，没见过煤块，经过充分进化的牙齿在这时发挥了探索世界奥秘的主导性作用。一个大胆的小孩子试探性地拿起一块，放到嘴里嚼了一口。他咯嘣咯嘣地吃了起来，就像是品尝一块珍贵的饼干，表情享受。其他孩子也得到启示，一拥而上，每人抢过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嚼起来。正因为莫言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在他后来的小说里，小孩子认识世界，只有两种东西：能吃的、不能吃的。
莫言的小说，曾这样写及大人的吃：饥荒的年代，一位农妇偷偷将生产队的豆子完整地吞进肚子，回家后再将豆子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这样的作品，只有经历过苦难并敬畏生命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在成为作家之前，莫言就曾编过“吃”的顺口溜，至今仍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有记者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专程赶赴山东省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走访莫言的家人、朋友、小说中的原型。莫言儿时的一个玩伴说，他和莫言当年都在大栏小学读书，物质非常匮乏，精神生活也很单调，孩子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去村头看场电影。有一次，村里放了《列宁在1918》，莫言将它改编成高密茂腔的《列宁传》，其中的几句唱词在当地广为传唱：列宁同志很着急，城里粮食有问题。马上去找瓦西里，赶快下乡搞粮食。
吃，在莫言的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贯穿始终。在莫言看来，人生在世，大概没有什么比吃喝更重要的事情了。人为什么要长着一张嘴?就是为了吃喝!要吃出名堂吃出乐趣吃出瘾，喝出名堂喝出乐趣喝出瘾。要明白吃喝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而且是要通过吃喝体验人生真味，感悟生存哲学。要知道吃喝不仅是生理活动过程，还是精神陶冶、美的欣赏过程。也正因如此，莫言笔下的“吃文化”，内容丰富，且有着很深的思考。
由诺贝尔文学奖而引发的“莫言热”，是文学的利好消息。笔者从书架上取下莫言的《酒国》和与其相邻的《烹饪文学》两本书时，突然产生一个疑问：包括烹饪文学在内的有些边缘化的文学，能不能通过“莫言热”引发的“阅读热”有所提振，从而促进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笔者看来，眼下能从纠正菜谱上令人反胃的错别字开始就好：不再把鸡蛋的“蛋”写成“旦”，不再把玉米羹的“羹”写成“更”，不再把蘑菇的“蘑”写成“■”，不再把里脊肉的“脊”写成“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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