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Vincent Yu>
不写作、毋宁死
莫言曾说过,作家不必写自传,因为TA所写的每本小说,都是自传的一部分。严歌苓的《芳华》也不例外,无论在书中,还是在冯小刚的电影里,《芳华》都有严歌苓对人性的透视。透视的后面,也是对自身心灵史的挖掘。要想知道《芳华》是如何创作的,不如先读读严歌苓的人生。
——度公子
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而浪漫的家庭。父亲严敦勋,笔名萧马,既是作家,也是编剧,母亲是一名极为勤奋的话剧演员。严歌苓还在蹒跚学步之时,仰起小脸,便能看到父亲在窗前画画,在灯下拉小提琴,母亲则拿着《莎士比亚》的剧本,一句一顿地念台词。
上到小学一年级,文革来袭,学校里乱了,严歌苓便回家看书。父亲的书柜里装满了世界名著,严歌苓想看什么都可以。哪怕充满少儿不宜的神秘与禁忌,父亲也绝不阻拦。倒是母亲,时常悄悄来到她身边,将书从她手中抽走:“你现在这个年纪,看这个还早了点儿。”
小小年纪,她就看过了《唐璜》《战争与和平》《西厢记》,专挑喜欢的段落,等去了学校讲给小朋友听。看漏的部分,自己想办法编一段接上去。她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
<严歌苓·少女时期>
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个年月里,她听到的最多的事情,都是关于自杀的。作协大院里,时常有人跳楼,记得有一次,一对老夫妇牵着手从楼上跳了下来,尸体被拖走后,地上还留下两个大坑,一阵风吹过,地面上的糖纸便飞了起来。严歌苓听人说,两位老人赴死之前,将家里攒下的糖果都吃了。严歌苓站在楼下,看着那些被风吹起的糖纸,常常想象两人赴死之前的情形。破碎的五彩糖纸,让严歌苓记住了那个年代里人的绝望。
还有一位女作家,因不堪凌辱,服安眠药自杀。拉到医院抢救时,赤裸着身体被人放在楼道里,有好心人走上去,为她盖了一床被褥。可偏偏有一个电工走过,故意将烟头掉在被褥上,然后若无其事地把被褥拎起来抖,为的是偷窥女作家的裸体。那个画面深深烙在严歌苓的脑中。
“一个女人要自杀就自杀到底,千万别一半又被救活了,你都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在死和活之间发生了什么。”
——严歌苓对女作家说
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美好或邪恶的,明媚或黑暗的,她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严歌苓擅长将它们储存起来,等待时间发酵,最终变成一个个故事。
但一开始,她并不清楚自己有这样的魔力。
12岁那年,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是她人生中最鲜活的一个阶段,跳舞成为了她的灵魂。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仓库里,严歌苓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她就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带回宿舍,特意将书封撕掉,套上毛选的壳子。在这些书里,有影响了她一生的《拜伦传》。
拜伦天生跛足,少年时代还是个很胖的瘸子,为了改变自己,此后短暂一生中,对自己的饮食十分克制,只为维持瘦削的身材。拜伦的内在力,令严歌苓无比钦佩和激动:原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能决定她最终的高度。只有用强大的自律和内在驱动,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
在部队里,她不是形体最好的,但永远是练功最勤奋的一个。每天早上4点,她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地架在窗棂上,甚至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从不懈怠。
看上去被绑在一个无形的刑具上。
——严歌苓《灰舞鞋》
8年间,严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给了她全部的青春幻想。于她而言,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竭尽所能的最好。因为她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虽然到头来,团里并没有把最好的角色交给她来演,但她从未气馁,也从未停止努力。
<《芳华》书封上的剪影,就是严歌苓>
15岁那年,严歌苓迎来了人生最惨烈的一次爱情。直到多年后,她回顾那段懵懂而疼痛的恋情,也只给出了三个字:不值得。
当时,她爱上了一位大自己7岁的排长。短短6个月,就写出了160封情书。在部队里,谈恋爱是明令禁止的,两人只能眉目传情,有时男兵和女兵碰头,严歌苓就摸一摸衣服上的第二颗纽扣,发一个暗号让对方去看信。没想到的是,恋爱一事被上级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后,对方居然主动拿出情书,检举揭发了严歌苓。很快,严歌苓就被叫去,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
写完一遍,上级说:“写得不够细,重写!”
领导要求把细节写清楚,严歌苓只好写细节。
明明是恋爱的隐私,也只能一笔一笔坦白。
一个少女甜美的心事,却要跟无关的人讲述。
可想而知,严歌苓的内心是何等的屈辱。
领导看了,又说:“真的就只有这些吗?”
严歌苓点头,对方怒道:“再写细一点!”
每一次重写,都像是拿刀子剖开伤口。
领导看了,又打回去:“再挖思想源头!”
当初恋情美好的片段,此刻都成了“罪孽”。
而所有的伤害,还来自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这对严歌苓的心灵,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段初恋,令严歌苓有了赴死之心,在穿越了极大的绝望之后,她更加贴近了人性,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漩涡,也习得了前所未有的坚强。
20岁时,严歌苓所在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严歌苓毫不犹豫都对上级说:“我想去!”
没想到,这成为了她一生的转折。
身为女兵,严歌苓没有去前线打仗,留在了后方当护士。正因为如此,她那些英雄主义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当一个又一个伤员被抬进包扎所,走廊和手术室里都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时,严歌苓才意识到战争的可怕。
严歌苓看到了战争死神的轮廓,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失去了手脚,看到恐惧和绝望布满他们的脸庞。对个体的悲悯,彻底盖过了其他情绪。在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后。严歌苓一夜之间意识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
回到成都后,她发表了一些诗篇和报告文学,然后又去云南。这一次,她看到同龄人被截肢,有的甚至被夺去生命…
随后,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一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10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在文坛崭露头角。25岁退伍时,她已经是专职作家了。
但她在写作上的“野心”,并不止于此。
1988年,美国新闻总署向严歌苓发出邀请,让她有机会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还访问了七个城市。从美国回来后,严歌苓带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当即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美国,考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
为了出国,她真是拼了。当时已经30岁的她,买了三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死记硬背。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只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一路背单词,一路来到菜市场,买了鱼,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望着她:“鱼呢?”严歌苓早不知道把鱼放哪儿去了。
到了美国后,她报考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钱快花光了,她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试,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钱我全部拿来买机票,这样我就还有三次机会。严歌苓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死磕到底,居然从一个英语白痴,成为了考上两个艺术院校写作系的留学生。最后,她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开始在那里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
她的英语文学基础,比起同班同学差了老远。别人一个小时读50页,她一个小时才读十页,别人一节课就能写一篇小说,她半天才磕出一段白描。与此同时,她穷得半死,还要去打工赚钱。但似乎越是困难,越能激发严歌苓的斗志和潜能。她拼命补课,反复训练写作的技巧,到了期末,成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A的学生。
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一个香港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像我们这种基础来说相对较好的学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国去,还一下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
严歌苓说:“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
确实,越是聪明的人,越是知道这世间的努力,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身后。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但不努力,是绝对不会有回报的。
在中国,严歌苓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
在美国,她却要跪在地上给别人擦地。
克服语言障碍后,严歌苓打了各式各样的工来维持生计。曾经在一个雇主家,因为看不懂清洁剂的英文,她把玻璃清洁剂当成了地板的打蜡液,雇主回家一看,指着她鼻子破口大骂。还有一次在餐厅打工,因为忘了关咖啡机,玻璃壶“砰”的一声炸了,她当即就被扫地出门。一个30多岁的女作家,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
那是我一生唯一一段干实际工作的时期,除此之外都是不务实的工作,比如早年跳舞,后来写作。而这段时期,我就像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中国新移民那样,讨生活,挣饭钱。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种。
——严歌苓
在一个台湾雇主的家里,她有一次烧菜,差点烫伤了自己整张脸。每次拖地拖好一片,调皮的孩子就穿着袜子往上踩,她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重新擦地和清洗袜子。一天,正拖地呢,只听一声巨响,头顶的天花板裂了。严歌苓不敢说,怕自己赔不起,战战兢兢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人要辞退她了,她才说:“那工钱我也不要了,你们的天花板裂了,别让我赔就行。”
台湾人哈哈一笑,说:“钱你快拿着吧,这天花板从我们住进来就是裂的。”
生命的酸楚、慌张,生之维艰,尊严的可贵,种种情绪,严歌苓都在那时期得到了体验。她开始将那些情绪调动起来,着手写作。
在大街上,一个少年抢了她的项链。吓是吓坏了,但心静下来后,她伏案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一个阳光和雾气的交织的早上,邻居阳台上晾出一条透明的带蕾丝的睡裙,水滴一滴一滴坠落下来,严歌苓痴痴地望了一会儿,回屋就写出了《女房东》,把一个旅美华人老柴对女房东的暧昧臆想,写得入木三分,一举摘下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的一等奖。
在学校里,同学给她讲了个华人移民的故事,她回去一琢磨,写出了《少女小渔》。作品不但拿下台湾文学奖,还收获了3000美金。更妙的是,一天早上,一个导演专门打电话找她,说:“我想拿下这篇小说的版权。”
那时,严歌苓对电影和导演都还不熟悉,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问:“请问你叫什么?”
对方回答说:“我叫李安。”
严歌苓又问:“你拍过什么啊?”
“拍过一个《喜宴》,你看过吗?”
“天呐!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最后,严歌苓拿到了一笔钱,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足以让她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打工,能够坐下来专心写作。而且从那之后,她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剧。
后来有人问:“从一个名作家,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严歌苓说:“这有什么落差,我觉得完全OK 啊。”
严歌苓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很少自称什么作家。一提作家,好像就把自己身份吊起来了。人生在世,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以前公子就写过,葛优红了,《纽约时报》采访他,他说:“我不去,我在中国把戏演好就行了,有人觉得把演员叫戏子不尊重,我觉得戏子挺好,我就是个戏子。”阿城发表《棋王》,在大陆火得一大糊涂时,跑去美国给人刷房子、遛狗,过得特别开心。
越是生命力饱满、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越是不会拘泥于身份。身份感越强的人,越像工资几千却挎着上万奢侈品的白领,奢求外界投来的艳羡目光,而不是内里对自我的充分肯定。
《少女小渔》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那一年,有三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此后她的作品,就频频被搬上大银幕。
除开电影,在影视剧领域,严歌苓的每部作品,都要掀起收视狂潮:《一个女人的史诗》《铁梨花》《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
1995年2月,严歌苓接到一个电话,是自己的好友,在柏林影展当评委的陈冲打来的:“我决定自己导片子,就拍你的《天浴》。”
严歌苓问:“为什么非要拍这个?”
陈冲说:“看了好多影片,都是些现代人猥琐、变态,精神委靡的生活,没有一部使人感到心灵升华,连点诗意、浪漫都找不到。我就要弄一部《天浴》这样的东西,提醒一下自己,我们曾有过一个神圣时期,哪怕自认为神圣。”
对这部电影,陈冲极为重视,激动得睡不着觉。从柏林回到旧金山时,她已经写完了剧本初稿。为了《天浴》,她推掉了一切角色,甚至连大导演伍迪·艾伦的邀请都给拒绝了。
最终,这部电影不负众望,拿下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在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获金熊奖提名,最后还被《时代周刊》选入年度全球十大佳片。而那时,年仅17岁的李小璐,直接摘得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严歌苓与陈冲·摄影·Lawrence Walker>
真正让严歌苓在大陆被人熟知的,当然还是跟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几次合作。
《无极》失败后,陈凯歌急着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艺电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时间想到了严歌苓。其实,当时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并不丰富。陈凯歌说:“没事儿,你先看看这几部。”随即给了严歌苓一页纸,上面写着:《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
《梅艳芳》,最后打破了文艺片的票房纪录。
不久后,张艺谋又找到严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当时严歌苓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但张艺谋又花了重金把版权买到自己手上,可见严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动人。
但跟导演合作了几次后,严歌苓觉得,自己写起剧本来,并没有写小说时那么有激情。剧本是为导演服务的,不能掺杂太多的自由意志。再次下笔时,她就想写一个“抗拍性”特强的题材,于是写了一本《陆犯焉识》。小说里有政治敏感的内容,严歌苓心说,这下你们拍不了了吧?
哪想到,张艺谋还是拿去拍,只拍了后半部分。《归来》上映首日,便拿下了3000万票房,创下中国文艺电影的最高首日票房纪录。
严歌苓能用自己的故事,收割一大片导演的芳心,离不开两个字,一个是狠,一个是真。
在写作这件事上,就像当初练跳舞一样,严歌苓是个对自己严苛到冷酷的人。读写作班时,老师要求学生写3页内容,她就一定要写到6页,一个接一个学生退课,她却能顶住压力。成为专业作家后,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她雷打不动地坐在桌前写作,一天都不曾荒废。这种高度的自律和内驱力,是做成一切事情的关键。
有时写到忘我了,早上丈夫出门她什么样,回到家,丈夫一看,还那样。丈夫就开玩笑问:“我今天是不是没去上班啊?”
有一段时间,因为写作,严歌苓严重失眠,断断续续有30来天睡不着觉。跟人聊天时,别人问:“你最近到底怎么了?”严歌苓一听,眼泪“哗”就下来了…
最痛苦的时候,她患上了躁郁症,觉得整个世界抛弃了自己。最后帮她撑过来的,还是小说。写作之于她,就是生命。她说:“要是不写作的话,那我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死了。”
除了上面的狠,再有就是真。
严歌苓是个体验派的作家,每次下笔写一部作品之前,她都会不考虑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花大量的精力去考据和体验:
● 为了《寄居者》,要写上世纪40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生存场景,她翻遍了资料,连当时的香水牌子、裁缝店构造、舞厅情况都一一记下。
● 为了《老师好美》,她跑过全国5所中学,跟学生一起听课,用最现代的语言跟老师、学生交流,看高中生怎么说话,孩子们如何生活。
● 为了《妈阁是座城》,她往澳门赌场中跑了4次,只为感受一下赌徒的心理,输了几万块钱。还攒下了无数富翁自残戒赌的故事。
● 为了《第九个寡妇》,她直接去乡下体验生活,跟河南农村老太太同吃、同住、种番薯。后来,将父亲曾经的剧本《铁梨花》改成小说时,用的居然是河南的方言。
● 为了《小姨多鹤》,因为早年没钱支持调查,她酝酿了20多年。前前后后,她去了三趟日本,光翻译就150美金一天,时间成本更是难以估量,最后赚来的钱,一多半与调查费用相当。
严歌苓之所以坚持调查,是想找出人物的魂。在日本乡村老人的一举一动中,她挖掘出现代城市日本人不可能保留的精神气质。那一刹那,她才觉得多鹤从自己心头活了过来。
1993年的一天,严歌苓等丈夫吃饭时,在约定地附近看到一个箭头,指向中国移民博物馆。在地下室的陈列馆,她看到一幅巨大画像,其中焦点是个身穿华服、身形比较高大的中国妓女。这个妓女端庄的体态和神秘的气质,一下子给了严歌苓难以名状的巨大冲击。
照片中的女子,被称为“一代东方名妓”。
妓女的身影久久挥之不去,严歌苓特别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于是看了无数的报刊和资料,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女人的名字。但在寻找的过程中,她对中国移民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不断收集资料的同时,一个人物的灵魂,就在她心头悄然建立了起来。这个人,就是扶桑。
《扶桑》可以说是严歌苓最牛的小说。创作《扶桑》时,严歌苓患了严重的抑郁症,陷入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写完之后更是非常怀疑这部作品。后来,她看到台湾《联合报》征文启事,还不敢拿真名投稿,没想到最后却斩获第一名。高晓松读完作品后,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这真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像我这种人,一直都是卖艺的,从来不会花钱跟人买艺,但看完书,我是赶紧拿钱买下了《扶桑》的音乐剧版权,这是第一次,也八成是最后一次。”
一个这么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我觉得这是成为伟大作家的素质。
——高晓松读完《扶桑》后谈严歌苓
严歌苓是个特别能写的作家,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离不开她高度的自律。她很早就懂了内驱力对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驱力,拥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开花结果。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出版人张立宪就说:“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在《开讲啦》里面,有人问严歌苓:“现在人们几乎不怎么读书了,对于这件事您怎么看?”
严歌苓说:“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多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青春时代姣好的容颜都是一时的,过了这个年纪,人就要靠气质来支撑。”
无论什么场合,严歌苓都保持着自己的优雅与端庄。青春虽然褪色,但一眼望去,她身上有着动人的光彩。想必这一点,就足够打动当初追她的美国外交官,她的丈夫劳伦斯。
严歌苓去美国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当好友说要向她介绍劳伦斯时,严歌苓内心是有点排斥的。好友劝道:“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练英文嘛!”
见了面,严歌苓才发现他与众不同。劳伦斯操一口标准国语,此外还会其他7国的语言,谈吐幽默,对文艺、科技各类话题都很有见解,几乎每三句话里,就有一句要逗得严歌苓哈哈大笑。之后,两人成了朋友,常常一同去参观各种博物馆,看看电影和画展。
久而久之,两人感情逐渐加深。不料一天早上,严歌苓到了写作班,同学对她说:“刚才FBI来找过你,好像还是反间谍部门的。”严歌苓一头雾水,不久,FBI找到她,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人来问话。第一次用英文问,第二次用中文问,第三、第四次,再把问题打乱了问一遍,故意看严歌苓的回答是否有漏洞。劳伦斯只好对她道歉,说这是部门例行公事。
可没想到,FBI最后竟要对严歌苓测谎。严歌苓连表都填了,劳伦斯却动怒了:“这是对你的侮辱!不行,这份工作我不能再干了!”说罢,将职位牌剪成四瓣,丢在信封里,提交了辞呈。
这一举动,自然俘获了严歌苓的芳心。可实际上,严歌苓倒是对测谎仪很好奇。后来,丈夫复职,她便对丈夫说:“是不是真有那么灵?我倒想试试看。”劳伦斯说:“你要是想试的话,可以再申请,不过要交270美元。”严歌苓哈哈大笑,“还要收钱?那还是算了!”
婚后,严歌苓与劳伦斯不是没有过矛盾。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常常带来一些小别扭。但彼此之间,充满了包容。严歌苓时常丢三落四,有一次烧着汤,接到电话说有演讲,火没关人就走了,差点引发火灾。劳伦斯没有动怒,而是在门上贴了个纸条,提醒她出门关好灶火。严歌苓在家写作,常有蓬头垢面的时候,起初劳伦斯回家,她并不在意,后来才意识到,丈夫在外面忙碌了一天,回家却看到老婆这副模样,自己实在太不“人道”,于是每天写完东西,都会精心收拾一番。对于爱情的保质期,严歌苓觉得,好的爱情,一定要两个人共同成长,才能长久。
也曾有人对严歌苓说:“你丈夫那么能干,你也不用为了写作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吧?”严歌苓却说:“一个思想自由、内心独立的人,问人家讨要任何东西,心里都是不舒服的,自己挣钱自己花,你的享受才最甜美。”
每一次拿到稿费,严歌苓都会带全家一起旅游,去一个城市小住。在她的内心深处,永远在追求自己的价值,追求自己创造的财富。她觉得,自己花的钱也好,享受到快乐也好,必须是自己挣来的,包括爱情,也不能凭白得到。严歌苓深知,一个女人,只有保持人格上的独立,才能更主动地经营爱情,掌握命运。
有人问严歌苓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说:“像王葡萄那样的,敢爱敢恨,勇敢、大气。”
还有人问严歌苓最欣赏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她说:“聪明,但是肯下笨功夫。”
在一次采访中,严歌苓感叹道:“这个时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的很快,成熟的很快,盛开的很快,怒放的很快,最后凋谢也会很快。我不恨它,只是觉得太缺少诗意。”
从外表的优雅,到内里的坚韧,严歌苓都有。但最为幸运的是,她用自己的笔,构筑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王小波说,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严歌苓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不停地追索人性的光,刻画人性的暗,体验更多的生老病死。因为有它在,她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将生生不息地燃烧,甚至照亮更多的人。
在这样一个潮水四起、泥沙俱下的时代,或许每个人,都该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构筑这样一个内心世界,在那里藏储自己的激情,栽培自己的热望。哪怕它无法为你带来物质回馈,无法让你变得坚不可摧。但那里射出的光芒,可以帮你拨开厚重的云雾,看清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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