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国宝牺尊
战国时期，齐国都城外，一场隆重的祭祀正在举行。一片广袤的田野上，一名中年贵族站在祭祀的供桌前，各种祭祀用的物品摆满供桌。忽然，这名中年人手一挥，侍者怀中抱着仿牛形酒尊走到近前，这是一件祭祀用的酒具：四足矮短，通体以粗细相间的金、银丝嵌饰的彩云线饰，双目圆睁。参加祭祀的人无不为牺尊的出现而啧啧称奇，能够享用牺尊盛放的美酒，证明这场祭祀的隆重。
“光做眼睛的黑宝石就价值连城啊！”有人在下面议论。那名中年贵族淡然一笑——这件酒具就是一种权力和富贵的象征。一晃两千年过去了，富贵也烟消云散…… 牛形牺尊重见天日 1982年7月17，齐国故城南的商王村，砖窑厂的取土工地。临淄区西齐村村民齐中华带着5名村民和自己儿子在临淄区砖窑厂挖土。砖窑厂经常取土的地方已经挖到地下近3米深，这里的土没有杂质，很适合用来烧砖。这一天20：00左右，齐中华等人突然挖出了厚20厘米的石子层，几名村民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得把这些带有杂质的土运走，用这样的土烧出来的砖是要“粉”的。村民齐中波生气地砸了一镢头。“咦？”大家发现这一镢头下去，声音有点不一样。齐中波立刻拨开周围的土，露出了一块铜样的东西，形状像是动物的腿。齐中华当时十六七岁的儿子齐强东拽着腿就把这个东西从土里提了起来——此物通体灰绿色，着实沉重。生活在齐国故都临淄的人对土里的东西并不陌生。“这是文物！”齐中华说道。他用手抹了抹上面的土，发现这个牛形的东西身上镶嵌了很多金丝银丝，眼睛是“黑宝石”，亮闪闪的，但右眼上面的宝石缺失了。这到底是什么文物，大家都说不上来，也从来没听别人说过。“这是只铜牛。”根据文物的外形，村民们判断。 流落两千年安下家 齐中华等人不敢怠慢，赶紧把“牛”保存了起来。文物是要献给国家的，但是到底要送到哪里去呢？齐中华的姐姐辗转打听到，可以把文物送到当时的临淄文物管理所。临淄齐文化研究专家张龙海当时是临淄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他接收了齐中华送来的“牛”。这“牛”到底叫什么，做什么用，他也不清楚。当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临淄设了工作站，工作站的文物专家罗勋章看到铜牛后，立刻说出了这件文物的名字——牺尊。牺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牲就是牛，因而也可称为纯色牛；尊，同“樽”，是古代盛酒的礼器。上交文物一个月后，齐中华又接到临淄文物管理所的邀请，来到当时临淄区政府办公室，再次见到了牺尊。此时，牺尊经过专家的处理，更像是一位光彩四射的明星——原来的灰绿色现在亮了许多，镶嵌的绿松石和金银丝也更光彩照人。在这里，齐中华和齐翠斌代表无偿捐献文物的村民，受到了政府的表彰，当时临淄文管所主任赵洪祥亲自给他们颁发了纪念证书。现在，这个金银错镶嵌战国铜牺尊就陈列在齐国历史博物馆齐国历史陈列厅里。
金银错镶嵌战国铜牺尊长46厘米，高28.3厘米，重6.5公斤，仿牛形，昂首竖耳，偶蹄，由头颅、体、盖分铸而成。首体接合处，合缝痕被项圈巧妙遮掩，项圈宽1厘米，嵌16枚椭圆形银珠（失10枚），突起如铃。口角左右错银丝两道，各嵌8枚银质星点，以示胡须，头顶及双目间至鼻梁上端镶嵌绿松石，眼球里是墨精石，眼上眉毛是各嵌7枚长方形绿松石块。牛背上有一盖，盖为一个扁嘴长颈禽，禽颈反折，嘴紧贴背上，巧成半环形盖钮。两翅平展，羽翎均以绿松石铺填。通体以粗细相间的金、银丝嵌饰的几何云纹。据专家介绍，牺尊作为齐国的“特产”之一，不但制作华美，而且“产量”丰富。自秦汉魏晋到今天，齐国牺尊的发现，见于记载的已有四件：曹魏时期（220－260年），在鲁郡（今曲阜、滕县、泗水一带）地中发现齐大夫子尾陪嫁其女儿的牺牛形酒尊一件，有铭。西晋永嘉（307－312年）中，曹嶷（yí）在青州发掘齐景公冢时得二尊，也是牺牛形。而这件金银错镶嵌战国铜牺尊是建国以来出土的几件战国镶嵌牺尊中的上乘之作，被称为“国宝”是当之无愧的。牺尊曾多次出展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得到高度评价，认为是无与伦比的盖世瑰宝。
身世之谜至今未解 虽然牺尊已是声名大噪,但它的身世至今仍然是个谜。张龙海先生说,牺尊出土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站的专家们曾到砖窑厂取土的地方勘察过，再也没有发现其他文物。从勘察情况来看，可以断定那里曾经是一个战国贵族墓地，但更详细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牺尊有着十分流畅的线条，两千多年前的祖先，是如何将它铸造成功的？牛身上复杂华丽的金银丝，又是怎样镶嵌上去的？文博界有位专家透露，几年前，故宫博物院曾经要复制这件国宝，但至今没有成功。种种疑问，更增加了牺尊的神秘。
对于这件神秘的文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关爱有加，特地给它准备了一个“单间”，几乎隔一天便会来看看它有没有“生病”。文物一旦有锈蚀的现象，就得“治病”了。不过，这件文物一直都很“健康”，让工作人员很是欣慰。
浑源牺尊 2009-10-14 21:50
牺尊，牛形酒容器，主要用于古代祭祀活动。出土于我省浑源县李峪村的一只牺尊，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第二个高峰的杰作，现为上海博物馆青铜组镇馆之宝。与这只牺尊一同出土的还有近60件文物，共称李峪青铜器。
从1923年出土，到1949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公，战乱年代，牺尊的颠沛流离传奇经历一直鲜为人知。
今年7月，恒山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跃山的 《光耀满乾坤——李峪青铜器解读》一书出版。牺尊的传奇故事，第一次连贯地、完整地被世人所知，牺尊的身世，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8月18日、19日，记者赴浑源采访李跃山及当事人的后代，为您揭开这只牺尊的现身之谜。
一个普通人的牺尊情结
2009年8月18日，李峪村村民张达指着李跃山说：“他真辛苦，经常来我们村里。”张达所说的“经常”，在李跃山这里，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概念——这是他第29次探访李峪村。
李跃山今年52岁，去年从浑源县文化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担任了恒山文化研究会的秘书长。他说，自己更在乎研究文化，而不是当官。诚如斯言，他在文化局当干部的时候，就完成了《恒山之旅》的创作。
李峪村，位于恒山山脉之中。在《恒山之旅》的写作中，涉及李峪青铜器。而很多李峪青铜器藏于上海博物馆，2002年，李跃山第一次到了上海。在上海博物馆，他结识了研究青铜器的研究员陶喻之。
陶喻之对他的行为大加赞赏，鼓励他对牺尊详细研究。至此，李跃山与牺尊结下不解之缘。
他三次到上海博物馆，记不清多少次去北京，寻找牺尊的踪迹。“每次都是自费。浑源是国家级贫困县，文化局每年只有万把块经费，不可能拨出专款让我研究牺尊。”
奔波一年后，2003年，李跃山在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支持下，取得县委同意，开始积极筹备“李峪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各地的专家都联系好了，却因为非典没开成。”
陶喻之告诉李跃山：“不管研讨会开不开，你都要继续李峪青铜器研究。这样将来开研讨会的时候，才能有一个蓝本。”于是，李跃山继续奔向李峪村，继续走近李峪村村民。
“金圪洞”里的故事
8月18日上午，浑源县李峪村，细雨濛濛。
向东两公里，是东湾村。这是一个有400多口人的自然村，属于李峪行政村。东湾村背靠一面土坡，土坡名庙坡，因坡顶曾经有座五谷神庙而得名。牺尊就出土于庙坡。
纵贯庙坡上下，有一条土沟，由雨水经年冲刷而成。土沟由下而上越来越浅，至尽头处只有两三米深。此尽头处便是李峪青铜器出土的具体位置，当地人称为金圪洞。
金圪洞一片寂静，嗅不出文物出土的任何历史痕迹。然而，86年前，这里却出现过非常疯狂的挖宝场面。
1923年正月十五刚过，李峪村的村民便背起粪篓往地里送粪。高凤章的地在庙坡金圪洞附近。他有六个儿子，这天上午,他领着三个年龄大的儿子往庙坡背粪。往回返的时候，高凤章的大儿子发现一只小鸟飞进了金圪洞的小洞洞里。他想抓这只小鸟，便跑到洞口伸手去掏。鸟没逮着，却把小洞口弄塌成了一个大洞口。在洞里，他发现了金圈和锈迹斑斑的青铜。此时，高凤章已经走远。大儿子呼喊着两个小弟，把父亲叫了回来。
高凤章认定这是宝物，带着儿子们开始挖宝。他们挖到的宝物，天黑了才背回家里。高凤章一家挖得多少宝物，无人知晓。得宝后没过几年，高凤章患病离开人世。他的六个儿子，有的死在战场，有的没娶过媳妇，总之没留下一个后人。高家人发现宝物后的经历，是他们讲给亲戚、村民代代流传下来的。
高凤章发现宝物后，李峪村民纷纷涌向金圪洞。曾任浑源县检察院检察员的高裕祥现年80岁，原籍李峪村。老人虽然年纪大了，但耳聪目明，口齿清晰。他说，他的二爷爷当时挖到一个金牛。二爷爷体格魁梧，胆子又大，一个人带着金牛跑了北京、上海很多大城市，最终把金牛卖了个好价钱。所得，回家买了12亩水浇地。
当时，近一个月内，金圪洞挤满了李峪村甚至是邻村村民。有看的、有刨的，一块地翻了个遍不说，还时常发生哄抢事件。其间挖出多少毁了多少，已无从得知。现在流传于世的，是60件左右，其中包括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牺尊。
庙坡发现宝物的消息，很快传到县府。两三个月后，县官谢恩承派警察到了李峪，没收村民手里的宝物，作为文物充公。文物共计36件，价值最高的牺尊从何人手中收得，现已无从考证。
关于牺尊的中外争夺战
8月18日下午，浑源县城，天色依旧阴沉。
浑源县政府原办公大楼处，地上满是瓦砾。这座办公大楼，于去年拆除。拆除后，露出了藏在后面的旧县衙。现在，浑源县正在对旧县衙进行修复。修复后的“县衙”，将成为政府新的办公场所。“重见天日的县衙”，历经风雨，承载着无数历史故事，牺尊等李峪青铜器就曾藏于此处。
牺尊等李峪青铜器，先在中学展出，再放到图书馆供人观赏，最后藏到了县府。1924年，县官谢恩承开始拍卖这36件文物。拍卖计划刚刚启动，法国人王涅克便进入人们视线。
王涅克是个古董商，李峪村民挖宝时，他正在东亚收集文物。得到消息，马上赶到浑源。其时，县府已从村民手中收走了文物。但当时县府的没收并不彻底，村民手中还有文物。王涅克四处奔波，终于从村民手中购得20余件。他将这批青铜器运回法国展出，大获成功。由此，王涅克对留在浑源县府的36件青铜器一直垂涎欲滴。
当浑源县府要拍卖牺尊等青铜器的消息传到王涅克的耳中后，他马上行动起来。1924年12月，王涅克与县府最终签订合约，以五万大洋购买这批文物。王涅克付钱了，但他却意外地没有拿到牺尊等青铜器——因为，谢恩承给了他一批赝品。一怒之下，王涅克将浑源县告上法庭。这个官司从1925年一直打1928年，最终不了了之。
当时，浑源乡绅田应昌也在积极运筹购买事宜。田应昌的二哥，叫田应璜。做过阎锡山的民政总长，任过高等顾问，和阎锡山相交甚好。最终，田应昌和县府定下了四万大洋的价格。就这，他也没有全部支付。付了一点订金后，便将这批文物弄到自己手里。
天有不测风云，1927年，田应昌、田应璜相继去世。大树一倒，县官谢恩承便以“不愿履行付款义务”为由，将这批文物收回，开始重新拍卖。
1932年，古董商卢丰年以二十九万元买得这批文物，自此，牺尊等35件青铜器离开浑源，离开了山西。
卢丰年购得文物后，将其运到北平，藏进北平大德通银号。大德通银号，赫赫有名，是祁县乔家的产业。牺尊等青铜器在这里一藏就是15年，直到1947年，其才在上海再次面世。不过，原来的36件，已经变成12件。
在上海，牺尊等青铜器首先出现的地方叫“雪耕斋”文玩号。“雪耕斋”的老板叫张雪耕，他把牺尊弄到上海，是要卖到国外大发一笔。
1948年7月，张雪耕将文物以“仿古品”的名义向上海海关申报，获顺利通过。9月，“仿古品”装上停在上海码头的邮轮，准备运往美国纽约。
就在这批文物就要流失国外之际，事情发生逆转。启航前夕，上海市立博物馆人员赶到码头，正式向海关人员宣布：奉内务部、上海市长之命，要重新检查这批“仿古品”。经查，这批“仿古品”共345件，只有3件为仿古品，其余均为价值很高的文物，其中包括李峪青铜器。
文物被查扣，张雪耕不死心。他活动国民政府内务部，很快见了成效。内务部下令重新检查，要求以仿古品准许出口。一个上海的古董商搞定了内务部！张雪耕哪来如此大的能量？
原来，张雪耕的靠山是卢芹斋。卢芹斋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古董商，在欧美古董界有巨大影响力，中国很多文物流失国外，都与其有关。有学者甚至认为，从浑源买走牺尊等李峪青铜器的卢丰年就是卢芹斋，而上海的张雪耕出口“仿制品”也只是在为卢芹斋做事。
就在内务部下令重查、张雪耕得意之际，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文物全部扣留。其实，共产党不是此时才注意到这批文物，李峪青铜器出土后，共产党就开始关注牺尊等文物的走向。当李峪青铜器由北京运抵上海、眼看就要流失国外之际，地下党员最早通过媒体将此事捅了出去，由此才引出上海市立博物馆人员赶到码头、将就要出口的“仿古品”拦下的一幕。
光耀乾坤的国宝牺尊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馆内，在悠然的古乐中，柔美的灯光下，参观者总会不自觉地伫立牺尊前。透过单玻璃中心柜，一个绿锈斑驳、栩栩如牛形的旷世奇珍给人以震撼，它向世人折射出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
陈列于此的牺尊，已经成为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组的镇馆之宝，也成为上海博物馆的象征。上海博物馆研究青铜器的研究员陶喻之说，上海博物馆的很多活动，都是用牺尊做图标的，牺尊代表着上海博物馆，是博物馆的象征。
中国青铜器的艺术成就，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商代，第二个出现在春秋战国。这只牺尊，是一个牛形酒容器，属于中国青铜器第二个高峰期的杰作。高33.7厘米，长58.7厘米，张口、鼻穿环、两耳直立、两角成弧形向前。颈、背、臀部各有一圆孔，牛腹中空。此造型，在中国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牺尊的纹饰也很别致，既有兽面纹，也有动物纹，这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也比较少见。
牺尊的价值，从2004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中，或许亦可见一斑。当时，上海博物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互换青铜重宝展览。吉美博物馆送出的是象尊，也是我国流失的文物，代表的是中国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而上海博物馆送出的，就是牺尊，代表着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
然而，这么一件珍品，却鲜为人知。《光耀满乾坤》一书出版后，别人给书写的序言发到了网上。有浑源网友就惊问：“有这么好吗？我怎么不知道！”陶喻之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山西人到上海时，到博物馆看看牺尊，也算是一种“寻根问祖”。二是以牺尊的来龙去脉为蓝本，搞一个电视剧。因为它本身很有故事情节，所以应该很好看。通过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弘扬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
从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封齐立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在长达8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临淄都是“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都城。
作为齐国故都、齐文化的发祥地，临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战国时期，齐国成为可以与秦国分治东西的一等强国，临淄作为当时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有7万户常住人口，被誉为“海内名都”。田齐政权设立的稷下学宫，更是开创了学术百家争鸣之先河，使临淄成为中国东方文化中心。
既是工商业发达的“海内名都”，临淄的物产自然十分丰富，各种文化都十分发达，而齐国的酒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在经历历史风雨之后，至今绵延不绝。临淄出土的大量酒器，品种之多、造型之美、工艺之精，也让人叹为观止。
在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齐国历史博物馆，就有一件独特的盛酒器——— 战国时期金银错镶嵌铜牺尊。在齐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王新良眼里，这件早已被众多专家定为国宝级文物的牺尊美不胜收。它不仅见证了两千多年前齐国的繁盛，其偶然而曲折的发掘故事，也给这件国宝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何为牺尊？
“刻为牺牛之形，用以为尊”的酒器
说起齐国历史博物馆的这件镇馆之宝，王新良无比骄傲。现代人也许不知道“牺尊”这个名词，其实，说得通俗一点，古代的牺尊，就是如今的酒壶。
牺，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牲就是牛，“纯色牲”也即是纯色牛；尊，同“樽”，是古代盛酒的礼器。所以牺尊就是“刻为牺牛之形，用以为尊”的酒器。
牺尊作为周代酒器，有木质的，也有青铜的。《周礼》将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定为六尊，其中牺尊也称献尊，古时“牺”、“献”同音，都读作“婆娑”的“娑”。在六尊之中，最为华美的就是牺尊。
美在何处？
健壮如牛，灵动华美
在齐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记者跟随王新良，很快找到了这件国宝牺尊。由于牺尊本身拥有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它在博物馆的“待遇”也比别的文物要高，它被安放在一个独立的小型玻璃展柜中。如果说别的文物“住”的是普通住宅，那么牺尊“住”的就是“别墅”了。
这件牺尊长46厘米，高28.3厘米，重6.5公斤。记者看到，牺尊虽然是按照牛的样子制造的，但是并非完全是牛的形状，其头型比牛略长，耳朵也高高耸起，牛身筋骨结实、肌肉丰腴。整体造型有牛之壮而更显聪慧、灵动。
在牺尊的脊背中间部位，粗看有一个类似酒壶壶盖的一个圆形盖。仔细一看，原来这个盖被铸成了一只扁嘴长颈禽，禽颈反折，嘴紧贴在背上，巧妙地形成了一个半环形盖钮，两翅平展，羽翎均以绿松石铺填，富贵华丽。
牺尊背上盖钮之下，就是把酒倒进去的入口，酒存在牛肚子里。而酒的出口，也就是现代酒壶的“流”，则在牺尊的嘴里，古人用牺尊倒酒之时，酒从牺尊嘴里流出，别有一番情趣。
工艺如何？
战国时金银错镶嵌工艺的代表作
当然，牺尊最为引人瞩目的，还是遍布其全身的金银装饰。牺尊整体以铜铸成，全身以粗细相间的金、银丝交错镶嵌出菱形图文，纹理间以绿松石和孔雀石镶饰，牺尊的头顶及双耳间都镶嵌有绿松石，眼球则是用墨精石做成。非常富丽、精美。
王新良介绍，牺尊的工艺是金银错镶嵌铜，金银错是我国青铜时代一项精细工艺，到春秋中晚期兴盛起来，战国两汉时期，金银错青铜器大量出现。1973年，著名学者史树青在《文物》上发表了一篇《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介绍了金银错制作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是作母范预刻凹槽，以便器铸成后，在凹槽内嵌金银；第二步是錾槽；“铜器铸成后，凹槽还需要加工錾凿，精细的纹饰，需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然后根据纹样，錾刻浅槽，这在古代叫刻镂，也叫镂金”；第三步是镶嵌；第四步是磨错，“金丝或金片镶嵌完毕，铜器的表面并不平整，必须用错(厝)石磨错，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
有意思的是，牺尊的头、身体和盖是分开铸造的，为了遮掩头和颈的接合处，还特别制作了一个项链，使其看起来浑然一体。
这件牺尊是战国时金银错镶嵌工艺的代表作。从牺尊的铸造和镶嵌工艺上可反映出齐国手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同时也反映了齐国经济的繁荣昌盛。将其称为“国之瑰宝”，当之无愧。
如何发现？
砖窑厂工人挖土偶然得之
如此重要的“国之瑰宝”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说起来，这一过程充满了偶然。
1982年7月17日，在位于齐国故城南约5公里的商王村附近的原临淄区砖窑厂取土工地，临淄区凤凰镇西齐村村民齐中华带着5名砖窑厂工人和自己的儿子正在挖土，取土的地方已经挖到地下近3米深，这里的土没有杂质，很适合用来烧砖。挖着挖着，齐中华等人突然挖出了厚达20厘米的石子层，几名工人很不高兴，因为石子层没法用来烧砖。齐中华也很生气，用镢头生气地砸了一下。
这一镢头下去，奇迹出现了。齐中华觉得声音不对，于是拨开周围的土，结果发现形状像动物腿的一块铜块。齐中华当时十六七岁的儿子齐强东拽着这条“腿”就把这个东西从土里提了起来。这件形状像牛的铜器通体灰绿色，非常沉重。齐中华用手抹了抹上面的土，发现这个牛形的东西身上镶嵌了很多金丝银丝，眼睛像“黑宝石”一样亮闪闪。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从地里挖出来的古旧东西并不是很重视，发现铜牛之后，工人们并没有太在意，随后就开始继续干活。干完活，齐中华随手把铜牛拿回了家。
如何入藏博物馆？
一只水杯奖励献宝人
王新良告诉记者，砖窑厂工人发现铜牛后不久，消息就传到了当时的临淄文管所工作人员的耳朵里。文管所于是派当时的保卫科科长朱钦禄去齐中华家中了解情况。
朱钦禄来到齐中华家的院子，发现铜牛被一床破棉被盖着放在院子一角的墙根。经过齐中华的同意，朱钦禄就把牺尊抱回了文管所，顺便给了齐中华一只水杯当做奖励。文管所的人看到这件铜牛之后，也不知道它的确切名称。当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临淄设有工作站，工作站的文物专家罗勋章看到铜牛后，立刻说出了这件文物的名字——— 牺尊。经过多位专家的鉴定，齐中华等人发现的这件文物被确认是一件战国时期的金银错镶嵌铜牺尊。
上交文物一个月后，齐中华接到临淄文物管理所的邀请，来到当时临淄区政府办公室，再次见到了牺尊。此时，牺尊经过专家的处理，更像是一位光彩四射的明星——— 原来的灰绿色现在亮了许多，镶嵌的绿松石和金银丝也更加光彩照人。在这里，齐中华和齐翠斌代表无偿捐献文物的村民，受到了政府的表彰，当时临淄文管所主任赵洪祥亲自给他们颁发了纪念证书。
牺尊能否复制？
故宫博物院试过，但没成功
牺尊作为齐地“特产”之一，不但制作华美，而且“产量”丰富。自秦汉魏晋至今，齐国牺尊的发现，见于记载的已有四件：曹魏时期(公元220年-260年)，在鲁郡(今曲阜、滕州、泗水一带)地中发现齐大夫子尾陪嫁其女儿的牺牛形酒尊一件，有铭。西晋永嘉(公元307年-312年)中，曹嶷在青州发掘齐景公冢时得二尊，也作牺牛形。再就是1982年7月17日齐中华等人在商王村原临淄区砖窑厂发现的战国时期金银错镶嵌铜牺尊。
王新良表示，虽然类似器物在齐地不乏发现，但无论从工艺还是文物价值来说，1982年发现的这件牺尊都是独一无二、出类拔萃的。在全国，这么精美的牺尊也非常罕见，它是全国文物之精品，因此被称为“国宝牺尊”。王新良说，“此前文博界有位专家透露，几年前，故宫博物院曾经想要复制这件国宝，但至今没有成功。可见当时的金银错镶嵌工艺之先进。”
如此精美的牺尊，它的主人又会是谁呢？
王新良说，牺尊出土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站的专家们曾到砖窑厂取土的地方勘察过，再也没有发现其他文物。从勘察情况来看，可以断定那里曾经是一个战国贵族墓地，但更详细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种种疑问，更增加了牺尊的神秘。
王新良说，“虽然牺尊的名气很大，但是其主人究竟是谁，至今依然是个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因为牺尊是祭祀用的酒器，而工艺之繁杂是普通百姓所不可能使用的，所以它的主人一定是个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