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耕细作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中耕，而中耕是和除草结合在一起的，所用的工具就是锄。这一农具在《吕氏春秋》里面还叫做“耨”，并且说，它的柄是1尺长，刃很窄，只有6寸，那当然是手锄。最早的字书之一《仓颉篇》里面已有“鉏”字，只是和后来的《急就篇》一样，解释早已不见了。直到《说文》此字才注明是“立薅所用”，这就说明了是长柄锄。不过不能说东汉以前没有长柄锄，随了精耕细作的发展，锄的使用只会增加，庄稼长高了之后，短柄的锄显然是不合用的，农民们一定会制作出长柄的来。http://syue.com/Paper/Society/Countryside/179527.html
对鎌的要求比起锄来变化要小，所以它的发展不太显著。《方言》里面有“刈*[句+刂]”，别名是“鉊”、“鐹”、“钩”、“鎌”、“鍥”。《说文》也有“*[句+刂]”、“剀”、“鎌”、“鍥”等字。“剀”和“鉊”都注明是大镰。从前的“銍”是短镰，这是由于用途不同引出形制上的差异。《墨子·备城门》篇中已说过“长鎌柄长八尺”了。东汉画像砖上的“艾”也许是属于这一类。“刈*[句+刂]”、“*[句+刂]”和“钩”之得名，大约是由于镰刃略作弧形或新月形，改变了原来大致成直角的样式。此外还有一个“鏺”，注解是“两刃木柄，可以刈草”。一般的镰本来也都可以用来割草，这个鏺可能是形制比较大，宜于在高秆野生植物丛生的地方运用。
有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杷”。前面说过，杷原是个长柄的推板，即所谓“无齿杷”，用在整地和覆种，但这样一种工具也可以用来在大田里和场院上收拢禾秆、谷粒以及其他杂物。因此，它以后就分别朝着两个方向演变，一是专往整地的方向，一是专往拢聚者收敛的方向。从后者就变化出来后世称为“扒”(俗写也作“爬”)的东西，因为常常是用竹片制成，也叫做“竹扒”或“竹爬”。《说文》里面注明为“收麦器”的那个“杷”字，其实所指的是这种这种工具。似乎可以设想，这个收敛工具和那个整地工具是从同一物变化出来的，所以名称的发音相近，历来的士大夫们又不屑于理会这生产上的“贱务”，所以用来表明这些工具的名称的文字，写出来也并不一致，使人读起来眼花缭乱，无端生出来不小的麻烦。
有名的《僮约》里面就有“揉竹五杷”的话，那说的显然是收敛工具。如果那篇文章不是后人伪作，那就是西汉时代已经有了竹扒。不久前出土的甘肃嘉峪关汉墓内的画像当中，有几幅是扬场的场面，打场人有的手里的工具是长柄前端装着横木，上面垂直着是四根长齿，像是木杈。另一个拿的也像木杈，但权齿尖端稍稍弯曲，大约就是竹扒了。《说文》里面有个“*[耒+圭]”字，注解是“*[耒+圭]叉”，那大约是当时的名称，也就是画像上前一个人所执的那种工具。看来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场院上的用具逐渐多了起来，竹扒和木杈之外，也创制出来脱粒的连枷，像《国语》里面已有“耒耜枷殳”的话。《方言》里面说到“僉”、“连架”、“欇”、“度”、“棓”、“柫”、“柍”、“桲”，是它在各地的不同名称。《释文》更补充了“罗枷”、“丫丫”这样两个别名。嘉峪关汉墓画像砖上有件工具作“丫”形，很像“丫”字，正是打场用的，可能“丫丫”之名就是这样来的。它的形制大约是随地而有所改变。
还有几种农具也得提到。
《仓颉篇》里面有“椟栌”，注解是“三辅举水具也”，极可能是辘轳之类的东西，或者竟是辘轳的前身。特别指明“三辅”，也就是关中地区，可知在秦汉之际它的使用还不是很普遍。嘉峪关汉墓画像砖有一幅画是“井饮”，井台上有个木架，装着轮轴，上面缠绕着绳索，一头缚着个钩，另一头由一人牵着。这是古代桔槔之外另一种汲水设计，应用滑车的原理，大约就是那个椟栌，它比桔槔能汲更深处的水，所以效能更大。它的设置并不需要很高的代价，因此可以相信，在两汉时期推广不会是很慢的。
《急就篇》有一句是“碓硙扇隤舂*[艹+欺]扬”，说的是收获以后的各种操作和新用的工具。“碓”即杵臼，“硙”就是磨，“隤”字或作“匮”，也就是“櫃”字，“*[艹+欺]”是“簸”的误文，“扬”或作“飏”，“簸飏”就是所谓“扬场”。这句话是说，碓和硙是用来舂米的，而“扬米去糠”就使用扇櫃。硙在那个时代也叫做“*[石+疌]”，《说文》里面除了“硙”字之外，还有“砻”、“研”、“*[石+靡]”等字都是后世的所谓“磨”。这种器具的出现好像同小麦的推广种植有关。《说文》上说“古者公输班作硙”，那是根据当时的传说，不过它的出现不应晚于战国时期。西汉中期，政府曾大力提倡种“宿麦”，依理推想，磨面的工具必然会跟着多起来。现在已经有汉代的石磨出土。
“碓”是从杵臼演变出来的。据东汉初年的桓谭说，利用人身的重量来舂谷，效果可以提高十倍。那就是王祯《农书》中的“踏碓”那个样子，不久前河南济源出土的西汉陶舂碓模型可以为证。那个陶模是在一个西汉晚期的墓中发现的，它的创制自然更早。桓谭还讲到使用畜力、水力的春具，这留待后面讲“农业机具”时再谈。
和陶春碓模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陶风车，旁边还有摇风车的陶俑，那显然就是《急就篇》里的扇柜。从模型看来，它的构造和后世的“飏扇”已是没有多大区别，这也归到“机具”那一节去讲，这里只是提一下，借以显示出来那个时期农业生产各个方面所用工具发展的全貌。
从战国到汉帝国灭亡，在这大约4个世纪期间，是中国的干旱农法基本形成的时期，这也反映在农具的发展上面。在气候干旱，特别是春旱严重的黄河流域，我国古代农民从一开始就同这种不利于农业的自然条件进行经常的艰苦的斗争。在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更致力于研究在生产实践上尽可能适应和改造自然条件，改进各个环节上的操作技术和方法。战国时期，实际上各国都在讲求“尽地力”，面对着不理想的自然条件特别看重人的因素的作用的发挥，这里包括了各种农具的改进和创制。所谓精耕细作一套耕作制度逐渐形成了，表现在农具上面，这就是以整地和中耕除草的工具为主的一套农具陆续制作了出来。当然这仍只是奠定了基础。精耕细作还要继续发展下去，农具也是还要不断推陈出新。
四、配合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具之大致齐备(公元3至6世纪)
从东汉末军阀大混战起，直到隋初，大约4个世纪之久，是一个长期分裂割据的时代，对农业的发展来说，一方面是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原来农业比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受到汉末混战和后来五胡十六国兵乱的严重摧残和蹂躏，但另一方面在个别地区由于割据势力图谋自保这样客观形势的逼迫，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种促进。特别是长江流域加速了开发。这种情况反映在农具方面，也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就。就是在这一时期之末，写出了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在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北方这个干旱地区的精耕细作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而配合这种农法的一套农具，可以说也大致齐备了。从那以后，新的农具的创作主要是在水田方面，水田所需要的特殊农具，在这一时期里已是逐渐多了起来。因此，从农具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四百年也实在是一个独特的阶段。
《齐民要术》里屡屡说到“铁齿锅楱”和“劳”。铁齿*[钅+屚]楱也就是耙。从所说的功用上面可以推知，其形制大约都已和《王祯农书》中所绘的没有什么重大的出入。后于《要术》大约一个世纪写成的玄应《一切经音义》里面有个“橯”字，注释就是“编棘为之”。这就是说，从西汉以来，这两种精耕细作的重要工具经过不断的演变改进，都已达到了定型的地步，同时也可肯定都是用牲畜牵引。
不过《要术》中讲到了“锋”、“鏃”和“耩”，有人以为这都是农具，这却需要略加说明。
必须指出，这三个字在《要术》中都是用作动词的。“耙”和“劳”也是常常当动词用，但有些地方却明明可以看出来是农具的名称，而“锋”、“鏃”和“耩”三字却不是这样。“鏃”字只两见，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种谷篇》里，正文是“苗生如马耳则鏃锄”，下面的注文是“谚曰：欲得谷，马耳鏃”。从文法上来说，无论是“鏃锄”还是“鏃”，在这里都不应该是名词。石声汉先生说，“锄大概是一种尖锐像箭鏃式的小型锄”，也只是一种揣测。如果真是有这样一种农具，而且又是属于锄的一类，那似乎就不会只在《种谷篇》里提到它。同书《伐木篇》《种地黄法》一段说到“锄时别作小刃锄，勿使细土覆心”。这所谓小刃锄倒有些像是石氏所说的这样一种工具，但其名称又不是镞锄。当然应当承认，精耕细作发展到《要术》的时代，各种农具都不会是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形状，而显然是会根据具体需要变化出种种异型来的，锄之外又出现小刃锄就是一个例子。不过肯定镞锄为一种特殊农具的名称却不能认为它是有确实的根据。
相信“锋”是一种特殊的农具，这大约是受了王祯的影响。王祯的《农器图谱》里列有“锋”这一目，并且照例附有图形，好像是确凿无疑。其实他明明说“近世农家不识此器，亦不知名”，而只是一种“古农器”。看来王氏是为农器作“谱”，依照体例，尽量求全求备，才把这个出身不明的“锋”收了进去，究其实好像是连他自己也没有见过。他说锋是“首如刃锋，故名锋，取其銛利也”，也只是望文生义。又说“其金比犁鑱小而加锐”，显然是想当然的说法。同样，他所绘的“锋”的图样，也像是以古代的类似耒耜为蓝本，加上想像画出来的。像那样一种农具，看来也是不大好用的。既然贾思勰的著作里没有明说是一种名为“锋”的农具，在别处也未见有人提及，那就不应轻信王祯，而以存疑为是。更有一说，“锋”和“鏃”一样，作为动词，好像都是古代北方农民的口语式的齐鲁一带的方言，意思大约都是入土面窄而较深。《农器图谱》上说，“夫锄法有四，一次曰‘鏃’，二次曰‘布’，三次曰‘壅’，四次曰‘復’”。这“鏃”、“布”、“壅”、“復”，都是用锄的术语，王祯和贾思勰是同一地区的人，也许“鏃”这一口语到元朝时候还没有改。这样的词还算是动词，或者算它是副动词，而无论如何不会是名词。这就是说，用来锋地和鏃地的并不是名叫“锋”和“鏃”的两种农具，而好像是把手中的锄稍稍倾斜，使刃的一端的夹角刺入土中，就可以实现入土面窄而较深的要求。例如《种谷篇》讲到“刈谷之后，即锋茇下，令突起”，这要是用王祯所想像的那个“锋”，恐怕不如用锄或钁为更得力，更何况还有那个确实存在的小刃锄呢?
《齐民要术》里的“耩”字有两个用法，一是播种，即所谓“耧耩”，另一个是松土。现在北方农民中间还都保留着这两种说法。王祯在“锋”的说明中说，“无鐴而耕曰耩”，鐴是犁耳，用无耳犁耕地称为耩地，北方农民今天还是这样讲。《农器图谱》里还有“劐”这个目，“劐”就是简单的小犁头。王祯说“劐所过，犹小犁一遍”，这显然就是现在的用耠子耠地。“耠”字大约就是从“劐”的音变化出来的。这种劐子脚常常是装在播种用的耧车的腿上，这大约也就是“耩”字有两种意义的由来。这就是说，实际上并不曾有过名为“耩”的一种特殊农具，所以连亟力求全求备的《农器图谱》也没有把它列入。仔细读来，《要术》中讲到“耩”，都是用耧来完成的。因为实行条播，在禾苗还不大的时候，可以用耧松土。《黍穄篇》说，“苗晚耩即多折也”，就是说，苗如已长高，再耩就晚了，真要再耩，就会伤苗。反过来说，那就是苗还未长大以前，可以用耧松土。
以上不嫌辞费，就是想要说清楚，从《要术》中找不出根据来可以肯定“锋”、“镞”、“耩”这样三种农具确实存在。应该考虑到，我国历史上苦难深重的农民，很难说能够把所需要的农具配备得齐全，常常是对仅有的不足的农具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或者说，要学会用同一种农具来完成多种不同的作业。想到这一现实，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要术》里讲到“锋”、“镞”和“耩”，几乎总是和锄(动词)联在一起，而其作用也都像与锄(动词)相类似，或者竟可以说都是锄(动词)的补充，只是补充的主要不是除草而是中耕。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精耕细作中，中耕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要术》作者在这方面的发挥也确是大大超过了前人。这也就是说，否定了叫做“锋”、“镞”和“耩”的三种独特农具，并不排除中耕作业之受到农民的重视。应该着重指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实行精耕细作，整地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中耕除草。这个方面主要是靠一把锄，但锄的形制因应具体要求而有多少的变化。还应指出，所谓精耕细作，本质上是手工作业，其主要特点是，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主要不是依靠工具的构造精巧，而是灵活的操作手法，这一点在锄的运用上面突出地表现出来。农民说，锄头上有水又有火，这句话充分道出了这个道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锄的形制上看不大出来显著的发展变化。
同前一个阶段对比，以《齐民要术》中所记述的为依据，似乎可以说，北方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什么重要的新农具。《要术》里提到了用于播种的“窍瓠”、用于覆土的“挞”和用于镇压的“陆轴”，以及从井中汲水用的“辘轳”。从农具发展的情况来推想，前二者很可能是汉代早已有了，因为制作并不复杂，尤其是“窍瓠”，只能说它是适合于特殊的要求，同耧车比起来，它不能算是更先进。陆轴就是磟碡，它和辘轳也不会是《齐民要术》那个时代才制作出来的。《要术》中提到的陆轴是在《水稻篇》，也许这件东西是先在水田里使用。
晋朝人写的《邺中记》里已经讲到使用辘轳，那虽然不是用以汲水，但秦汉之际的农民已经设计出来了椟栌，而辘轳的构造，也是应用的同一原理，改用它来从井里汲水，这一步应该是不难跨进的。总起来说，配合精耕细作的一套农具，到写作《齐民要术》时可以说大致齐全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方面很少有意义较大的进展。
这里讲到陆轴，可以顺带谈一下“碾”的问题。碾和磨的功用相同而又有所不同。汉代早已有了磨，但传世文献中没有碾字。后魏人写的《洛阳伽蓝记》中讲到景明寺“*[石+辇]硙舂簸皆用水功”。那个“*[石+辇]”字大约是“碾”字的别体。直到今天也未见出土实物。刘仙洲先生说，碾的发明可能稍迟于磨，这个看法是可信的。虽然不能确言其创始于何时，但因为它和陆轴都是以一个石滚子的压力，也许可以设想，这两件器物的设计是有一定关联的。整个碾的构造比陆轴要复杂些，可能是陆轴在前，受了陆轴的启发，又制出了碾。无论如何，有了磨，再有了碾，粮食加工的器具也就有了基础了。
不过还得指出，上面这样说法只限于北方的干旱农作，在南方的水田区，情况则恰恰相反。《齐民要术》以后，农具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水田一方面。这个事实同整个中国农业的历史发展情况完全符合。从那个时代起，全国农业的生产重心由原来的黄河流域的旱农区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田区。南方水田农业的急剧发展是开始于汉末中原人口大量南迁，而水田区最主要的工具翻车(龙骨车)正好是那个时候制作出来的。史书上记载的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创制的翻车都是在北方，而且原本不是为水田生产设计的。当然有可能是南迁的人把这种设计带到水田区，因而同生产实践结合了起来，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南方农民由于生产上的迫切要求而自己摸索出来同样的设计。重要的是，像这样的汲水工具必然是要在像南方那样的广大水乡和丘陵地区大规模地开展水田时才会得到推广而充分地发挥作用。至于北方农书《齐民要术》里面没有提到它，那是不难理解的。
翻车之外，那个时期南方水田农业还有哪些工具，由于缺乏资料，目前还无从说起。只有晋朝人编写的一部字书《字林》的残卷里面有“*[石+蒦]礋”这个词，注解是“打草田器”。后来陆龟蒙著《耒耜经》，讲到“礰礋”，说明它是有齿的，王祯认为礰礋也就是*[石+蒦]礋。《农器图谱》中画的有两个礰礋，一石一木，说明“独用于水田，破块滓，溷泥塗也”。一个石磙子或木磙子，遍体有齿，在水田中滚动时，除了“破块滓，溷泥塗”之外自然也有拔除水中杂草的效用，所以《字林》说它是打草田器。《宋会要辑稿》所记的“木勒泽”大约就是此物。种水田，供水灌水当然是最根本的，而去除水中的杂草则是水田实行精耕细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南方水田区的农具后来也发展成套，这个是个开端。
《太平御览》卷四五六“蛇”一节引《搜神记》记载吴兴农民在田间用“鈠”叉蛇的故事，还说“雷公若来，吾当以毁斫汝腹”，这个“鈠”字，在《玉篇》里的解释只是“器也”，应该说是一种农具。这事发生在“于田中耕”的时候，更可知是耕具。后来《集韵》里又说是“小矛”，也写作“*[钅+役]”。“小矛”自然是可以说“叉”，但说“斫”就不合适了。王祯《农器图谱》里讲到“耰鉏”，说明是“江淮虽有陆田，习俗水种，……但用‘直项锄头’，刃虽锄也，其用如斸，是名钁锄，故陆田多不丰收”。这所说的“钁锄”却很像那个“鈠”。旱田在水田区是不甚受重视的，这里说的这种农具大约是南方有多种用途的，比较简单的一种，后来一直到了元朝还未被弃置。
除“鈠”字外，汉以来的几部字书中还有几个字，注释只笼统地说是“田器”，如果不是说明讲过的别种农具的异名而真是另外的特殊的农具，好像也都不会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可以略而不谈。只有《玉篇》里的“杴”字，注解是“锹也”。联想到《说文》中的“銛”字，原注也就是“臿属”。此二字读音相似，很像是同一种东西。因为后来“锹”在北方也通称为“杴”，所以特为指出，以待后考。
五、水田农具的(公元6世纪以后)
隋唐两代，南方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很快就超过了黄河流域。经过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的纷乱，特别是宋朝南渡之后，几经破坏的北方的农业，落到了抱残守缺的地步，而南方的全国农业重心的地位终于确定下来。这一现实也完全在农具的发展上面得到反映。南方水田的经营原则仍然是建基于手工作业的精耕细作，因此，农具的演变也还是以这个原则为主导。
首先要谈的是唐末陆龟蒙《耒耜经》里面所描写的那个犁。那里是古代中关于犁耕的构造的惟一详尽的记载。它是由11个部件构成的，除了“犁鑱”和“犁壁”之外，都是木质。在这一点上和以前的犁没有分别。犁鑱长l尺4寸，宽6寸，显然仍旧是个等边三角形的样子。犁壁大致是直径1尺的圆形盘，原文只是说它是倾斜着，壁体未必是作弧形。这种犁比过去的犁进步的地方主要是多了一个调节入土深浅的“犁评”。这样的一种犁好像是唐代后期江太湖水田区一般农家使用的。太湖区在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据刘仙洲先生说，直到全国解放，各地农民所使用的耕犁也都没有超过这个水平。其所以如此，一则是由于一般农民所受剥削过重，因而资力微薄，在生产用具方面难于改旧图新，而只顾坐享其成的地主又不大关心生产，对改良农具不感兴趣。在另方面，一直处于手工作业状态的农业，也只能是老式的笨犁与之配合。在这里，农民的贫穷是最主要的，所以一般习于因陋就简。像所谓“压鑱”和“策额”的作用，一般只是就“犁底”(即“犁床”)和“犁箭”(即“犁柱”)上面来解决，而不是特为再添附件。调节入土深浅也是在犁辕的前端装上一个简单的木钉，叫做“犁疆”的，或者竟是一根简单的绳，同“犁槃”(即“引木”)结合起来，要耕得浅些就低放，要深些就往高里提。再不然就全靠掌握“犁梢”(即“犁柄”)的手法。同样，控制耕幅的宽狭，也是凭了对犁柄的操持的技巧。这正是手工作业的特点。
当然也必须指出，尽管在很长时期内我们的耕犁的构造没有显著的改进，但也绝不能说多少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民和农具设计者一直是无所用心。犁身的结构始终是以木为主，这是受了原材料铁的缺乏的限制。可是也要想到，木质构造的分量较轻，却也是适合于畜力较弱的客观条件。再就另一方面来说，全国各地农民所使用的耕犁，其形制是千变万化，为的是适应各地特殊的土壤及其他具体情况。可以想到，这里面是耗费了设计者的多少心思的。
水田犁是和水牛配套的，贫农地少，如果没有牛和犁可用，有时就改用“铁搭”。铁搭的样子有些像杷子，又有些像锄，铁头有4根或6根尖锐且两梢稍带钩的齿，完全用人力操作。王祯说，“举此斯地，以代耕垦，取其疏利，仍就*[钅+屚]*[钅+奏]块壤，兼有耙钁之效”。此物虽非绝不见于北方，但究竟是适于翻动水田泥土的一种工具，所以王祯特别指出“尝始见于江浙”。1956年，江苏扬州出土宋代四齿铁搭，也是一个证明。
南宋时一个四川人说，“及来浙问，见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高斯得《耻堂存稿》五《宁国府劝农文》)“壤细如面”四字说明江南水田整地的精细程度。把泥土整治得如此细致，农民的艰苦劳动自不必说，一定也还得有合用的工具。宋时人写《耕织图》诗里提到了“耖”，据王祯《农器图谱》，耖是“疏通田泥器”，作用同北方旱田的耙类似，好像是从耙演变出来的。耙也未尝不可用于水田，只是究竟不甚合用，所以又特为创造出来耖。《农器图谱》说“其齿比耙齿倍长且密”，横梁上面装有扶手，人用手按着扶手，前面用水牛来拖，方式也和用耙一样。田块大的把两个耖合并起来工作，叫做“连耖”。(这使我们联想起前面谈过的“六爪犁”或“六脚耧”。)这样反复进行，田里的泥土就会弄得很熟很透。它的齿既长又密，可以想见，功效是要大大超过以前的礰礋。
北方旱地耕翻之后，为了把土壤弄得尽量细数，还要进行耙和劳的工作。水田在这方面的要求更高。如果说，耖的功效和耙相仿，那么水田区的农民也制作出来与劳相当的工具，那就是“平板”和“田荡”。王祯说，“田方耕耙，尚未匀熟，须用此器，平著其上荡之，使水土相合，凹凸各平，则易为秧莳”。这是说的田荡，它是一根带双权的树枝，前面双权的头上横装一块木板，由一人操持推动。平板也是一块长方形但较大的木板，有绳系着，由人或牛拖了摩田。“摩田须平，方可受种”。田荡是在耖过之后进一步把水和泥调和均匀，并把田面大致弄得平整，平板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把田面摩得很平，为播种水稻和插秧准备好条件。这是因为水田的水下田面比起旱田来要求更加平坦的缘故。这样再三整治，在手工作业的前提下，操作技术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这几种简陋的工具也应该说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和旱田上一样，水田里的精耕细作除了表现在耕地整地方面，中耕除草也是极重要的环节。古代农民在生产实践中陆续创造出来几种简单但又适用的农具，其中较早制成的可能是“辊轴”。这是一段并不太粗的圆木磙子，装在木轴上，用牛拖带。实行撒播的稻田里，杂草和秧苗一齐长出来，用辊轴碾过，草和苗都压入泥里，过两天之后，苗又恢复过来，草却死在泥里了。说它出现较早，这是因为实行的是撒播，而这种做法使人回忆起颜师古所注释的《汉书》中的“火耕水耨”。王祯还提到，他那个时代北方种稻就是实行撒播，也是用辊轴，但“却于轴问交穿板木，谓之‘雁翅’，状如礰礋而小，以车衮打水土成泥，就碾草禾如前”。这又是因地制宜的一个变种。
实行插秧之后，田里有了行，辊轴就不能用了。《农器图谱》里面讲到一种“耘杷”，“以木为柄，以铁为齿，用耘禾稻”。从附绘的图样来看，好像效率不会很高。在另一处又讲到“耘荡”，并且说明是“江浙之间新制也”，自然是比较晚出的。竹柄前端装上一个好像发梳样子的东西，齿是短钉，密密排比，用来“推荡禾垅间草泥，使之溷溺”，则田可除草，又有中耕的功效，确是比较先进的。在没有制出这种工具以前，种水田的农民大约“皆以两手耘田，匍匐禾间，膝行而前，日曝于上，泥浸于下”，确是十分辛苦，真可说是不折不扣的手工作业。为了减轻劳累，农民们设计出来“耘爪”，这就是照每个人的手指粗细，截成一些1寸多长的“竹管”，削去一边，状如“爪甲”，套在手指头上面来挠秧。也有用铁爪代替竹爪的。不过这样虽然提高了效率，但农民仍然得蹲在水里劳动，还是很艰苦。后来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耘爪就改成了一件一根长竹柄前端装上一个类似小杷的工具，并注明“今江南改为此具，更为省便”。大约元朝以后这种“挠秧”的专用工具就出现了。这也许是自王祯作《农器图谱》以后水田农具中惟一的比较重要的改进，因为除此之外，《农政全书》中所载的有关的农具，都是因袭了作于3个世纪以前的《农器图谱》。
《农器图谱》里还有一个“镫锄”。这是水田遇到天旱无水时专用的锄草工具，形状像马镫，锄刃作弧形，为的是“不致动伤苗稼根茎”。
以上讲的这些农具陆续制作出来，水田的精耕细作也就逐渐发展成熟，从而南方广大水田区在全国农业生产中的领先地位也就越来越趋于巩固。这一过程主要出现是在唐宋两朝，也就是从7到13世纪。
最后还要讲一讲“秧马”。这是农民插秧时骑着滑行的一种类似小船样子的东西。苏东坡写过一首“秧马歌”，可见至晚北宋时已有此物。从南宋时许多人的吟颂中可以知道，特别是长江流域各地此物使用颇为普遍。可是后来就很少有人提及。不能想像这种能够大大减小农民疲劳的器具会被废弃不用。消失的原因还是应该在农民所受的剥削越到后来越重，一般农家越来越窘，生产资料越来越差这个事实上面去找。当然也可以考虑到，后来插秧的行距缩小了，秧马容纳不下，因而停用了。
六、干旱农法定型后续出的农具(公元6世纪以后)
6世纪以后，水田区以外，农具也并没有停止发展。有些新的制作还是显示出来，我们的农民以及民间艺匠还是努力不懈的。
《农器图谱》里面有“长鑱”，作者指出，杜甫的诗里提到过它，但又说那也就是“踏犁”。刘仙洲先生也认为，就图谱中的绘图来看，应该就是宋代的踏犁。记载，北宋前期政府曾一度大力推广过这种农具，那是因为有的地方缺乏牛畜，改用人耕，使用踏犁据说“可代牛之功半，比钁耕之功则倍”。《宋会要辑稿》没有说形制如何。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记载了静江(今广西)的踏犁，说它“形如匙”，柄的上端有横木，柄的中段靠左边有一短横枝，是为脚踏的。说它像匙，大约是前端刺土部分弯曲，与地面接近于平行，又说工作起来是向前进的，这所说的都像是犁。可是《图谱》中所绘的长鑱，想像着使用起来应该是近于古代的耒耜，所以王祯也说“亦耒耜之遗制也”，而用耒耜却是逐步向后退的。这就是说，如果北宋政府推广的长踏犁和周去非所记的并不只是名称相同，而《图谱》中所画的长鑱又确是实有其物，那就有理由设想，长鑱并不就是踏犁。陆放翁的诗里面，多处提到长鑱，但和鸭觜锄一样，都是联系着采药来说的，说不定二者是异名同物，可是那只是一件轻便的小铲，亦即与踏犁无关。再说到操作方法，《宋会要辑稿》说是“用四五人可以耕稼”，这话不知所云。《岭外代答》的描述是“踏可耕三尺，则释左脚而以两手翻泥，谓之一进，迤逦而前，泥垅悉成行列，不异牛耕”。可以想像，这样操作也是很费力的。可知它只是畜力非常缺乏的用以救急的一种工具，而不能说是什么更为先进的设计。此外周去非还说，遇到“荆棘费锄之地，三人二踏犁，夹掘一穴，方可五尺，……”。刘仙洲先生猜想，二人各持一犁，总由另一人用绳或杆牵引，那就像山西的抢犁的样子了。总之，这个踏犁究竟是何形制，虽然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可断言，它和山西的抢犁同样不是便巧的耕具。
《岭外代答》里面讲到用踏犁来耕“荆棘费锄之地”，好像是说的开荒，这就使人联想到“*[麗+刂]刀”。刘仙洲先生说，“唐代以后，在犁的构造上比陆龟蒙《耒耜经》上所叙述的更进一步的发明，最主要的只有犁刀一项”。犁刀在《农器图谱》中叫“*[麗+刂]刀”，整个结构大致像犁，在装犁鑱的地方是一个厚背的刀，要开垦荒地，尤其是芦苇丛生的下湿的地，地下是盘根错节，用犁是困难的，于是设计出来“*[麗+刂]刀”，用*[麗+刂]刀先把地里的粗根以及比较粗壮强韧的杂草割断，然后再用犁，就会省力多多。《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一七“营田条”里讲到，南宋孝宗乾道五年，把楚州(今江苏北部淮安一带)界内管田配给从女真族统治下归来的汉人，并借与各种农具，其中就有“銐刀”。因为当时主要是叫他们开荒，这就可以相信銐刀一定就是*[麗+刂]刀。这种开荒的利器至晚北宋时代已经制作出来了。这里所讲的*[麗+刂]刀是一种独特的耕具。的所谓犁刀则是犁整体的一个部件，装在犁辕上面，位于犁鑱的前面，这就更为省便。不过像这样的设计，据王祯说，那个时代已经实现了。
顺带一提，《农器图谱》里面还讲到一种叫“刬”的家什，俗名是“镑”(上声)。“其刃如锄而阔，上有深袴，插于犁底所置鑱处”。那是一种小犁，专用于“草莽汗泽之地”，春初刚一解冻，用它来耕，可以切断地中的草根。其所以取名为“刬”，就是因为它的作用是“刬土除草”。照这样说法，它就很有些像前面所说的“*[麗+刂]刀”了。不过王祯说明了，使用这种农具的限于“北方幽冀等处”，而且也并不是为了开荒。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农具，尚待研究。
《齐民要术》里播种也用“窍瓠”，《农器图谱》里的“瓠种”“泻种于耕过垅畔，随耕随泻，齐便均匀，又犁随掩过，遂成沟垅，覆土即深，虽暴雨不至拍挞，暑夏最为能旱，且便于撮锄，苗亦鬯茂”。它与《齐民要术》中的“窍瓠”都是用天然的瓠来盛种子，但它较为精巧。窍瓠好像只是在瓠的底部穿几个眼，系在腰问，播种人走步，瓠就摇动，种子就从孔中落下。瓠种则是“穿瓠两头，以木箪贯之，后用手执为柄，前用作觜”。这就是说，窍瓠只是做到了省事，瓠种却能控制播种的质量。这自然是一个进步。播种之后，覆土镇压改用“砘车”，也比以前的“挞”更先进了。特别要一提的是从耧车又演变出来“下粪耧种”，这就是所谓“粪耧”，“于耧斗后别置筛过细粪，或拌蚕沙，耩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开沟下种、施肥，毕其功于一役，这确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砘车和粪耧都载在《农器图谱》，其创制当在元朝以前。
中耕除草方面又制作出来一种“耧锄”。这是装在耧车上的一种锄。刘仙洲先生说，它“是我国第一个采用畜力的中耕、除草及培土的机械”，最早记载见于金元之间人所写的《种莳直说》，可知最迟在女真族统治黄河流域时期(12、13世纪间)已在使用。元朝初年，诗人王恽在今河北藁城县境内经过时，看到农民用“锄耧”在田间除草，很感兴趣，曾写下一首诗，据诗中“双竿驾特牛，独脚云耳并，纷纷播土落，一划蕃草尽”等句来想像，那显然是王祯所描述的耧锄，地点也正与《种莳直说》里所说的“今燕赵多用之”相合，农具的名称可能是诗人记颠倒了。王祯还讲了与耧锄大同小异的“劐子”、“耠子”，其不相同之处是“劐子”第一遍即成沟子，谷根未成不耐旱；耧锄刃在土中，不成沟子，第二遍加“擗土木雁翅”，方成沟子，“其土分壅谷根”。在耧锄上加装木雁翅，也就是类似“犁壁”之类的东西，这确如刘仙洲先生所说的，“也是一项很聪明的设计”。正是在这种地方，常常可以看出来农民的智慧和创新的精神。大约就是因为劐子置办起来比较容易，用起来也比较省事，所以后来在北方似乎更得到推广。这也是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我国农民被迫因陋就简的一个例证。
东北的农民把大田里的中耕除草叫做“铲蹚”，这大约是由来已久。那里种地也是实行大垅，两垅之问形成一条比较深的沟，在这样的沟中进行中耕除草，一般的锄是不大合用的，必须是锄刃的两端稍稍跷起，这样才可以把松动的土拨到两旁给苗根培土。这种特种式样的锄叫做“蹚头”。前些年，辽宁省绥中县出土了金元时代的铁蹚头。那一带的农民开始使用这种农具可能还远在那个时代以前。这也是因地制宜变化设计的一个例子。
“推镰”的设计也值得特别提出。这是一种特别用于收割荞麦的工具。荞麦到成熟时，子实容易散落，用普通的镰收割，损失太大。推镰的特点是在带权的长柄前端横装的镰刃两旁有一对转轮，和一对“蛾眉杖”。转轮安在一根横木的两头。这样描述是根据《农器图谱》的绘图，在《图书集成》里，就不是一对转轮而像是一个木磙子，总之是一件能够转动的东西。蛾眉杖的作用是约束割断的植株，把它们推成整齐的行列。据王祯说，用这种器具“子既不损，又速于刀刈数倍”。此外工作的人只需直身向前推动，疲劳可以大大减轻。应该说这是一种先进的收割器。元初王恽有《观获荞麦》诗，说“野人趁时获，拖车施素刃，前推约步长，僵仆为一顺”，所说的“拖车”显然就是这里所讲的“推镰”，而所收割的也正是荞麦。可知那个时候北方农民确实是使用它的。可是从那以后，也不在再见有人提起。追究起原因来，金元之际，黄河流域大部分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农业生产极不稳定，生长期短的荞麦种得可能是多一些，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专用农具。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后来时过境迁，荞麦的播种又有限了，推镰不适合于一般作物的收获，广大的小农户就不肯特为置办它了。
王祯在他的《农器图谱》里还描述了另外一种专用于收麦的工具，其实应当说是一组工具，因为那是由“麦钐”、“麦绰”和“麦笼”三件东西组成。“麦钐”是一把特种形状的镰，麦绰是用竹篾编成的特殊的带有两根木柄的簸箕，两柄下端装在一根横的短拐上面，用一根绳把麦钐也系在拐上。麦笼也是竹篾编的，像个大簸箩，放在一个下面有四个碢轮的木座之上。操作时用右手抓住短拐，左手握了系麦钐的绳，双手一齐用力，斩断麦茎，由麦绰承受，然后翻到身后的麦笼里去。据王祯说，用这一套工具收麦，比用镰割要快得多。只是《图谱》里关于操作方法讲得不是很清楚，附图也同说明不尽相符。像这样的收麦方法，清朝编的安徽《凤台县志》里也有记载，现在河南、陕西有的地方还在使用，不过具体操作方法有些改变。1958年7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关于“删镰”的记事，与《图谱》上所讲的有点近似，但也不完全一样。《图谱》上说明，麦钐和麦绰相联结的地方有一个绕绳的短轴，收割时还要掣动绳子，显然其中有些妙用。无论如何可以相信，这一套收麦器具是比较先进的。同时也应该想到，像这样效率较高而置办起来又不是太难的器械，却没有能够普遍推广也必然是还有一定的缺点。石声汉先生说，“用钐收麦的技巧简直是一套表演”。也是觉得这种操作手法不易掌握，不过我国的农民也和手者一样，在操作技巧上面是有很高的水平的，单单是这方面的难度好像不应该是阻碍他们采用先进工作方法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小农户的麦田过小，不需要这样的“大材”像这样成套的收割工具，还是得在较大的麦田里才能够充分发挥威力。清·吴其浚《长编》说，“按，麦秸织草帽，利甚大，故平地多不肯用钐绰，惜其秸也”，这也可算是原因之一。
旱地的农具发展，自从《齐民要术》时代以后就放慢了。水田农具在明清两代也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改进。但这不是说，这些农具的效果始终如一。一般说来，手工作业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常常是靠使用工具的技巧和特别的“诀窍”来提高，虽然也必须承认，这样的提高终归是有限的。以耙的使用为例，《齐民要术》里说的是让人坐在耙上时时用手折断塞进耙齿里的杂草，以防禾苗受伤。王祯《农书》里就说，人站在耙上，使耙齿人土更深，每到地头上用脚把挂在耙齿问的草木根须踩掉。这里可以看出来操作方法上的改变。一般说来，对工具的“运用之妙”，主要是使用者“存乎于心”，其中的奥妙不易形之于语言，只能心领神会。这是手工作业的特色，因此只能略而不谈。
七、农业机具和动能 刘仙洲先生在其《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中一开头说，“若就机械的定义说，任何一种工具，无论简单到什么程度，当使用它做工的时候，都是一种机械”。这是机械学专业中的的概念。照通俗的理解，“机械”或“机具”的范围却是比较狭小的。不过也很难说有一个什么科学的界说，只是依据一般人的习惯想法或说法。比如说“机械化”这个词，所谓“机械”，就是不把简单的工具如锹、锄、钁、镰以及耕犁、磟碡之类包括在内。判别是标准虽然是模糊的，但究竟也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如果试加推究，好像是与动力的性质不无关系，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工具的推动主要是不是靠人的体力和技巧。此外似乎还有一点，那就是算得上是机械或机具的，总得是构造上多少要复杂一些。现在就按照这样通俗的理解来检查一下我国上这方面的情况。 同犁、锹之类的农具比较起来，风扇和水碓也许可以算是比较复杂的构造。如果说这就是最早出现的农业机具，那首先是因为这二者都使人觉得是利用了自然力，即风力和水力。更进一步分析，风扇虽说是利用风力来发挥作用，但还是全靠人类；人力来推动，在这一点上，它不能说是比辘轳有所超过，可是在一般人看来，它好像更容易被认为具有“机器”的性质。这就是因为它比辘轳有更复杂一些的结构，多少给人一个“巧”的印象。至于辘轳，尽管也应用了机械原理，但使人首先想到的却是人的体力。这就是说，“结构”这个因素在这里发生了作用，情况与此类似而又恰恰相反的还有翻车(龙骨水车)。这种扬水工具是用人力来运转的，在水田区，踏水车也是一种很辛苦的体力劳动，可是它还是使人更注意于它的构造之机巧。因此，如果说它也是一种农业机具，一般人似乎是没有什么异议的。我们可以这样看：风扇、水碓和翻车可说是我国农业生产历史上从手工工具向机动工具的过渡。 西汉的“扇柜”后来大约一直沿用，但也是不会完全没有经过改良，只是缺乏记载。在王祯的《农器图谱》里，这个器具叫“颺扇”，还说“复有立扇、卧之别，各带掉轴，或手转足蹑，扇即随转”，这就是变化出来的各种的样式，当然是为了适应不同的要求。《天工开物》里的“风车”和“颺扇”与王祯所绘的“颺扇”也不一样，不过只是非本质的改变。 碓的发展比较显著些。作于西汉末年的《方言》里面已有“碓机”这个名称，还说“陈、魏、宋、楚，自关而东谓之‘梃’”，可知当时各地都已普遍使用。也可设想，更早写成的《急就篇》里的“碓”，有可能也是这种碓机。据桓谭说，制作出来踏碓之后，“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新论》)他这是概括地叙述了公元以前时期舂具的发展情况。踏碓虽已不再是很简单的工具，究竟是仍用人力操作，好像还不能说是“机具”，使用畜力和水力，那就有“机械”的意味了。刘仙洲先生指出，利用畜力在一定地点连续工作，要采用“回转运动”，由地平面上的回转运动把动力传送到碓的本体，最后使碓能产生舂米动作，这中间是需要一对斜齿轮的传送。这就是说，碓的构造复杂化了。踏碓的制作已经是给了人以“机”的感觉，所以当时称为“碓机”。从这里可以意识到，在一般人看来，“机”包含有“巧”的意思在内，即所谓“机巧”，桓谭也说“后人加巧”。而所谓“巧”，在这里好像就是部分地或基本上代替了人的笨力气，同时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如果再用牲畜，尤其是水流作为动力，那当然就更是“机”了。沿了这条线索下去，后来跟着出现了杜预的“连机碓”，也是用水力推动。据王祯说，连机碓就是像他那时代由水轮带动的那样一种设计，但他所引《通俗文》上面有“水碓曰翻车碓”这样一句话，从字面上来理解，又好像最初的连机碓是利用翻车的作用。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这种设计到后来是发生过变化的，王祯就提到还有“撩车碓”和“斗碓”(也叫“鼓碓”)，都是因地制宜的另型设计。 不过上记载杜预的连机碓又说什么“为八磨”。磨和碓是功用不同的两种器具。可能是著书人疏忽给弄错了，否则就是杜预于连机碓之外又制作过机动的磨。又稍后于杜预的嵇含写过一篇八磨赋，却说是他的外兄刘景宣“作磨奇巧”，赋中有“巨轮内建，八部外连”这样的句子，这就像《图谱》里的“连磨”的样子了。可是又说用一头牛来转动而不是水。不过无论如何，似乎可以相信，魏晋时代，设计精巧的连机碓和水硙历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一直未断，碓和磨之外，还有“水碾”。单从农具的制造技术这方面来说，可以想见，设计什么一定是逐渐有所改进。 说起“磨”来，可能是从一开头就想到了利用畜力来转动，再加上它的整个构造也不是很简单，所以有一定理由把它算作机具。工作的人不是直接使用它而是伺候它。到后来又利用水力，而且又同时转动好几盘磨，那就更是“机器”了。碾的情况与磨相同，因此应当援例也算作机具。它同样可由畜力和水力转动。《旧唐书》记载，高力士“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破麦三百斛”。破麦用碾，这样说也许有点问题，只这“并转五轮”，刘仙洲先生认为是一个水轮带动多数碾轮，那就应该叫做“连碾”了，当然是机器。 “砻”原来与“磨”、“硙”同义，不知从何时起，它成了另一种专用于谷粒脱壳的器具的专名。它也和磨一样，除了也可用人力外，大都是用畜力或水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图谱》里砻的绘图，虽然是用人力推动，却是用的偏心轮的道理，这就使人有一定的“机械”的观感。 以上说的这些利用畜力或水力转动的粮食加工器具，有的是用卧轮，有的是用竖轮，都是根据所在的地势以及水力的大小来设计的。王祯另外设计出来一个用同一水转轮轴兼能进行磨、砻、和碾三项工作的机具，因每次工作的要求不同，磨、和砻可以互相替换。这也是一种高明的设计，可惜后世未见推广。此外王祯还提到一种“船磨”，那是由相傍的两只船各载一盘磨，二船之间设置一个水轮，同时转动二磨，也是变化出来的一种设计。 翻车自从发明出来之后，就成为水田作业必不可少的用具。在以后大约一千年的期间，改进的情况，缺少文字记载。王祯的《农器图谱》里面，记载了有两种推陈出新的设计，都是依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变化出来的，而又都是应用轮轴的结构。有的是用牛拽转，称为“牛转翻车”，有的是借流水的力量推动，称为“水转翻车”。用牛力或水力转动一个卧轮，由卧轮拨动一个竖轮，这样把力量传到贯穿竖轮的横轴上面，横轴旋转，带动翻车。这些新的设计大约都是早在王祯以前就出现了。据刘仙洲先生说，北京故宫旧藏有南宋初年马逵所画的“柳阴云碓图”上面就有牛转翻车。下面就要谈到，唐朝时候已经有了水车和筒车，依理推想，那个时代的人也会设计出来用畜力和水力推动的翻车的。到后来，沿海地方的人还利用风力，仿效船帆，制出了“风转翻车”。 不久以前的农民从深井汲水，往往还用水车。论起它的功用，和辘轳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一般是使用畜力开运转，但用人力的也不是没有。可是它和踏车一样，也具有“机械”的意味，问题同样是在构造上面。它像是把辘轳和踏车二者结合了起来，能够连续向上提水，因而效率大大超过了辘轳。因此可以推想，它的制作必然是在踏车推广以后。具体的时代很难说。《太平广记》所引的一部书叫《启颜录》，里面记载了唐代早期有人见到过这个器具，“以水桶相连，汲于井中”，完全像是水车。据此可知，至迟到公元7世纪中就已经有了。 《全唐文》卷九四八有陈廷章的一篇《水轮赋》，所说的“水轮”，是“趼木而为，凭河而引”，“殊辘轳以致功，就其深矣，鄙桔槔之烦力，使自趋之”，这显然是后世的“筒车”。这个提水器具，有的地方也叫“天车”。北宋范仲淹所赋的“水车”，“固无伤于濡轨，轧之临川，初有认于埋轮，翘翘在渚”，名称虽殊，其实也仍然是这种器具。又据刘仙洲先生说，晚唐刘禹锡的《刘宾客文集》中《机汲记》一文，所描述的好像亦即此物。这种与水车同始见于唐代文献的提水机具，最初大约是借水力推动，所以也叫“水转筒车”。《农器图谱》中另外还有“卫转筒车”，那显然是有的地方水流的力量不够大，另在岸上设置一套像牛转翻车那样的转轴结构，由驴来拽引。像这样随宜变化，显示出来设计者的匠心。 筒车的构造就只是那么一个轮，它必须是下面有部分没在水里，最上面的部分比岸稍高，这样才能把下面的水倾到岸上。这就是说，水面和岸上之间的距离必须小于轮的直径。因此，如果水面过低，它就失去效用。王祯讲到当时平江(今苏州)虎邱寺剑池有一套小型的汲水设备，很可能就是王祯本人受到了启发，设计出来一种“高转筒车”。这种机具好像是把筒车和水车、踏车三者结合到了一起，于岸上和水上各设计一个轮，侧立在一条直线上，由竹索联系起来，竹索上面是一连串的竹筒，在一旁看起来，一个个小竹筒鱼贯上下，“如环无端”，有如水车，构造的主体倾斜着，连接着水面和岸上，又有些像翻车。岸上那个轮的轴，显然是带上另一个竖轮，由一个卧轮拨动，而用畜力来转动卧轮，就像牛转翻车那个样子。要是使用人力，那就在轮轴的两端安装拐木，如同人踏翻车的办法。这是因为水里那个轮的轴与水流是同一方向，自然不能利用水力，动力是得从岸上发出的缘故。王祯又设想出一个由水力推动的筒车，称为“水转高车”。那是依照水转翻车的样子，下面的轮轴带上一个竖轮，另由一个被水流推动的卧轮来拨动。不过可惜的是这两幅图在传本《农器图谱》里都不清楚。 部分农业机具发展变化示意图：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农业机具所使用的动力主要是畜力和水力，而后者尤为突出，于此相反，对风力的利用几乎等于零。这是因为我国的自然条件的一个特点是缺少像欧洲那样的比较恒定的风，一般连续性的作业无法加以利用的缘故。同样容易觉察的是，机具的使用主要限于灌溉和收获后的整治加工这两个方面。而就这两个方面互相比较，在时间上又是后者开始得更早。可以说，我国农业上使用机械是从产品的整治加工这个环节开始的。这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应该说是受到传统的小农制度的制约。占绝大比重的规模极小而又以自给自足为经营原则的生产单位，由于极其明显的原因，是不利于农业机具的推广和发展的。为数不多的经营地主和富农虽然在财力上或多或少有采用机械的条件，但社会上相对充足的劳动力的供应这个现实，又对机具的推广产生着阻挠的作用。再就是很早就成为传统的精耕细作，从本质上来说也排斥机具的使用。整地和中耕除草这两个环节尤其是如此，这在水田方面更是非常明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又是互相影响着，从而更加强了各自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我国历史上农业当中的机具使用，只能达到上面所说的这样的程度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试以《农器图谱》中的垌碓为例。这是浙江农家的创造，所以也称为“浙碓”。这种很简单的舂米机具，却能做到“米自翻倒，簌于笏内，一捣一簌，既省人搅，米自匀细”。这说明了设计的高妙。可是原文接着又指出，“然木杵既轻，动防狂进，须于踏碓时已起而落，随以左足蹑其碓腰，方得稳顺”这就是说，为了取得上述的效果，工作的人的操作技巧是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使用机具的人的个人的技巧对机具的充分有效使用有很大的关系，或者竟是决定性的。再联想到古代其他简单的农具，以及的机器，就会看出来，配合精耕细作的农业机具的使用，多少还带着手工作业的意味。反之，现代的机器则是把效率完全寄托在构造本身的精审设计上面，而使用机器却相对地轻而易举，如果说还是不很简单，那主要是还必须掌握一套比较复杂的知识而不是灵巧的操作手法了。农民越是习惯于依靠自己的操作上的巧妙来提高工作效率，也就越减小了制作和改进机具本身的积极性。这种心理状态多少也对机具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最后还可以举出“代耕架”来作为补充说明。一提起代耕架，首先会想到的是明末王徵的那个设计。其实在他以前，据湖北《郧阳府志》的《官师志》记载，明嘉靖年问因为闹牛瘟，不能及时耕田，有人“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省力而功倍”。假如记载是确实的，虽然无从臆测它的具体构造，还是可以肯定其为一种代耕的机具。王徵《新制诸器图说》中的代耕架，不单对构造的用法讲得很清楚，而且还绘有图。清初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谈到了“木牛”，与王徵的代耕架相似，这二者都像是同前些年盛传一时的绳索牵引机属于同类的东西。明代湖北郧阳府的那个设计，志书上说明了“惜其法不传”。清初广东农民的木牛是否根据王徵的设计制成，不得而知。又据清末出版的《农学丛书》中记载，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一个叫马彦的安徽人以王徵的设计为蓝本，又加以改良，制出一种代耕机具，曾在湖北随州试用。关于这一种在农民看来要算是很新颖的农业机具，文字记载只有这寥寥几条，在过去生产实践中显然未曾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而只是偶尔用来救一时之急。 当然，今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我们的农业要机械化，这是必然的。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仔细研究一下过去农业中机具应用和发展的情况，尤其是如果一时还不完全放弃精耕细作，那么如何使这个传统与机械化结合起来，这似乎还是很值得认真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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