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因洗衣服被邻居打了一耳光，他62岁的妻子杨绛立即冲上去还手，没想到被邻居按在地上，提起来，又摔下，最后狠狠扔到一堆木架上。

院子里闹出了这么大动静，钱钟书也没法继续在书房里工作，于是就出来看看情况，当他看到妻子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欺辱，顿时，全身的血液都好像冲到脑子里。

抄起门口的一块大木板就朝男人砸去，邻居一下被钱钟书砸懵了，看到钱钟书打人的时候也吃了一惊，他本来以为这一家都是读书人，可以认自己揉搓拿捏，没想到身材瘦弱的钱钟书竟然会来和自己拼命。

反应过来之后立刻又朝钱钟书扑去，两家人就这样扭打在一起，别看钱钟书夫妇年纪大，但打起打来一点也不示弱，凭借敏捷的身手，还让邻居挂了彩。

邻居可能可不知道，钱钟书护犊子的名声在文人圈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年住在林徽因家旁边的时候，哪怕是两家的小猫打架玩，他都要拿着根棍子上去帮忙。

像今天这样自己的妻女都受人欺辱，他怎么可能还无动于衷？两家人的混战闹得越来越大，钱瑗趁着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间隙，飞速跑到居委会叫了人来，局面才得到控制。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钱钟书夫妇作为知识分，究竟和邻居什么仇什么怨，能跟对方不顾体面地厮打在一起？后来居委会一番了解之下才知道，原来两家人是积怨已久。

这要追溯到三年前的1969年，由于当的时代背景，许多的知识分子陷入了艰难的处境，一夜之间，曾经的高级知识分子变成了，连工资也发不上的无业游民。

钱钟书夫妇被当作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迫安排北京干面胡同的社科院宿舍，房子不是很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共四个房间。

当时，钱钟书和杨绛为了能有独立的学习研究空间各占一间，女儿钱瑗和女婿王德一共住一间，剩下的空间便用作厨房和客厅，加上一个养了些花花草草的小阳台。

他们一家的日子住的也算舒适称心，但好景不长，这间房很快就迎来了其他的住户，为了响应上级领导的政策，有关部门派“革命群众”住到钱钟书的家中，监督他们的生活，改正他们的作风。

住进他们家中的，是濮良沛和赵凤翔夫妇，濮良沛，比钱钟书整年轻21岁，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就职于文学研究所，算是年轻人中的才子。

这对夫妇的入住，让这个本就不宽敞的家，变得更加拥挤，放在今天看，这样随意入住他人房间的行为肯定是不合理的，但在当时的年代，钱钟书对此并不能做出任何反抗。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60岁的钱钟书虽不乐意，但还是以长者自居，尽可能地与濮家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杨绛和钱瑗还经常主动帮助邻居照看孩子，日常有好吃的也会给邻居送过去。

可是，和睦不能靠一厢情愿，而是需要双向互动，对于钱钟书一家人的“投桃”，濮良沛夫妇不仅没有“报李”，还把他们的帮助视为应该。

濮良沛夫妇始终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在一些小事上故意刁难和羞辱他们，女儿钱瑗的丈夫王德一，性格刚烈不堪其辱，在回到任职的学校后，选择了上吊自杀。

钱钟书夫妇小心翼翼的隐瞒着消息，生怕女儿承受不住，其实钱瑗已经知道，怕父母担心一直装作不知道，谁知，濮良沛却不知从何处听到了风声。

趁钱钟书夫妇不在，假装关心的问钱瑗：你丈夫在什么单位上班？怎么不见他来探望啊？钱瑗悲痛地说：他去世了！没想到对方忍不住开怀大笑，并叫钱瑷“臭寡妇”。

钱瑗含泪隐忍，却让对方误认为好欺负，终于有一天，打架一触即发，钱瑗请洗衣工洗衣服，赵翔凤看到后，非要洗衣工把自家的衣服也洗了，并且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

这下，钱瑗不干了，当场给予严词回击，谁知，赵翔凤突然伸手给了她一耳光，杨绛向来疼爱钱瑗，看到有人打孩子，她也不顾身体瘦弱，冲上去和赵翔凤撕扯在了一起。

此时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打架风波过后，据杨绛说，濮良沛夫妇扬言，这次便宜了他们，下周得下毒手，得狠狠打他们一顿，这使得钱钟书一家人惶恐起来。

毕竟，钱钟书和杨绛都是花甲之年的人了，女儿钱瑗由于死了丈夫，她的“寡妇”身份，还让她多受了一些鄙夷和白眼，另外，论身份优势，濮良沛夫妇是“革命群众”，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

别管谁对谁错，一准领导爱护“革命群众”
担忧受怕让钱钟书一家人最后只能选择逃离，逃到钱瑗在北师大的宿舍里去，才觉得好歹人身安全得到了保护。

这件事被杨绛写入了她的作品《我们仨》中，她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一向儒雅的丈夫竟然还有如此豪侠的一面，真是倍感惊喜。

钱钟书和杨绛在清华园中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共同携手度过，夫妻间真挚的感情羡煞旁人。

杨绛在《我们仨》写道：“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

唯愿此生，岁月无恙，只言温暖，不语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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