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爵至彻侯
本文特别感谢作者的朋友王少林博士。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远离帝都咸阳千里之外的大泽乡，以数百人的戍卒队伍起兵反秦，不到半年，这只揭竿而起的队伍，竟以数十万兵力，兵车千乘叩函谷而入，兵临咸阳城下，秦帝国土崩瓦解进入了倒计时。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六国，囊括天下的秦国，在战国时代数次在崤函之下杀得六国合纵大军血流漂橹，此刻竟被起于户牖绳枢的“群盗”直击帝国心脏。
陈胜吴广起兵时，只有900人，这区区900人怎么能在短短数月就能占领了那么广大的地盘呢？
实际上，陈胜吴广这支队伍，并非手无寸铁之徒，他们是秦帝国兴发的戍卒，是不折不扣的军人，在成功发动了哗变夺取指挥权后，这支队伍首先选择以自己有限的兵力攻击临近的秦帝国最基层区域：大泽乡。
秦帝国由郡县构成，而县的结构是，以县城为中心，其外围绕着在行政上隶属于该县的乡村，秦的基层行政，属于国家官吏系统的，止于乡级，乡下则是一个一个被称为里，也就是大体相当于今日所谓行政村的的居民点，那里居住着的，就是万千为庞大帝国提供军役赋税的编户小农。
九百名听命于陈胜吴广的士卒，迅速夺取大泽乡这样没有城池防卫的乡邑的控制权并不难，而且他们起事的时机也非常好，七月正是粮食收获的时节，而田部吏组织的田赋征收此时可能刚刚开始，相对于以十税一比例征收后集中到县城中县仓的粮草而言，直接出产于县城以外乡里的粮草显然更多，又遇到大雨，道路泥泞，县廷与大泽乡间的联系暂时处于中断状态，于是当陈胜的队伍控制了大泽乡后，随即获得了大泽乡的编户民作为自己武装力量的补充，并且得到了粮草补充。
在扩充了实力之后，这支队伍迅即攻克了大泽乡所属的蕲县县城，控制县一级政区，意味着其实力的迅速翻倍增长：首先是县下诸乡里全部编户民可以用于扩充兵力，其次是对官仓粮食的支配，更加上集中于县城的手工业和武库，使得这支队伍实现了装备上的升级。
凭借这些资本的支持，陈胜的军队始迅速扩大地盘，他甚至可以分兵用于不同方向：一支向东，一支向西。短短月余时间，陈胜的队伍就接连夺取了四县，兵力发展到兵车数百，骑兵上千，步卒数万的规模，开始进攻淮阳郡的郡治陈县，并一举占领。
陈胜武装集团在初期能够迅速壮大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作为秦帝国社会基础的编户小农群体，在秦始皇统治后期以来难以承受日益繁重的赋役负担，帝国统治成了其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生存的威胁，于是把编户小农这一帝国财政兵力来源的群体变成了帝国自身的敌人。
另外，作为国家控制社会工具的行政官僚网络，并不能完全覆盖社会生活的全部，特别是在远离秦国本土的东方，郡县行政体系中，秦朝的官吏相对于以六国人为主体的民间社会而言，只不过是孤岛一样的存在，其实际控制力的大小有赖于相邻节点及时有效的联系和支持，然而当民间社会力量同时大面积对秦郡县行政机关发起攻击时，这一行政网络的薄弱区域就会瞬间大面积失控。
所以陈胜起事获得初步成功，让关东地区原本畏惧秦帝国严刑峻法的编户民们看穿了秦朝在这一地区统治的薄弱真相，只以极少的几百数千人，纷纷在短时间内同时颠覆了成片的秦郡县。范阳人蒯通在说服范阳县令投降时就指出“您作为秦的官吏，多年来刑虐百姓而没有被百姓杀死，是因为百姓畏惧秦法，如今天下乱，秦法不能实行，百姓会随时杀了您以扬名。”
以陈胜称王建立张楚国政权为标志，反秦战争就在地方反中央，社会反国家的性质外，具备了国家间战争的性质，作为一个战国式国家存在的基础，张楚政权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需要遵循战国国家那种农兵合一、军政合一的行政控制模式，不断扩大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规模，以满足它对抗秦国的需要，于是张楚政权建立后，陈胜的战略安排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利用秦在东方统治的薄弱，不断将东方郡县纳入自己的控制下，于是委派将领以少量兵力在东、北、南三个方向继续夺取郡县。另一方面，以主力直指主要敌人秦国。
固然，国家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规模的大小，是战国国家战争实力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官僚行政体系的运作，才是国家能否将土地和人口化作其战争实力的关键。官僚行政体系运作本身的效率评价可以从两个层次予以考察：一个是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央对地方行政系统的控制，一个是地方行政系统对本地社会的控制力。
在统一的秦帝国内部，陈胜的张楚政权得以建立的原因在于利用了秦朝地方行政系统在关东地区对社会控制力度的薄弱，然而当张楚政权作为一个国家与秦国进行对抗时，特别是当战争越来越接近秦国腹地时，在这两方面上，新立不久的张楚政权都表现出了劣势。
随着张楚军队在短时间内一路西进，虽然一路上也吸纳了相当多兵力加入自己的队伍，但是在其立国早期可以利用民间社会力量以对抗秦国国家统治的优势，随着越来越靠近秦国传统统治区而不断减弱。
吴广在攻打西进关中门户的三川郡时，久攻不克，因为三川郡的郡守是秦丞相李斯之子李由，这种人与秦帝国的利益高度联系在一起，既忠实于秦帝国，又能得到帝国有效的支持，因此这个地区，秦帝国中央的控制力度是相当高的，张楚军难以利用其内部民间力量予以瓦解。
同时，另一路向南阳郡武关方向进击的张楚军宋留部，在武关这一秦传统统治区，也难以有所进展。另外，在急速向西进军的过程中，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是难以在一路占领的地区建立起稳定的行政秩序，以作为军队前进的可靠依托，特别是战略要地荥阳没有被攻克，无法利用敖仓获得补给的情况下，冒进关中，就会面临后勤失据，且被前后夹击的风险。
另外，张楚政权对其将领的控制力度也非常薄弱，造成了两方面的困境，一是派出攻略东方郡县的将领纷纷自立为王。如进攻赵国旧地的武臣自立为赵王，虽然攻赵胜利，但并没有达到扩大张楚政权实力的目的。特别是其自立后，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不进一步西向击秦，而是北攻燕代，对秦帝国的打击有限，不能配合张楚政权削弱秦的力量。
第二是攻秦主力部队的将领也不服从调遣，如田臧竟可以杀掉陈胜在军中的代理人吴广，而陈胜却不得不承认这一既定事实，反而将田臧授予令尹官爵。这些都体现出张楚政权内部行政制度建设的不成熟。
而行政制度建设是秦帝国的强项，自商鞅变法以来，经过百余年在战争中不断细密严备起来的律令体系的有效运作，使得秦军在动员，组织，指挥，后勤保障方面都优于他们的对手。正是凭借这种优势，秦军迅速击溃了张楚军，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收复了被张楚军攻克的郡县。
攻灭陈县的张楚政权后，秦帝国的军事行动目标，转变为消灭已经复立的六国诸侯，恢复天下一统的秩序。这对帝国而言，就相当于重复一次统一战争。数十万集中组织起来的强大秦军却遭遇了他们在统一战争时尚且不明显的麻烦。
一方面是，战国后期到统一战争时期，秦国对外的大规模战争，都需要以郡县组织起充足的人力物力予以庞大军队后勤保障，就人力需求而言，包括组织委输转送这样的运输徭役，以及兵员的征发补充，对于物力而言，需要郡县的粮仓有充足的积累，为最大程度避免消耗，这些资源的组织都是在军队出发基地的就近边郡边县完成的。
而统一之后，随着对外战争的结束，地方郡县的人力物力使用方向变成了向关中秦本土输送以满足帝国各种超级工程建设需要，这样，从关中本土集结起来的秦军，前出至三川郡以东时，其后方郡县能够给予的支持都是捉襟见肘，特别是这一地区经过秦军与张楚军在秋冬季节的争夺，郡县粮仓的积累会被进一步消耗，即使秦军收复了这些郡县，也难以就近利用其积累以支持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因此，当下这支被远距离投放的秦军所承受的后勤压力比统一战争时要大的多，而且越是向东，秦的地方行政体系被破坏的越是严重，秦军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大，所以当秦军到达原齐楚地区的时候，其作战能力就被大大削弱，与弱小很多的反秦武装的几次战斗都是互有胜负。像在齐地东阿，秦军就被齐楚所败，而后虽然在定陶一战中，极大打击了楚军，可不能巩固并发展胜利，收复楚军所控制的郡县。甚至在得到王离增援的情况下，仅仅在定陶胜利三个月后就被刘邦在成武击溃。
另一方面，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为强化巩固专制皇权，皇帝与帝国官僚系统的矛盾逐渐加深，使得秦帝国的皇帝越是想向下延伸皇权强化基层控制，反而越要制约其官僚系统成员的权力，特别是对于统帅帝国军队的将领，皇帝对他们猜忌尤甚。于是秦帝国的将领官僚在面对皇帝和它的敌人时，往往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机制，选择投降帝国的敌人。
在最终决定秦帝国命运的两次战役中，瓦解秦帝国最后抵抗力量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在著名的钜鹿之战中，秦投入的两支主力军王离部和章邯部本来拥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而项羽军则在渡河北上救赵之前，就陷入了粮草匮乏的困难，项羽军之所以能够在钜鹿之战中取胜，除其陷之死地而后生所激发起的强烈士气，最重要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赵国南部地区因为邯郸郡基本被毁灭，秦章邯部不得不分散兵力以维持支撑王离部后勤的困难，通过不断集中兵力打击袭扰秦后勤线路，以有限兵力实现削弱王离部战斗力的目的。
然而此战之后，章邯部的二十万基本兵力并未被消灭，从此后长达数月的诸侯与秦章邯部的对峙看，钜鹿大胜其实并未达到摧毁秦帝国最后一支主力军队的目的。真正造成这支秦军主力崩溃的原因，来自秦帝国内部：派回咸阳请援的司马欣不仅没有带回帝国的援助，反而带回了赵高即将政治迫害章邯的明确信号。
从秦二世登基以来，蒙恬遭到清洗，到之前不久因为传言三川郡守李由与叛军勾结，导致丞相李斯下狱来看，章邯越来越相信自己无论是否取胜，都将因为掌握军队而最终遭到来自帝国的打击。而项羽一方为尽快结束对峙，随即对章邯展开政治收买，开出的价码是裂土封王，相比之下，作为秦帝国的官僚，无论多么位高权重，其生死祸福都系于皇帝的一念之间，而作为诸侯一方的分封王侯，则因为掌握土地人口，拥有自保的资本，章邯立即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投降。
而与钜鹿之战几乎同时展开的刘邦入关之战，也是如此，因靠近关中秦传统统治地区，武关及其之外的南阳郡，有效组织了防御，刘邦有限的军力难以进展，所以刘邦也采取了对其守城郡守，将领以分封为侯为条件的政治收买，收到了军事打击没有取得的胜利。
从这个角度看，战国时代秦国成功所依赖的较为彻底的郡县官僚制，虽然比分封制更有利于强化君主集权从而实现国家对战争资源的高效汲取，但随着君主集权自身的强化，这一制度必然会造成官僚系统本身与君权产生矛盾，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完全系于君主一人的官僚们的利禄就不如分封制下更可靠，从而，从秦始皇时代关于帝国采取郡县还是分封的政策论辩中，以强化专制皇权为最终目的的单纯郡县官僚制虽然胜出，但它却造成了帝国自身统治网络的萎缩。
与分封式的政治收买秦将领官僚相对应的，是对由这些将领统帅的、从秦编户小农转化来的普通士卒的处理。
项羽和刘邦集团对这些普通士卒采取的措施大致相同，刘邦在招降峣关秦守将后，对于如何处置其手下士卒，张良建议说，只是守将背叛秦朝，他手下的士卒未必听命，而士卒不听命即收编是危险的，不如趁其丧失统领，一举击溃。
至于为何不能妥善安置这些士卒，被项羽坑杀于新安的二十万秦军降卒道出了原因：如果能入关破秦固然很好，但如果诸侯战败，秦朝会刑戮我们的家人。项羽得知后，也认为人数众多的秦军士卒可能会不服，于是决定全部坑杀。明明这些降卒已经表示出他们对秦政权本身不再效忠，那为何还会“不服”？这是因为，出身编户小农的这些士卒，他们对国家统治服从与否的判断标准，是这个国家的统治力是否强大到足以保障其个体家庭的稳定生存。
秦末战争中复立的齐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反映了编户小农与国家政权之间这种互动关系：田儋反秦自立后，以初始私人武装为凭借，攻略故齐国郡县，而重建齐国，当他被章邯杀死于临济后，刚刚从秦国威胁下喘息过来的田儋继承者田荣，发现齐人拥立了田假为齐王，立刻转而在齐国内部进行军事镇压，重新将齐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而后，当田荣统治的齐国不服从建立于军事优势上的西楚支配时，齐楚战争中，齐人又被西楚的强大军事力量所威慑胁迫，而杀了田荣，举国投降西楚，但当西楚意在彻底摧毁齐国本身，对齐人进行屠掠时，齐人再次组织起国家力量开始反抗西楚，一如当初齐国复立是为了摆脱秦统治，而复立后首先对抗陈胜系武装也是为了摆脱张楚控制一样。
这说明，以适应战争需求建立起的以编户小农为社会基础的专制国家，以编户小农作为其暴力工具，以战争方式夺取并控制土地，再将土地的经营权授予个体小农以建立起小农家庭得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同时使之与小块土地建立起紧密结合而必须承担对国家提供军赋的义务。这样，编户小农一方面被国家暴力牢牢控制，一方面又是国家暴力工具的组成部分。
只要暴力维持的统治还没有达到摧毁小农生存基础的程度，小农就会为自己的稳定生产放弃暴力反抗，这种服从国家专制权力的的小农，当选择反抗或服从某政权统治时，必然以其暴力控制能力的强弱为准绳，而这种暴力控制能力的强弱，又与国家专制程度成正比。所以，反抗秦帝国的诸政权，无一不是遵循这一政治逻辑建立起的专制国家。
秦末各路反秦武装，能以极小的初始资源，摧毁秦的地方统治，并最终建立起政权，让这些复立的诸侯们充分认识到，作为战国国家政治延续产物的秦帝国统治方式所暴露出的致命漏洞。
秦帝国对编户小农阶层的无节制盘剥，摧毁了支撑帝国自身的经济根基，在生存危机大于秦帝国严刑峻法的威胁时，编户小农就会群起颠覆帝国。另一方面，无论多么严密的官僚行政系统，也不能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规范到帝国政治意志之下。专制皇权对官僚权力的制约，固然可以防止官僚假借皇权控制社会资源，从而威胁皇权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但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统治基础向上不断缩小。
秦末战争既是秦帝国统一政治秩序崩溃的过程，又是新的国家政治秩序的重建过程，诸侯复立，固然摧毁了秦帝国的统一，使天下重归战国，但它又不是战国政治的完全再现。
秦帝国作为战国制度竞争的优胜者，它的统一和速亡，本身就向新的国家政治秩序的建立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在广泛的编户小农社会基础上，在国家内部建立起一套君、吏、民利益相对平衡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在国家外部，秦帝国的统一，宣告了在战国经济基础上，只要在被称作天下的这块传统农业区上存在数个并立的国家政权，最后一定会引发这些国家间新的军事竞争，重新建立新的统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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