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展覽現場 大公報記者張帆攝
古今中外,名人書信一直是大眾喜愛的讀物。透過名人寫的信札,小到他們的生活俗事,大至周遭時代變遷,都可以由字裏行間獲悉。而在中國,古代名人的書札在歷史價值外,更多了一重藝術價值──很多書信本身就是一篇散文或詩詞,中國特有的書法藝術最早也是通過書信傳播和保存。
大公報記者 張 帆
近日,收藏古代名人書信頗具規模的上海博物館舉辦了以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為主題的研究活動。說起「吳門」,觀眾或許會覺得冷門,但提到其中的幾位重要成員,必頓生親切:祝允明、文徵明、唐寅……是的,他們就是港人透過影視劇而熟知的「金裝四大才子」。通過對他們的親筆真跡的研究,才子的真正面貌和人生軌跡也得以真實呈現。
尺牘反映人生軌跡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客從遠方來,遺(讀「為」音)我雙鯉魚……」 漢朝的古詩賦予書信這樣一個綺麗優美的意象。其中的「鯉魚」非真魚,而是盛放尺牘的魚形木盒。
在中國古代,書信又稱「尺牘」或「書札」,又被形象地稱為錦鯉、飛鴻、青鳥、彩雲。它是人們互通消息的工具,也是承載一切美好感情的使者。文學史上,作為書信的司馬遷《報任安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吳均《與朱元思書》、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白居易《與元微之書》、蘇軾《答謝民師推官書》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
藝術史上,早期的書法史幾乎都是以書信寫就。陸機《平復帖》是中國最早的法帖墨跡,亦是陸機寫給朋友的一封信。而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留下的書跡,也幾乎都是信手所寫的書札。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介紹,上海博物館收藏有大量明代名人信札,尤其是明代吳門地區書畫家的信札,不僅數量眾多,而且異常精美。以史料價值而論,這些信札內容上至朝政民生,下至家事兒女,或文章酬唱,或藝苑交遊,幾乎無所不包,是對當時書畫家的生平、經歷、交遊、藝術思想、審美情趣、乃至整個時代的文人生活與藝壇風尚最直接、最鮮活的反映。以藝術價值而論,信札隨意寫就,是作者在最自然狀態下的作品,它們體現了作者最原始而不假修飾的書寫習慣與書法面貌,能使人們從另一個側面了解這些書畫家的藝術風格。
此次研究活動,以推出「遺我雙鯉魚─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精品展」為主線,同期舉辦相關主題的講座、親子課程等公眾活動,並出版專題畫冊。其中,展品中有館藏明代吳門著名書畫家書札精品近五十通,許多是首次面世。
「四大才子」確有其三
走進上海博物館四樓專題展廳,不大的空間裏,策展方特地用一面牆來繪製「吳門人物關係圖」,仔細尋找大家耳熟能詳的才子們的名字,唐、祝、文都在其上,唯有「周文賓」是後人杜撰的。
研究人員告訴記者,「吳門」在明代中葉集中在蘇州地區,之所以先關注這裏,因為這是世所公認的明代書法重鎮。「吳中四才子」(文徵明、祝允明、唐寅、徐禎卿)、畫壇四大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大書家(文徵明、祝允明、陳淳、王寵)都是蘇州人。他們的友朋、子侄、門人以及後輩共同形成了吳門畫派與吳門書派,影響深遠廣大。
了解才子的成長,首先要從上一輩說起。如祝允明的岳父、學書「多所自得」的李應禎,景泰年間中鄉舉,入太學,及至成化年間,又以善書選為中書舍人,弘治初歷太僕寺少卿。由於李應禎平時恥以書名,所以每當別人有所求索,總是「不應」的多,故作品傳世稀少。所幸能夠發現他的幾件尺牘。「就字論字,李應禎的書法水平應該在明初諸賢之上」;師法黃庭堅的沈周,終生未仕,潛心詩文書畫,常與李應禎、吳寬、王鏊等文人集會,飲酒賦詩,並提攜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後輩書畫家,開創了「吳門畫派」的興盛局面;書學蘇軾的吳寬,乃明代飽學之士,其人行為高潔、品性溫和,人望甚高,在蘇州時與友人沈周共同提攜後輩。他的書札看來雖少蘇書的豪放磊落之氣,而書風極盡藏鋒,筆力厚重沉着,自出新意;書法師晉人、官至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的王鏊,人稱「震澤先生」。他平生好靜,詩文俱佳,書法清勁有古色,得晉唐筆意……
當然,真正造成「天下書法歸吾吳」顯赫聲勢的,是他們稍後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寵三家。其中,祝允明的書法被推為「有明第一」。他博採眾長,臨摹功深,諸體皆能,尤以小楷與狂草為世推重。上海博物館原保管部主任張雷研究員介紹,「吳門書派」之執牛耳者當屬文徵明,其本人及子孫和主要門人的尺牘書法上博館藏豐富。文徵明的書法大多是從王羲之、趙孟頫及黃庭堅的筆意中融合而來。因其用功極勤、年壽又高,及至九十歲依然能做蠅頭小字。旺盛的藝術生命為後世留下了大量書作,是中國書法史上少見的高產者。而以「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自況的唐寅是畫家而兼書家,其書法追求晉人典雅之趣,長於行楷書,其書札筆精墨潤,隨意揮灑,風華四溢,文才翩翩。
「風流」唐寅命途多舛
在展廳中,經研究人員指點,一封並不會太引人注意的《吳寬致歐信札》讓記者停下腳步細讀。這封書札從一個側面向我們展示了「風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實命運。
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副研究員孫丹妍介紹,這通書札,曾經由吳湖帆收藏,他將其定名為《唐寅乞情帖》,這是吳寬為受科場弊案牽連的同鄉友人唐寅向同僚乞情,請其通融照顧的信札。書法作小行書,墨色淡潤,字距緊湊,點畫微腴而提按自然,具有吳寬典型的畫風,上面還有「吳湖帆珍藏印」「梅景書屋秘笈」等收藏章六枚。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春闈,發生了一宗震動朝野的弊案,戶部給事中華昶彈劾會試考官程敏政徇私泄題,收受江陰考生徐經及唐寅賄賂。天子震怒,令禮部議處,禮部以「風聞」立案,華、程、徐、唐皆下獄,數月審理質問,官員猜疑攻訐,查無實證,終不能定案。案件的結局兩敗俱傷,華昶以「言事不察」,調南京太僕寺主簿(有一說法他即是影視劇中華太師的原型,後人為唐寅鳴不平而故意給他安排兩個傻瓜兒子);程敏政以「臨財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議」,出獄後四日就因癰毒發作而卒;徐經數年後亦抑鬱而終,年止三十五歲;唐寅被判充吏役;曾經的鄉試解元、狀元的熱門人選,卻落得仕途終結,自此放浪形骸,寄情書畫。
從眼前的這幅書札看,作於當年八月十九日,是吳寬得知唐寅判定充吏後,為其向同僚乞求照應的信件。至於書札的受信人,經多方考證,應該是時任浙江布政司左參政的歐信。孫丹妍說,儘管最終唐寅拒絕充當吏役,吳寬的一番好意也並沒有派上用場。但這通信札既能看出吳寬對後輩的關懷與愛護,也反映出了蘇州文人提攜後輩、愛才惜才的風氣,這也是吳門得以聚集人才,形成一個影響廣大的藝術流派的原因之一。至於唐寅最終的選擇,現在看來很難用幸抑或不幸來評判,畢竟歷史上因此多了一位造詣非凡的文藝家。這樣的結局,他的友人,包括前輩吳寬,想必也感到欣慰。
祝氏狂放文氏篤實
專家介紹,書札的書寫較為隨意,又是書者私密事,更見性情。但也給真偽鑒別帶來了麻煩。有時候,同一個人的書法作品和書信會有所不同,可能會被認為是假的,其實卻不然,因為有可能是寫在旅途之中,舟車之上,倚馬立就,匆匆回覆,無暇筆硯精良。然而它又必然能符合藝術家的個性風格。在那些才子們的書札之間,發現他們的一些特點是影視劇沒有歪曲的。
所謂「字如其人」,透過書札可見祝允明確如傳說中那樣倜儻不羈,造就了他的書法面貌多樣。如《致文貴札》是他邀請朋友在風雨交加的重陽節到家裏喝酒博戲,為其草書風格,狂放任性。而《劉姬詞與致朱凱札》其實是兩件被裝裱在一起的作品,一件是祝允明代一名劉姓女子寫的小詞,抒發她對失約情郎的哀怨;另一件是他把自己作的仿齊梁風格的宮體詩抄錄給友人朱凱,並向他請教。專家還特別指出,祝允明臨仿各家各體都有亂真之能。這件作品雖然寫的都是小楷,但一學鍾繇,一學王獻之玉版十三行,一古雅幽遒,一風神駘蕩。
而知名度不及唐祝的文徵明,雖未如電視裏那麼木訥,但篤實隨和是肯定的。其中一封他寫給妻子的書信,詢問妻子銀錢夠不夠用,不夠的話再寄去一些。又切切叮嚀,家裏的事務千萬不要和大房裏的人計較。這樣的家書再普通不過,唯一的難得是,即便是給妻子的書信仍然是規規矩矩的行楷書,「自首至尾無一懈筆」。文徵明在世時就聲譽隆,尤其晚年求畫者絡繹不絕,他與沈周一樣性格溫厚,大多時候都如人所願。在《致朱察卿》的書札裏可見,是朱察卿請文徵明為其祖父寫一篇墓誌,文徵明表示自己因病拖延了很久,而且年老難以寫楷書,最後還是勉強應命完成,感到十分慚愧;另一通寫給一位妹丈的書札裏,他提及自己的某個兄弟要求他畫幾把扇子,他應命畫予他,雖然畫得不太好,但都是親筆所作。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即便才子們仍然健在之時,市面上已有仿冒偽作。
除了本人親筆,此次的研究,也進一步拓展到才子們的後輩門生,或是友人。如一封《文彭致錢谷札》是文徵明的長子文彭寫給好友的信札。文彭堪稱全才,他善書能畫,長於治印,尤其精於賞鑒。他寫給好友錢谷的一通書札,主題就是在品評近來友朋間得到的書畫古玩。賞畫的同時,文彭還提議,要與錢谷一同品嘗惠山泉水泡的新茶。
此外,陸治受託點染扇面,錢谷要替別人潤色畫稿,王谷祥匯集了名家的書畫作為擢升的賀禮,俞允文請人鑒定拓本,王寵給王守講述生活困境、債務纏身的家書……都可以窺見當時「吳門」交流之頻繁,關係之錯綜。
在張雷看來,尺牘之於書法,就像詞之於詩,詩言志,為大道。詩不能盡,發而為詞,詞雖為詩餘,亦有其獨有的細膩幽微,最終堪與詩並稱。尺牘雖不能代表一種全面的書法風格,但卻能真實地展示這位文人的藝術修養與審美情趣,也是研究藝術史的一個豐富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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