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前,我为寻古探赜而到临沂,想一睹汉简风采的迫切心情,但当时到了银雀山博物馆却涌起一股失望:多数展品都隔了一层玻璃罩,看不太真切,声名贯耳的世界最古兵法遗篇,一根根都放置在专门的透明小管内,可能还浸泡着特种溶液加以保护,要想看清文字基本不可能,竹简非常纤薄,大多不过小指来宽,然一浏之下,仍有如晤先贤之感。
但看得渐多,难解的疑惑也层层涌起:为什么有些竹简如此纤细,而有些又粗大厚重,多数简牍出土时散落一地,也没有编绳和穿孔,和想象中的大不一样,这些问题越多,便使我对于简牍历史的渊源,分类和制作更有了一种探索的欲求。
目前发现最早的简牍,多在战国时期,这也应该是竹木简牍走向普及的年代,鲁壁藏经的发现是在西汉武帝时期,一共数十种,都是春秋时代的蝌蚪书典籍,还有晋代出土的汲冢纪年等也都较早,可惜原本都没能保存至今。
一般南方用竹较多,北方则木质更为普遍,这里要说的是,并不只有中原王朝使用简牍。考古资料证实,西域和边疆政权也同样刻木记事,比如在新疆地区就出土过龟兹文木简,和汉地木简不同的是,它采用了折叠设计,有点像后世的经折装。
简牍在具体使用中,通常是著书立说等比较重要的内容传抄主要用竹简,因此常指书籍,木质的版牍更多是单片使用,便于捆扎封检,常用于公文和信札。还有一类是专门用于物资点检或登记造册的楬,往往采用圆头或尖首,上方开孔用以穿缚,实际上就是一份物品清单。
西汉先令券书总共16枚竹简组成,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古代遗嘱(扬州博物馆藏)
汉代建立起完善的简牍制度,两者的分工和种类也就更加明确了。通常来说单独的竹片叫“简”(简单一词或许跟这个有关),又叫做“牒”,编起来就叫“册”或者“策”,要不干脆就叫“竹”,偶尔也叫“竿”,《庄子》中就有这样的叫法,篇幅较大的叫做“典”或“籍”;单独的木片叫“版”或者“札”,长宽相当的叫做“方”,一尺长的叫做“牍”(用嘴念出来就是“读”),或者叫做木简,很多版和牍捆扎起来叫做“函”。
上边的这些词有些在春秋时就已定名,而且基本都和书写有关,直到今天都还在用,《礼记》中说到的“方策”,也就是两种材料的合称,用以代指典籍。
西汉康居王使者册木简,从图中可见,木简的切削处理比较粗疏,宽窄厚薄都不均匀
制作竹简先要砍一节节的竹筒,一般长一尺左右,最短的是长沙杨家湾竹简,差不多仅有一半,当然也有特别长的,如江陵望山竹简接近三尺,这也决定了竹简的长度。
竹筒纵向剖成竹片,用铜锛刨平表面,剃去毛刺,之后上火烘烤,内部水分冒出,这一过程主要目的是防腐防蛀,对于制简和后来的书写都十分重要,因此史册也叫“汗青”,需要留取丹心来永世相照。
光滑的竹子表面可以直接墨书,便于涂乙,而剔去竹皮的这个过程专指“杀青”,正式的书写就是在杀青之后写在外侧也就是篾黄(也叫竹白)上的,后世“杀青”一词也用于表示文字或著作的完成。
但也有个别竹简两面都写,比如江陵凤凰山和甘肃武威磨咀子,多数竹简只写一行,每行多少字就不一定了,武威汉简最多120多字,少的只有7个字,而有些竹简甚至一根就三四行或者更多(比如里耶秦简),还有专门一种竹简写两行,名字也就叫“两行”,居延汉简就是例子。
湖南沅陵虎溪汉墓出土了一批记载烹调方法的‘美食简’,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食谱
把竹简串联起来的绳子叫做“编”,直到今天,这个字都和写文章和出版著作有关,银雀山汉简从残存材料看,应该是用的丝织物,编的左半边是纟,看来也是有出处的。而孔子韦编三绝的典故,虽然脍炙人口,也还是遭到了今人的质疑,因为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发现熟牛皮做的“编”,因此有人判断,这个故事很可能真是“编”的。
“编”的这一过程其实就相当于今天的装订,成册之后外边还会绕一圈绳子,篇首在外。编绳有上下两道的,还有三道,甚至五道,这些绳子可能会对阅读造成一定影响,五迷三道这个成语会不会就是打这儿来的呢?脑洞有点大,打住打住!
编连是为了更好地保存,有些竹简横向极窄,之间用丝绳绑缚足矣,有时候简牍相对宽厚,需要在上面打孔穿绳,就会用到尖锐的工具,也就是“锥”。
能刺穿坚硬的竹片,其锐利可想而知,但也依然是读书人随身的工具,有时候编绳松了还要靠它来紧固。因此苏秦拿这个扎大腿才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才能感到‘锥心’的痛,磨砺出常人难及的意志。
平常简册都是收拢成圆筒的,因此又叫“卷”,另外古人非常爱护书籍,会用布帛或木板做一些套子加以藏纳,这叫“书衣”、‘槴’或者“帙”,又称“裛”,后来就用书套美称书籍本身,如“芸帙”或“缃帙”,一套书如果由很多装订的简册构成,就叫“卷帙浩繁”。
断竹为书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分支,称之为“觚”,最早上有竹部,可见以竹制为多,但和商周酒器没有太大关系。觚一般较厚,有二棱、四棱、六棱或者八棱的,每一面都能书写,可以用作习字板,草拟文稿或抄录经书。
西汉时期的《急就篇》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识字课本,最初就是写在觚上的,除了上世纪流失英国的部分外,解放后国内又陆续出土多枚,有些因为摩擦过多,部分棱角已经磨灭。
觚的起始年代没有确切的说法,但一般认为隋唐之前就已消失,只不过和一般简册一样,它的象征意义仍然存在,习语中就有“操觚染翰”的说法,强调的是构思和动笔的过程。
敦煌马厩湾木简,封检的痕迹非常明显
此外也有木觚,包括整个简牍类都是如此,木质简牍要比竹子简便,用途也更广泛,但材料也是有要求的,因此一般用松木、杉木和柳木,取其坚实,节疤少,市场上专门有得卖。制作过程和竹简不乏相似,王充的《论衡》中就有记述,先是横断成“椠”,然后纵向“㭊”成板,刮削后就成为“牍”。
前文说过,牍主要用于公文和便笺,与日常工作生活关系密切,汉代规定了其长度为一尺,宽度不小于“两行”,处理公务太累叫“案牍劳形”,和朋友书信交流叫做“尺牍往还”。
刻字于“牍”的办法并不真的很“独”,古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时,每具尸体都配有各自的标字木片,以免混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木牍和中国的形制和用途更为接近,既有私人遗嘱,也有军务文书,外边涂上蜂蜡起到保密作用。
还有一种用于征召和公示,或更多用于声讨的文牍,叫做“檄”,理论上长二尺(也有大大超过的),一般用在发动征伐之前,一篇文辞慷慨的战书,往往能够引起各地响应,起到不费刀枪就已‘传檄而定’的作用。
事情紧急,这类公文的制作往往是临时赶制的,有时就是一根小树枝,还会绑上一根鸟毛,叫做“羽檄”,和后来的鸡毛信是一个道理,表示十万火急。
措辞当然需要简明扼要,让前线的大老粗军官一看就懂,即便后来比较正规了,盾头草檄的很多都仍是文章快枪手,所谓的“倚马之才”,类似于现在的战地记者。
另一类的简牍专门用于身份证明,当然这也是公共凭证的一种,叫做“传”或者“符”,长仅五寸,写明姓名、籍贯、事由、随行人畜数目等,有些甚至还写明出关天数。牍还能当拜帖用,所谓的“持牍趋谒”,用于下级求见上级,当然这些都是礼节性的,上边写明姓氏爵里,实际上就是后来名片的前身。
书写简牍一般而言用的是笔和墨,但如果是在野外需要随时记录,毛笔蘸墨很不方便,需要拿起来就能划出清晰笔迹的东西。古代有一个成语叫“怀铅提椠”,这里的书写工具才是真正的“铅笔”也就是石墨,各处采摘方言的扬雄用的就是这种速记神器。
早期书写当然强调使用功能,主观上不追求艺术效果,工整清晰是基本要求,但随着手法逐渐熟练,书写者变得更为自信和富有创造力,这就是中国数千年书法艺术的起点。
受到竹木材料纹理走向的约束,书写者需要有一个习惯适应的过程,因此简牍书法有其独特性,但和中国其他各类书体的发展脉络基本保持同步,从早期的篆籀慢慢过渡到波磔起伏的隶书,直至后世的草体和楷书。
走马楼孙吴木签牌上的原始楷书,今人阅读起来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了
但不管再熟练,总难免会有写错,这就需要有刮削工具将错误刮除,这就是“削”,一种前端类似玉璋的刻刀,简称刀笔,汉代又叫“书刀”,一直到魏晋时代,削都是重要的文具之一。
先秦时期的削采用青铜所制,汉以后出现了铁削,但形制未变,都是凸背凹刃,柄端带有圆环,有点像齐刀币。
《考工记》中说“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这也不是绝对的,笔者各地博物馆所见的削,弧度并不一致,并不是所有的削都能达到六分之一圆弧的,但也有说法是两组六枚,所以一枚削是十二分之一弧度。
古今第一删帖利器:春秋金柄铜削
削去简牍上的字,并不一定都是因为先前写错,很多情况下是为了重复利用竹、木材料,因此很多简牍后来变得非常薄。另一种情况是对于内容感到不妥,或者需要保密,销毁底稿,往往也会“削而投之”,但直接扔掉两千多年后依然可能被考古学家捡到并还原当初的内容,可真的可称得上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用削刮划字迹,有时候是为了重新写,因此削字本身也能作为撰写讲,直到宋代还沿用古意,把奏章称为“奏削”。而刮削字迹后来也叫“删”,这个字非常形象直观,今天电脑时代依然是热词。简牍上削下的薄片有个专门的字,叫做“杮”,读作“废”,注意不要看成柿子的柿,右上角不是丶,而是一笔到底。
简的流行大约持续了一千年左右,和其并行的是缯帛所制的“帛书”,后者更为正式,价格自然也更为高昂。丝织物可以大面积摊开,能用以绘制图画,这是竹木简牍难以企及的,另外相对甲骨、陶片、石鼓等硬质材料也要轻便许多。
纸张出现并普及之后,不但逐步代替了简牍的功能,帛书的使用也变得非常有限,但官府文件一直还用简牍的形式。
东晋时期出现了新的书写工具,一是藤皮造的纸,由于以浙江剡溪所制为最,因此习惯上又叫“剡牍”,后世演化成公文的代称之一;还有一类是旧麻布所制,上边涂了一层防虫药水的黄纸,史书记载的正式废除简册是东晋桓玄篡位之时,用黄纸代替。这也和文物成果相互印证,现今发现最晚的简牍,一是湖南走马楼的三国竹简,二是新疆巴楚县的晋木简。
当然这并只是代表传统竹制简册走完了历史使命而已,其形式仍长期保留,朝廷重大庆典,如皇帝婚丧、封拜等等,往往还会使用简册,但改用金玉所制,比如册立后妃就是最著名的例子,还有武则天封禅嵩山所投下的,也是世人难得一见的金简,笔者倒是有幸在博物馆见过一次。
道教也有在名山大川投放金龙玉简的仪式,宋初真宗时期达到鼎盛,每年都要派人各处投放,有些地方十分偏僻,且不光要投龙投简,还得准备斋醮上山,后来宋仁宗实在觉得又费钱财,又耗人力,下旨大批裁减,仅留二十处投简名山(真不知道原先有多少!),原先内心虔敬的“简”弄得如此招人“烦”,确实是走向了初始意义的反面。
河南博物院的珍宝之一:武则天金简
本质上说无论是皇家封册,还是道家所投之简,确实只是徒具形式,并不是一种客观情况的记录,只是一种专人撰写的典礼文告而已,这是与真正的简牍根本的区别。
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古牍”特点的物件不是没有,比如军队中所用记录兵库、甲杖的木梃。宋初大将党进目不识丁,他见同僚将管理武库的资料记录在木梃上,以备皇帝查问,便也加以效仿,让下属给他找来木梃,记录自己分管的器甲武备。
结果还真的用上了,有一回宋太祖前来视察,问到武库盘点的情况,党进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拿起手里的木梃递给皇帝:“万岁,您想知道的情况,都在上边写着呢,您自己看吧!”宋太祖哈哈大笑:“老党你实在太萌了!”
和简牍差不多同时消亡的还有臣僚上朝手捧面前的笏板,它的历史更比简牍悠久,相当于上古时期的工作记录,而且可以随写随擦,重复使用。
笏板也称为手板、方板,在行走时插在大带上形同佩剑,这就是“搢绅”两字的本意,也用作官僚的代称,但实际上国君最早也执笏,周天子的笏是玉质的,其实就是上端尖锐的大圭。
典型的笏板多数也是竹木所制,木材中有叫栐(柡)木的,专用于制笏,后来人们更熟知的还是牙笏,但后世的象牙毕竟难得,因此仅限于高官执用,这从唐代开始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历史上自周开始既有规格较高的玉笏和牙笏,也有普通的竹木材,形状也有具体规定,这种制度原则一直延续到明代,但规定不如前代细致。
自先秦直至明末延续两千余年的象牙笏板现今的存世数量不算太少
唐代笏板依然作为公务记录工具,但仪式感逐渐取代了实用性
根据官阶加以区分,实际上意味着笏板的实际功能逐渐削弱,因为记事总不如纸张方便,笏板用来显摆朝中地位,甚至一些资深的老年宦官也都被赐予持笏的特权,这在唐墓壁画中多有反映,笏板更多成为了身份的象征物。北宋名臣司马光还为了显摆自己爱护书籍,每次看书都在下面垫上方板,以防书籍被自己油腻腻的手指弄脏。
过去有出堂会戏叫做《满床笏》,就是以郭子仪七子八婿皆为朝中贵臣的典故来表达对主人的祝颂。古籍图本和流传后世的,牙笏通常下广上锐并自然弯曲,高级官员执笏的前端还缀有紫丝囊作为笔袋。许多官员对于笏板非常爱惜,名相张九龄还还专门制作笏囊加以盛放保护,由专人持之以随,就此形成风气。
后来在国家重大祭典活动中,君王秉圭群臣执笏成为定式,宋代某次举行“袷享”,正是天下大雪,皇帝拿着玉圭毕恭毕敬地“露腕助祭”,原先把手裹在袖子里的大臣们也只能学着皇帝的样子“揎袖”执笏了。
可见笏体现的是正式场合一种端庄的仪态,但也常被讲原则、气性较大的忠臣用作暴力工具,当然历史上以笏击贼多数没有好结果,多数会被气急败坏的贰臣下令千刀万剐。
风险小些的见义勇为也有:北宋时期宁州地区的真庆宫曾经出现蛇,照理说很平常,但当地官员们打算搞一个大新闻,炒作一个灵异事件,天天一拨拨人神经兮兮跑去祭拜。
这事让当地推官孔道辅知道了,认为纯属胡闹,他直接冲进殿内,举起手里的笏板把蛇脑袋砸了个稀烂(以笏击蛇,碎其首),这一笏板下去还真灵,把这般头脑冬烘的昏官都给打醒了,对其胆识敬服不已。
由此可窥当时笏板并不是京城官员的专利,连小孔这样的地方基层干部都日常携带,随手拿来虐待小动物,不难想象其普及程度之高。
参考文献:
简牍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
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
长沙简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走马楼吴简初探——文津出版社2007年版
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汉晋简牍论丛——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版
书法与书写工具漫谈——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后汉书舆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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