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前，我为寻古探赜而到临沂，想一睹汉简风采的迫切心情，但当时到了银雀山博物馆却涌起一股失望：多数展品都隔了一层玻璃罩，看不太真切，声名贯耳的世界最古兵法遗篇，一根根都放置在专门的透明小管内，可能还浸泡着特种溶液加以保护，要想看清文字基本不可能，竹简非常纤薄，大多不过小指来宽，然一浏之下，仍有如晤先贤之感。
但看得渐多，难解的疑惑也层层涌起：为什么有些竹简如此纤细，而有些又粗大厚重，多数简牍出土时散落一地，也没有编绳和穿孔，和想象中的大不一样，这些问题越多，便使我对于简牍历史的渊源，分类和制作更有了一种探索的欲求。
目前发现最早的简牍，多在战国时期，这也应该是竹木简牍走向普及的年代，鲁壁藏经的发现是在西汉武帝时期，一共数十种，都是春秋时代的蝌蚪书典籍，还有晋代出土的汲冢纪年等也都较早，可惜原本都没能保存至今。
一般南方用竹较多，北方则木质更为普遍，这里要说的是，并不只有中原王朝使用简牍。考古资料证实，西域和边疆政权也同样刻木记事，比如在新疆地区就出土过龟兹文木简，和汉地木简不同的是，它采用了折叠设计，有点像后世的经折装。
简牍在具体使用中，通常是著书立说等比较重要的内容传抄主要用竹简，因此常指书籍，木质的版牍更多是单片使用，便于捆扎封检，常用于公文和信札。还有一类是专门用于物资点检或登记造册的楬，往往采用圆头或尖首，上方开孔用以穿缚，实际上就是一份物品清单。
西汉先令券书总共16枚竹简组成，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古代遗嘱（扬州博物馆藏）
汉代建立起完善的简牍制度，两者的分工和种类也就更加明确了。通常来说单独的竹片叫“简”（简单一词或许跟这个有关），又叫做“牒”，编起来就叫“册”或者“策”，要不干脆就叫“竹”，偶尔也叫“竿”，《庄子》中就有这样的叫法，篇幅较大的叫做“典”或“籍”；单独的木片叫“版”或者“札”，长宽相当的叫做“方”，一尺长的叫做“牍”（用嘴念出来就是“读”），或者叫做木简，很多版和牍捆扎起来叫做“函”。
上边的这些词有些在春秋时就已定名，而且基本都和书写有关，直到今天都还在用，《礼记》中说到的“方策”，也就是两种材料的合称，用以代指典籍。
西汉康居王使者册木简，从图中可见，木简的切削处理比较粗疏，宽窄厚薄都不均匀
制作竹简先要砍一节节的竹筒，一般长一尺左右，最短的是长沙杨家湾竹简，差不多仅有一半，当然也有特别长的，如江陵望山竹简接近三尺，这也决定了竹简的长度。
竹筒纵向剖成竹片，用铜锛刨平表面，剃去毛刺，之后上火烘烤，内部水分冒出，这一过程主要目的是防腐防蛀，对于制简和后来的书写都十分重要，因此史册也叫“汗青”，需要留取丹心来永世相照。
光滑的竹子表面可以直接墨书，便于涂乙，而剔去竹皮的这个过程专指“杀青”，正式的书写就是在杀青之后写在外侧也就是篾黄（也叫竹白）上的，后世“杀青”一词也用于表示文字或著作的完成。
但也有个别竹简两面都写，比如江陵凤凰山和甘肃武威磨咀子，多数竹简只写一行，每行多少字就不一定了，武威汉简最多120多字，少的只有7个字，而有些竹简甚至一根就三四行或者更多（比如里耶秦简），还有专门一种竹简写两行，名字也就叫“两行”，居延汉简就是例子。
湖南沅陵虎溪汉墓出土了一批记载烹调方法的‘美食简’，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食谱
把竹简串联起来的绳子叫做“编”，直到今天，这个字都和写文章和出版著作有关，银雀山汉简从残存材料看，应该是用的丝织物，编的左半边是纟，看来也是有出处的。而孔子韦编三绝的典故，虽然脍炙人口，也还是遭到了今人的质疑，因为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发现熟牛皮做的“编”，因此有人判断，这个故事很可能真是“编”的。
“编”的这一过程其实就相当于今天的装订，成册之后外边还会绕一圈绳子，篇首在外。编绳有上下两道的，还有三道，甚至五道，这些绳子可能会对阅读造成一定影响，五迷三道这个成语会不会就是打这儿来的呢？脑洞有点大，打住打住！
编连是为了更好地保存，有些竹简横向极窄，之间用丝绳绑缚足矣，有时候简牍相对宽厚，需要在上面打孔穿绳，就会用到尖锐的工具，也就是“锥”。
能刺穿坚硬的竹片，其锐利可想而知，但也依然是读书人随身的工具，有时候编绳松了还要靠它来紧固。因此苏秦拿这个扎大腿才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才能感到‘锥心’的痛，磨砺出常人难及的意志。
平常简册都是收拢成圆筒的，因此又叫“卷”，另外古人非常爱护书籍，会用布帛或木板做一些套子加以藏纳，这叫“书衣”、‘槴’或者“帙”，又称“裛”，后来就用书套美称书籍本身，如“芸帙”或“缃帙”，一套书如果由很多装订的简册构成，就叫“卷帙浩繁”。
断竹为书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分支，称之为“觚”，最早上有竹部，可见以竹制为多，但和商周酒器没有太大关系。觚一般较厚，有二棱、四棱、六棱或者八棱的，每一面都能书写，可以用作习字板，草拟文稿或抄录经书。
西汉时期的《急就篇》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识字课本，最初就是写在觚上的，除了上世纪流失英国的部分外，解放后国内又陆续出土多枚，有些因为摩擦过多，部分棱角已经磨灭。
觚的起始年代没有确切的说法，但一般认为隋唐之前就已消失，只不过和一般简册一样，它的象征意义仍然存在，习语中就有“操觚染翰”的说法，强调的是构思和动笔的过程。
敦煌马厩湾木简，封检的痕迹非常明显
此外也有木觚，包括整个简牍类都是如此，木质简牍要比竹子简便，用途也更广泛，但材料也是有要求的，因此一般用松木、杉木和柳木，取其坚实，节疤少，市场上专门有得卖。制作过程和竹简不乏相似，王充的《论衡》中就有记述，先是横断成“椠”，然后纵向“㭊”成板，刮削后就成为“牍”。
前文说过，牍主要用于公文和便笺，与日常工作生活关系密切，汉代规定了其长度为一尺，宽度不小于“两行”，处理公务太累叫“案牍劳形”，和朋友书信交流叫做“尺牍往还”。
刻字于“牍”的办法并不真的很“独”，古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时，每具尸体都配有各自的标字木片，以免混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木牍和中国的形制和用途更为接近，既有私人遗嘱，也有军务文书，外边涂上蜂蜡起到保密作用。
还有一种用于征召和公示，或更多用于声讨的文牍，叫做“檄”，理论上长二尺（也有大大超过的），一般用在发动征伐之前，一篇文辞慷慨的战书，往往能够引起各地响应，起到不费刀枪就已‘传檄而定’的作用。
事情紧急，这类公文的制作往往是临时赶制的，有时就是一根小树枝，还会绑上一根鸟毛，叫做“羽檄”，和后来的鸡毛信是一个道理，表示十万火急。
措辞当然需要简明扼要，让前线的大老粗军官一看就懂，即便后来比较正规了，盾头草檄的很多都仍是文章快枪手，所谓的“倚马之才”，类似于现在的战地记者。
另一类的简牍专门用于身份证明，当然这也是公共凭证的一种，叫做“传”或者“符”，长仅五寸，写明姓名、籍贯、事由、随行人畜数目等，有些甚至还写明出关天数。牍还能当拜帖用，所谓的“持牍趋谒”，用于下级求见上级，当然这些都是礼节性的，上边写明姓氏爵里，实际上就是后来名片的前身。
书写简牍一般而言用的是笔和墨，但如果是在野外需要随时记录，毛笔蘸墨很不方便，需要拿起来就能划出清晰笔迹的东西。古代有一个成语叫“怀铅提椠”，这里的书写工具才是真正的“铅笔”也就是石墨，各处采摘方言的扬雄用的就是这种速记神器。
早期书写当然强调使用功能，主观上不追求艺术效果，工整清晰是基本要求，但随着手法逐渐熟练，书写者变得更为自信和富有创造力，这就是中国数千年书法艺术的起点。
受到竹木材料纹理走向的约束，书写者需要有一个习惯适应的过程，因此简牍书法有其独特性，但和中国其他各类书体的发展脉络基本保持同步，从早期的篆籀慢慢过渡到波磔起伏的隶书，直至后世的草体和楷书。
走马楼孙吴木签牌上的原始楷书，今人阅读起来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了
但不管再熟练，总难免会有写错，这就需要有刮削工具将错误刮除，这就是“削”，一种前端类似玉璋的刻刀，简称刀笔，汉代又叫“书刀”，一直到魏晋时代，削都是重要的文具之一。
先秦时期的削采用青铜所制，汉以后出现了铁削，但形制未变，都是凸背凹刃，柄端带有圆环，有点像齐刀币。
《考工记》中说“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这也不是绝对的，笔者各地博物馆所见的削，弧度并不一致，并不是所有的削都能达到六分之一圆弧的，但也有说法是两组六枚，所以一枚削是十二分之一弧度。
古今第一删帖利器：春秋金柄铜削
削去简牍上的字，并不一定都是因为先前写错，很多情况下是为了重复利用竹、木材料，因此很多简牍后来变得非常薄。另一种情况是对于内容感到不妥，或者需要保密，销毁底稿，往往也会“削而投之”，但直接扔掉两千多年后依然可能被考古学家捡到并还原当初的内容，可真的可称得上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用削刮划字迹，有时候是为了重新写，因此削字本身也能作为撰写讲，直到宋代还沿用古意，把奏章称为“奏削”。而刮削字迹后来也叫“删”，这个字非常形象直观，今天电脑时代依然是热词。简牍上削下的薄片有个专门的字，叫做“杮”，读作“废”，注意不要看成柿子的柿，右上角不是丶，而是一笔到底。
简的流行大约持续了一千年左右，和其并行的是缯帛所制的“帛书”，后者更为正式，价格自然也更为高昂。丝织物可以大面积摊开，能用以绘制图画，这是竹木简牍难以企及的，另外相对甲骨、陶片、石鼓等硬质材料也要轻便许多。
纸张出现并普及之后，不但逐步代替了简牍的功能，帛书的使用也变得非常有限，但官府文件一直还用简牍的形式。
东晋时期出现了新的书写工具，一是藤皮造的纸，由于以浙江剡溪所制为最，因此习惯上又叫“剡牍”，后世演化成公文的代称之一；还有一类是旧麻布所制，上边涂了一层防虫药水的黄纸，史书记载的正式废除简册是东晋桓玄篡位之时，用黄纸代替。这也和文物成果相互印证，现今发现最晚的简牍，一是湖南走马楼的三国竹简，二是新疆巴楚县的晋木简。
当然这并只是代表传统竹制简册走完了历史使命而已，其形式仍长期保留，朝廷重大庆典，如皇帝婚丧、封拜等等，往往还会使用简册，但改用金玉所制，比如册立后妃就是最著名的例子，还有武则天封禅嵩山所投下的，也是世人难得一见的金简，笔者倒是有幸在博物馆见过一次。
道教也有在名山大川投放金龙玉简的仪式，宋初真宗时期达到鼎盛，每年都要派人各处投放，有些地方十分偏僻，且不光要投龙投简，还得准备斋醮上山，后来宋仁宗实在觉得又费钱财，又耗人力，下旨大批裁减，仅留二十处投简名山（真不知道原先有多少！），原先内心虔敬的“简”弄得如此招人“烦”，确实是走向了初始意义的反面。
河南博物院的珍宝之一：武则天金简
本质上说无论是皇家封册，还是道家所投之简，确实只是徒具形式，并不是一种客观情况的记录，只是一种专人撰写的典礼文告而已，这是与真正的简牍根本的区别。
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古牍”特点的物件不是没有，比如军队中所用记录兵库、甲杖的木梃。宋初大将党进目不识丁，他见同僚将管理武库的资料记录在木梃上，以备皇帝查问，便也加以效仿，让下属给他找来木梃，记录自己分管的器甲武备。
结果还真的用上了，有一回宋太祖前来视察，问到武库盘点的情况，党进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拿起手里的木梃递给皇帝：“万岁，您想知道的情况，都在上边写着呢，您自己看吧！”宋太祖哈哈大笑：“老党你实在太萌了！”
和简牍差不多同时消亡的还有臣僚上朝手捧面前的笏板，它的历史更比简牍悠久，相当于上古时期的工作记录，而且可以随写随擦，重复使用。
笏板也称为手板、方板，在行走时插在大带上形同佩剑，这就是“搢绅”两字的本意，也用作官僚的代称，但实际上国君最早也执笏，周天子的笏是玉质的，其实就是上端尖锐的大圭。
典型的笏板多数也是竹木所制，木材中有叫栐（柡）木的，专用于制笏，后来人们更熟知的还是牙笏，但后世的象牙毕竟难得，因此仅限于高官执用，这从唐代开始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历史上自周开始既有规格较高的玉笏和牙笏，也有普通的竹木材，形状也有具体规定，这种制度原则一直延续到明代，但规定不如前代细致。
自先秦直至明末延续两千余年的象牙笏板现今的存世数量不算太少
唐代笏板依然作为公务记录工具，但仪式感逐渐取代了实用性
根据官阶加以区分，实际上意味着笏板的实际功能逐渐削弱，因为记事总不如纸张方便，笏板用来显摆朝中地位，甚至一些资深的老年宦官也都被赐予持笏的特权，这在唐墓壁画中多有反映，笏板更多成为了身份的象征物。北宋名臣司马光还为了显摆自己爱护书籍，每次看书都在下面垫上方板，以防书籍被自己油腻腻的手指弄脏。
过去有出堂会戏叫做《满床笏》，就是以郭子仪七子八婿皆为朝中贵臣的典故来表达对主人的祝颂。古籍图本和流传后世的，牙笏通常下广上锐并自然弯曲，高级官员执笏的前端还缀有紫丝囊作为笔袋。许多官员对于笏板非常爱惜，名相张九龄还还专门制作笏囊加以盛放保护，由专人持之以随，就此形成风气。
后来在国家重大祭典活动中，君王秉圭群臣执笏成为定式，宋代某次举行“袷享”，正是天下大雪，皇帝拿着玉圭毕恭毕敬地“露腕助祭”，原先把手裹在袖子里的大臣们也只能学着皇帝的样子“揎袖”执笏了。
可见笏体现的是正式场合一种端庄的仪态，但也常被讲原则、气性较大的忠臣用作暴力工具，当然历史上以笏击贼多数没有好结果，多数会被气急败坏的贰臣下令千刀万剐。
风险小些的见义勇为也有：北宋时期宁州地区的真庆宫曾经出现蛇，照理说很平常，但当地官员们打算搞一个大新闻，炒作一个灵异事件，天天一拨拨人神经兮兮跑去祭拜。
这事让当地推官孔道辅知道了，认为纯属胡闹，他直接冲进殿内，举起手里的笏板把蛇脑袋砸了个稀烂（以笏击蛇，碎其首），这一笏板下去还真灵，把这般头脑冬烘的昏官都给打醒了，对其胆识敬服不已。
由此可窥当时笏板并不是京城官员的专利，连小孔这样的地方基层干部都日常携带，随手拿来虐待小动物，不难想象其普及程度之高。
参考文献：
简牍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
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
长沙简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走马楼吴简初探——文津出版社2007年版
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汉晋简牍论丛——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版
书法与书写工具漫谈——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后汉书舆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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