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杜牧《張好好詩》
詩歌、書法,是大唐王朝兩張光照千古的名片。唐朝詩人,不用說是誰,已經非同凡響。保存至今的李白《上陽台帖》墨跡、白居易手書拓本、杜牧《張好好詩》墨跡,讓我們得見三位唐朝大詩人的書法真容,彌足珍貴。
單淩寒 文、圖
李白是大詩人,但書法也是卓有成就。唐代書論文章關於李白書名的直接記載不多,因為他主要以大詩人聞名,所以傳世的書法作品極少。北宋大書法家黃庭堅就指出,李白行、草書成就不減古人,惜其書名被詩名所掩。李白生性豪放,落拓不羈,好飲酒,傳言其精通蝌蚪古文,並曾將之傳授給族叔李陽冰,李陽冰是唐代篆書名家,精古文,曾在李白的託付下幫其編訂文集。到晚唐、宋代,人們多以獲藏李白墨跡為榮。宋人葛叔忱因仰慕太白,曾偽造數種太白真跡。
李白《上陽台帖》
宋徽宗時編撰的《宣和書譜》,曾收錄其作品五帖,均為行草書,可惜現已不傳。但因《宣和書譜》成書時,《上陽台帖》尚未從民間徵入內府,所以未見載其上。北宋南遷後,此帖被趙孟堅、賈似道等人庋藏,宋亡後,元代張晏、歐陽玄等人均收藏過,後歸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所有。入清,梁清標、安岐等人均鑒定藏入過,乾隆年間再次被徵入內府,清亡後,該帖流轉民間,數次易主,解放後張伯駒將此帖捐贈於政府,後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
《上陽台帖》是李白草書墨跡,縱二十八點五厘米,橫三十八點一厘米,五行共二十五字。書曰:「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可窮。十八日,上陽台書,太白。」卷首前綾隔水上有宋徽宗瘦金體楷書題「唐李太白上陽台帖」,前人考釋「陽台」地點,是河南省王屋山陽台宮。它初建於唐開元十五年(七二七年),由唐玄宗敕令,為道教宗師司馬承禎創建,唐代曾有玉真等數位公主來此宮中修道,影響千年不絕。司馬承禎是李白好友,李白經他引見得識玉真公主,後被玉真公主薦於唐玄宗,才得以供奉於翰林院。有學者考訂此帖是天寶三年(七四四年)李白與杜甫、高適同遊王屋山陽台宮時所作,李白這次尋訪,因司馬承禎已仙逝,觸景生情,面對司馬承禎當年所作的壁畫,揮筆題詞,以示懷念。
李白是張旭的好友,張旭被譽為「草聖」,李白草書受其影響較大。兩人皆狂放不羈,愛飲酒,杜甫的《飲中八仙歌》曾同錄二人,「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李白詩、張旭書再加上裴旻的劍舞,被當時人稱為「三絕」。此帖高妙超絕,落筆天縱,豪放雄渾,又含飄逸之氣,縱一筆之所如,凌萬載之浩然,無愧詩仙風骨。
白居易手書拓本
北宋王安石曾說:「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杜甫)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白居易)道盡。」白居易在唐朝是名播海外的大詩人,許多使者來唐朝訪問時,會肩負一種替權貴搜集購買白詩的使命。明胡震亨《唐音癸簽》中,曾記載開成(八三六年至八四○年)年間,一首白居易詩的抄件,可以換來一條胖頭魚和一條五花肉。那個年代印刷術尚未普及,文學作品主要以口耳相傳和手抄本流傳。如果是白居易手書自然價更高了。白居易還有一些近乎瘋狂的粉絲,荊州有一位名叫葛清的街卒,他有些文化,自稱「好白詩」,自脖頸以下遍刺白居易的詩句,共三十餘處,連後背也刻上了白居易的詩句,且配了圖畫,圖文並茂,他常袒胸露臂於街頭,且行且歌。行為雖說略顯怪誕,但愛白詩之心則顯露無遺。誠如北宋計有功在《唐詩紀事》中所言「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白居易二十九歲中進士,除作詩以外,書法也不容小覷。
國家博物館所藏白居易手書拓本是合訂冊,明嘉靖年間裝裱,麻紙墨拓,共計十九開。每開縱二十九厘米,橫三十點五厘米。分別是顏真卿書七開半,為祭伯父文、祭侄文稿、鹿脯帖、寒食帖;柳公權書半開,為泥甚帖;白居易書三開,為尺牘及五言詩;米芾書八開,為尺牘。以上各帖均南宋越州石氏所刻,其目錄可見南宋陳思所編《寶刻叢編》。帖前有顧光旭、王文治題籤,後有錢德孚、鍾惺、莫是龍、董其昌、陸夢龍、畢瀧、陸樹聲、王文治、褚德彝等人題跋,鈐印二三十方。
顏真卿、柳公權、米芾諸拓,在法帖中較為常見,唯獨白居易手書拓本,較為少見,所傳甚少。此拓雖是越州石氏拓本殘葉,但是南宋拓本,十分珍貴。此帖白居易手書拓本收錄尺牘一封,《春遊》詩一首,因拓本年代久遠,字面漫漶不清,現錄釋文如下:
違奉漸久,瞻念彌深。伏承比小乘和,仰計今已痊復。居易到杭州已逾歲時,公私稍暇,守愚養拙,聊以遣時。在掖垣時,每承歡眷。今揚官守,拜謁未期,瞻望光塵,但增誠戀。孫幼復到此物故。余具回使諮報,伏帷昭悉。居易再拜。
春遊
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從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峰雪尚殘。不能孤物色,乍可愛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我意,閒憑曲欄干。
據顧頡剛等人考證,此信此詩均是白居易送於其好友元稹的,從尺牘內容可考出,此信寫於長慶四年(八二四年)白居易於杭州刺史任上,春初,元稹赴任浙東觀察使,路過杭州,與白居易小聚數日,兩月後寫此信,現不存於白居易文集。《春遊》詩,《全唐詩》收錄在元稹名下,或誤。此帖灑脫飄逸,風神磊磊,頗有六朝之風,可以見到《集王羲之聖教序》字跡風範。而那種矯矯不群的神韻,與白詩大眾化、接地氣的風格並不一致,可見一位大文學家、藝術家,其藝術風格應該是多樣化的。
杜牧《張好好詩》
杜牧出身名門,祖父是中唐名相杜祐,年少成名,以七言絕句著稱,尤擅長文賦,其代表作《阿房宮賦》即作於其二十三歲時。據史料記載,唐文宗大和二年(八二八年)杜牧參加科舉考試時,當時的主考官是崔郾,考場在洛陽。因當時規定考生不能直接向主考官行卷,杜牧是名門之後,又才華橫溢,所以有諸多朝官為其奔走。其中太常博士吳武陵,在崔郾赴洛陽的餞行宴上,以《阿房宮賦》為杜牧行卷,當眾朗誦此篇,為杜牧求頭名狀元,崔郾答已有人選,第二名亦然,直至第五名,崔郾仍不答話,於是吳武陵大怒,說既然如此,就把賦還給我吧。崔郾不捨歸還,遂答應,杜牧果然以第五名中第。
杜牧有軍事才華,十幾歲時就寫過十三篇《孫子》註解,為人風流倜儻,不拘小節,當時就流傳許多與名妓、歌女的故事。除留下《張好好詩》以外,尚有《杜秋娘詩》及許多七絕。其中有首《嘆花》詩,記載其在湖州時,看中了一位美貌女子,因她年歲太小,所以杜牧就與其家人定下了十年之約,放下聘禮,約定十年後迎娶此女。但此後求官不順,輾轉一直未能如約再到湖州,最終於約定之期過後四年得見此女,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杜牧悵然寫下此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慨嘆此事,亦不乏真性情。他與歌女、名妓,正如其在《遣懷》詩中所嘆「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張好好詩》寫於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五言長詩,是現存唯一的唐代詩人作品原跡。杜牧為容貌秀麗,多才多藝的歌妓張好好而作,卷前有宋徽宗趙佶瘦金體題籤《唐杜牧之張好好詩》,並鈐有宋徽宗多方璽印,保存着當時內府的裝潢式樣。該帖為行草墨跡長卷,麻紙四接,縱二十八點二厘米,橫一百六十二厘米,每行八字不等,四十八行,共三百二十二字。卷首有序,言此詩的寫作背景,張好好是大和四年(八三○年)杜牧在江西擔任沈傳師幕佐時,在其弟沈述師家所結識的歌女,清歌妙舞使杜牧大為傾倒,後被沈述師納為妾,兩年後被拋棄,於洛陽當壚賣酒。大和八年(八三四年)杜牧於洛陽東城偶遇好好,前塵往事盡上心頭,百感交集,遂寫此詩相贈。與白居易的長篇《琵琶行》相似,傷感遲暮,寄予同情,感人至深。
此帖曾收錄於《宣和書譜》,後經宋賈似道、明代項元汴、張孝思、清代梁清標等人遞藏,乾隆年間收入內府,一九二四年清遜帝溥儀曾把此卷攜出宮外,流散民間,輾轉歸張伯駒所有,捐贈故宮博物院收藏。
《宣和書譜》評杜牧此帖:「氣格雄健,與其文相表裏。」宋徽宗與杜牧在風流才子方面心有靈犀。杜牧詩風俊逸,雄深雅健,秀麗而不纖細,飄逸而不縹緲。其書類文,此帖用硬筆,筆法勁健,有六朝風韻,是為晚唐書法代表。
詩書國度,浪漫時代
唐朝是詩的國度,近體格律詩定型,初唐四傑、山水田園詩派、盛唐邊塞詩派、李杜、元白詩派等摩肩接踵,眾星雲集。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隸,無不愛詩,因詩而派生出的美好故事也不勝枚舉。唐人《本事詩》記載:開元中,宮人為邊軍縫製纊衣,有兵士在短袍中得到一首小詩「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於是兵士就把這首詩給了守將,守將上呈唐玄宗。唐玄宗令以詩遍示六宮,著作者勿要隱瞞,承認即不獲罪。有一宮人認領請罪,玄宗遂把她嫁給了得詩之人,成就了一段盛唐佳話。這位無名宮女只是唐詩作者的冰山一角,清人編著的《全唐詩》共收錄兩千兩百多人所作近五萬首唐詩,可知唐朝作詩盛況。且此詩也反映了盛唐詩歌的品質,語言質樸白描,情感充盈纏綿,不啻一篇毫無斧鑿痕跡的佳作。
同時,書法作為書寫的載體,在唐初太宗皇帝的帶動下,朝廷十分注重書法教育,模仿北周於國子監設立書學,為六學之一,培養書法專門人才。又於其他諸學也開設書課,並兼習字書,地方的府學、州學、縣學、村學也同樣將書課列為重要的教學內容。科舉也把書試作為重要科目或重要條件,貢舉有明書科,銓選又有「身言書判」四居其一的選擇條件。以書育人,藉書入仕,愛書之風愈篤,遂使習字之風蔚然。在此背景下,詩人與書法就有了更加難解難分的聯繫。據《古今圖書集成》記載唐代書家六百四十多人中,著名詩人幾乎全在,詩人為書法家,書法家為詩人,成為唐代普遍又有趣的現象。
科舉行卷,書必端美
唐朝以書取士,科舉考試不像宋以後那樣實行糊名制,絕大多數時間卷面是開放的,考官一望即知應試者姓名。故而即將參加科考的舉子,大多需要在考前就已然成名,得到當朝權貴或名士的舉薦,才有可能中舉。所以多數舉子為了得到延譽,紛紛將自己的日常作品謄抄投遞出去,以期緣此得到讚揚,是為「納私卷」。王維就是緣岐王引見,因琴藝得到玉真公主的賞識,後將詩作獻上,得到認可後由玉真公主舉薦而得以中舉。另有一則白居易向顧況行卷的故事,白居易帶着詩文謁見當時的大名士顧況,顧況看了白居易的名字,就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居(住)大(很)不易。」等他翻開詩卷,看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兩句時,不禁感嘆:「有才如此,居亦何難!」在得到大名士顧況的盛讚後,白居易遂名滿長安,此後中進士也即理所當然、眾望所歸。此外,在正式參加禮部試前一個月,舉子將自己的詩文編集,謄成卷子,送交禮部,以備考官了解其平日學業之用,是為「納公卷」。
按唐代時風,行卷必須由舉子親手以裝裱紙照一定格式謹字謄寫。那麼,何謂「謹字」呢?應該起碼有兩層含義,首先是書寫態度恭謹,其次是書寫法度嚴謹。在展現自己文才的同時,亦要展示自己的書才。後世論書,多以「唐人尚法」為定論,以唐代成就最高的楷書為例,即表現為法度森嚴、技法精湛。唐代科舉取士極少,進士科每次只二三十人,明經科百許人。那些落榜的舉子,家近資豐者尚可返鄉待考,路遠家貧者只能滯留京洛,客居道觀佛寺,在溫習學業之餘,以代抄佛經補貼食用,等待來年再戰,這些人被稱作「經生書」或「寫經」。經這批人之手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寫經作品,至今敦煌遺書中仍有不少媲美大師的精品。啟功先生曾有言:「我練書法,得益於敦煌寫經最多。」
行卷既是關乎是否中舉的大事,除了詩文確需精彩外,書法也成了必不可少的加分項。唐朝科舉又以書取士,書法是科考的重要條件,在詩文水準相似的情況下,書法就成了成績判別的主要選項。因而在這種時風的推動下,科考舉子各個注重書法,習練書法。
詩人與書法在大唐相遇,經若干才子之筆桿,蘊千年墳典之靈秀,如春陽拂柳,清風舞雪,凌波微步,踏浪而來。正如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所言:「在中國所有藝術門類中,詩歌和書法最為源遠流長,歷時悠邈。而書法和詩歌卻同時在唐代達到了無可再現的高峰,既是這個時期最普遍的藝術,又是這個時期最成熟的藝術。」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一部文博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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