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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松杉茆堂图》手卷在北京保利春拍“百代标程——从宋人至金农 ”专场以6785万元成交。此手卷以估价待询方式上拍,起拍价为5000万元,落槌价为5900万元。此专场共有金农、夏㫤、恽寿平、倪瓒等名家在内的7件拍品上拍。
董其昌 松杉茆堂图
26×146cm
题识:冈岚屈曲径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前街。玄宰画。
钤印:董玄宰
鉴藏印: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宝笈三编
董其昌《松杉茆堂图》为《石渠宝笈》著录,手卷绘山岗茆屋,丛树平陂,后接远水平湖,一碧万顷。卷末题自作诗一首:“冈岚屈曲径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前街”,《石渠宝笈》著录误记“街”为“衙”,“玄宰”记为“元宰”为避康熙帝“玄烨”之讳。
如果单纯的认为董其昌有志于归隐,对仕途没有丝毫欲望,只能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作为艺术家、理论家“松雪后一人”董其昌在晚明政治生活中的进取和无奈。
正如有专家学者所言:“他(董其昌)的自傲和自我评价显见于他似乎偏爱用在书画之上的少数官印中;他很少用闲章,这一现象在那一时期的文人中实属罕见”。“太史”是其成为翰林院编修的“俗称”,所以其最早具有职务意义的印章即为“太史氏”;1594年,董其昌受封“知制诰”一职,为皇长子日讲官,用印为“知制诰日讲官”;1623年,封为礼部侍郎,用印“宗伯学士”;两年之后,升为南京礼部尚书,用印“大宗伯印”“大宗伯章”;1634年,退休致仕,封为“太子太保”,用印为“青宫太保”。“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官印是对董氏社会生活的历史见证,每一枚印章都表明了他整个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证明了能使他登上明代统治集团更高地位的具体政治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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