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四○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國大勢》記載抗日戰場的實況/作者供圖
《中國大勢》是七十年前的一本老書，染上了山河血淚，燃燒着抗日烽煙，在這動盪的大時代出版。七十多年後，我才遇上這本老書——香港漢學藝術會會長龐日昌在最近一次茶敘時把它送給我，他收藏了很長的年月，毅然割愛，以他話來說：「你是大公報人，由你保存最適宜。」並同時道出了這本書與《大公報》的關係。
驚喜接過來，只見紙張發黃，裝訂鬆散，有些紙屑跌落，它也經歷不少滄桑，幸保住頁數不缺，書面殘而完好。書名「中國大勢」四個毛筆大字清晰顯露，右邊一行小字「楊紀編：一九四○版」。內頁印上「代售者香港大公報 香港大公書局 岷里拉德記公司。每部港幣一角，初版數5000部」。一九三七日本策劃「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華，「中國大勢」一九四○年出版，此時抗日戰爭進行了三年。
我在《大公報》服務近半世紀，算是第三代了，對全國知名報社名記者的名字知道不少，對楊剛女士尤為敬佩，楊紀便陌生，這名字是否以楊剛的「楊」，加上另一位以「紀」為名同事，合成筆名「楊紀」？
翻查資料，在網上找到了一段介紹：「早在抗戰爆發之初，《大公報》就十分重視戰地通訊，一批年輕力壯、勇敢無畏的記者，冒着槍林彈雨在前線採訪，其中成績顯著的有范長江、孟秋江、陸詒、楊紀、徐盈、高公、趙惜夢、李天職、張高峯等。」楊紀的身份在此十分清楚，為《大公報》多位「冒着槍林彈雨上前線採訪」的著名戰地記者之一。
看過這段介紹，直覺上認為楊紀是筆名，可能是我知道的一位前輩，於是再找，找到了楊紀的履歷。
「張蓬舟，四川成都人，原名映壁，筆名楊紀，原《大公報》戰地記者，編輯。」楊紀原是張蓬舟，這就對了，符合我的印象了。五十年代我整理報社資料，發現報社內部編印的《大公報內部通訊》，文章由員工執筆，內容圍繞報社的事，每月印發一次，供員工覽閱，存有七、八本，懷好奇地看，讀到張蓬舟的一篇文，由此對張蓬舟這位前輩留下印象。
《中國大勢》一九四○年出版，此時北京、天津、上海失守，《大公報》堅守「不在日寇統治下出版」的決心，報社由天津、上海退到香港繼續出版，《中國大勢》出版後次年，一九四一年聖誕，日軍攻陷香港，報社撤退至桂林重慶。當年初版五千本，屬暢銷書籍。
抗日戰爭進行三年，楊紀用前線記者敏銳觸角及戰地見聞回答國人對大局的關心與焦慮，全書以「抗戰與戰果」為主要內容，文中分「抗戰第一期」與抗戰第二期」兩部分：第一期由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起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日軍以海陸空猛攻京滬線，欲速戰速決，攻下南京，迫我方作城下之盟。他描述上海激戰，特別報道平型關戰役，我八路軍以游擊戰術擊破敵方鈴木旅團，獲游擊戰最大成果，贏得打敗日本第一仗，為國人打下強心針。他總結抗戰第一期的局面中國軍隊阻擋住日寇速戰速決的部署，在各處一味蠻攻，指出日軍作戰方式每況愈下。
「抗戰第二期」由一九三九年四月至一九四○年一月，指出第二期抗戰勢態，我方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機，日方兵力已用到最大限度，今後難有更多兵力向中國而來。
書中列表，以數字說明開戰三十個月敵軍軍器損失及傷亡總數，登陸日軍一百三十萬，受傷六十萬，陣亡二十五萬。《中國大勢》的出版，如作者在「編者的話」所說，以簡明扼要的資料，以國家及時代使命，供作同胞基本認識，抗戰建國已進入新階段。
如果是楊紀，他已四論中國大勢，一九三二年首次出版《中國大勢》，接着有《1936中國大勢》，《1939中國大勢》，戰地記實的著作有《滬戰秘話》、《滬戰實錄》、《滬戰私記》，及《南戰場之旅》。
如果是張蓬舟，或把楊紀、張蓬舟加在一起，讀者知道他是《大公報》著名戰地記者與編輯之外，實名的張蓬舟還是著名文史家、近代文化界名人、文學、攝影、教育工作者、大革命時期投筆從戎參加東征，他畢生研究唐代女詩人薛濤，退休後出任薛濤研究會名譽理事長。
然而，張蓬舟選擇了《大公報》，一九三九年進入《大公報》任編輯，選擇了在槍林彈雨的時局下以新聞報國。淞滬抗戰期間，他以楊紀為筆名，由「虹橋事件」始深入採訪報道，寫下五十二篇上海戰場實況，在最危險的戰場上拍下大批照片，真實向國人報道將士浴血奮戰，《上海之戰》、《滬戰實錄》兩書民眾爭相閱讀，一九三九年走訪華南六省，及時出版《南戰場之旅》一書，他的戰時著作，如一股熱流激勵國人抗敵救國的決心。
楊紀還有一項紀錄，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五時，魯迅先生病逝，楊紀是消息報道的第一人。龐日昌兄將這本珍藏了七十多年的《中國大勢》贈與我，亦是希望我作為老大公報人，能為百年老報《大公報》保存一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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