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下午走進萬荷堂，黃永玉先生與《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第二卷《八年》合影留念/作者攝
故鄉，一直是黃永玉先生文學的搖籃。
一九三七年秋天，南方的廈門。十二歲的黃永玉，自家鄉湘西鳳凰漂泊而來，就讀於廈門集美學校。開學之日，穿上校服學生裝去照相。照片上的他，頭戴學生帽，背手而立，抿着嘴，平視前方，神情顯得鎮靜自如。他給家裏寄去照片，同時，還送給弟弟們一首詩：
太陽剛起了光芒
在我的床上
引起我的思潮
我不願再在人海中彷徨
只要回到我的故鄉鳳凰
同着我那
永厚、永前、永福、永光
過着頑皮的景象
當年，由九歲的大弟弟黃永厚向弟弟們朗讀這首思鄉詩，七十多年後，年過八旬的弟弟仍能流暢地背誦之。他甚至說，每次朗誦，都想哭。詩句稚嫩，卻非遊戲之作，一個漂泊少年的真情告白，有着親人之間可以充分理解的詩的力量。
黃永玉自幼感受着故鄉漫溢而出的文學氣息。在鳳凰成長的十二年，與文學相關的諸多元素：知識、情感、修養……一日日滲透於心。他出生於書香門第，其父母又均為接受新文化時代的知識分子。黃永玉識字很早，兩三歲即開始背誦古詩，繼而背誦四書五經。在背誦古詩、在聽前輩們海闊天空講故事的過程中，他接受着古典文學和民間文學的最初薰陶。這種薰陶，與自然界的美麗、風土人情的豐富性以及鳳凰的民間藝術氛圍，相輔相成，對於一種文學精神的形成，顯然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黃永玉說得好：
文學在我的生活裏面是排在第一的……文學讓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敘述回憶錄的時候需要秘書，文學是不行的，它有文字語句的講究，有上下句音韻的節奏，有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夠醞釀出來的那種情調和氣氛，它不能光是講故事，它要進入情境進入角色，要集中精神，鴉雀無聲地促湧出來。
正是在故鄉與家庭的這樣一種氛圍裏，黃永玉與眾不同的多方面文學能力得以孕育、滋長──他對語言極為敏感，每到一地，能很快地掌握當地方言，講故事時，可以維妙維肖地模仿不同人的聲音與語氣；他的記憶力令人嘆服，精於對細節的描述；他擅長觀察，尤對形象、外貌、景物、格局等有出色的把握與描述……
一九五一年，當黃永玉初現創作才華時，作家汪曾祺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文章，認為黃永玉身上具有難得的天賦。由畫談起，又不僅限於此。汪曾祺寫道：「永玉是有豐富的生活的，他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都是我們無法夢見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記性』，他的對事物的多情的，過目不忘的感受，是他的不竭的創作的源泉。」（《寄到永玉的展覽會上》）黃永玉後來的創作拓展，他在繪畫與文學諸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生動而豐富地詮釋了汪曾祺的這一見解。
早在黃永玉舉家離開香港之前，沈從文曾於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致信黃永玉、梅溪夫婦。沈從文致信梅溪：
永玉將來還得到東北去走走，西北走走，看看雲岡敦煌，和黑龍江的黑土，鞍山大鐵礦，以及內蒙古包中的大小蒙古人，這一切對你們都需要，學畫和文學全需要。可得先有個準備條件，即把身體弄好。你們兩人都得在健康上也努點力。
（沈從文致梅溪，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
如同沈從文之前在信中所建議的，黃永玉從香港歸來不久，他幾度走進東北大興安嶺森林，扎扎實實地一住就是幾個月，在伐木工人之間體驗生活，創作反映森林生活的木刻作品。他又走進榮寶齋，向老藝人學習傳統套色木刻工藝，之後，他到雲南少數民族山寨採風，一住又是幾個月，最後為長詩《阿詩瑪》創作出一組套色木刻插圖，這些作品，堪稱黃永玉五十年代的藝術精品。
故鄉與文學、藝術相關的一切影響、記憶，都在黃先生心底，它們是第一個場景的情感的、興趣的誘發與支撐。
九十年代初，黃永玉重新拿起筆，創作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主人公名叫序子（小名「狗狗」），原型即作者本人，小說中的朱雀城，即鳳凰古城。小說當然有虛構成分，但它們顯然是基於黃永玉兒時生活體驗的再創造。這頗能說明充滿文學氣息的家庭氛圍，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讓一顆幼小的心靈感受到詩意的滋潤。十二歲之後，黃永玉漂泊前往廈門集美學校，在福建，一待就是多年。可以說，在《朱雀城》裏是湘西方言，在《八年》裏是閩南話方言。他的筆下，把故鄉的情結，漂泊福建、江西的故事，一一呈現出來。
《朱雀城》與《八年》已經出版，字數將近一百多萬字。
九十五歲的黃永玉先生，每個月仍在繼續創作，其精神狀態之好，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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