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纵观常玉中后期的艺术创作,他在吸纳了巴黎现代艺术的精髓后,再次回归到中国的传统土壤中汲取养分,最终达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的完美结合,独特的艺术才情迸发而出。“花卉”这一贯穿了常玉各个创作时期的重要主题,也在这一阶段展现出融会贯通,返璞归真的东方美学特色。以万寿菊为描绘对象的《聚瑞盈香》无疑是常玉花卉题材的巅峰之作,无论从元素、构图,或是色彩、笔法,均将晚期鲜明的艺术风格体现的淋漓尽致。
常玉 《聚瑞盈香》
约1950年代作
木板油画
64×53 cm
签名:玉 Sanyu
出版:
《常玉油画全集》 P267 大未来艺术出版社
《世界名画家 常玉》 P141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常玉油画全集 第二册》 P133 立青文教基金会出版 2011年版
《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先锋》 P223 耿画廊 2013年版
展览:
2001年 乡关何处 常玉的绘画艺术 历史博物馆 / 台湾
估价待询
《聚瑞盈香》出版物封面
“人生即超越,艺术即道路。”常玉一生所坚守的艺术美学或许可以用这句来完美概况。作为一个同时接受传统中国私塾教育和西学训练的新知识分子,常玉对艺术有着独特的敏锐感受。从晚清到民国,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欧洲到美国,常玉不断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的身份去碰撞西方的现代知识结构。以其横跨中西的知识体系,连接了现代与传统的各式美学理念,此种“中西融合”的趋势成就了常玉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作为近现代中国艺术史上不可跨越的丰碑,不同于林风眠、徐悲鸿与陈师曾的变革,常玉以自身的艺术实践走出了迥异的“先锋”艺术之路,为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提供了值得思考的范例。
常玉晚期花卉题材的典范
1963年,常玉受邀至台湾举办个展,并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虽最终未成形,但49件作品辗转入台,归入台湾历史博物馆的收藏,可以视为常玉创作晚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其中花卉题材多达27件,可以看出常玉晚年的创作重心即为花卉题材。
台湾历史博物馆藏常玉晚期花卉作品
花卉是陪伴常玉一生的艺术主题,早期的花卉无疑为巴黎艺术界构筑了一个来自东方的美梦:无论是构图、笔法及色彩的运用都笼罩在淡淡的如梦一般的温柔之中。而晚期的花卉风格则愈加老辣绚丽,流光溢彩。与其说是常玉对花卉的情有独钟,倒不如说花卉已等同艺术家的自画像,《聚瑞盈香》所表现的正是常玉无可比拟的贵气雍容一面。
我觉得常玉自己就是盆景,巴黎花圃里的东方盆景。
——吴冠中
晚期花卉题材的画面构图,在早期错落有致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对称和平衡。同时,这一时期他对线条的把握也更加的炉火纯青。尽管依旧使用着油画媒介,却在花卉的枝干中展示着中国传统书法的用笔,苍劲而有力。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是,常玉不再墨守1940年代发展出来的三色为限的用色原则,变得更为鲜明、强烈而大胆。不得不说,常玉在此刻真正走出了属于自身的独特之路。以万寿菊为描绘对象的《聚瑞盈香》无疑是常玉晚期静物花卉系列的集大成之作,无论从元素、构图,或是色彩、笔法,晚期鲜明的艺术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
左:常玉 《盆花》 1929年
中:常玉 《粉菊与玻璃瓶》 1930年代
右:常玉 《聚瑞盈香》1950年代
遒劲线条构建均衡图式
常玉虽醉心于花卉题材,但其中绝大部分取材于古代文人墨客所赞咏的“梅兰竹菊”,极少涉及玫瑰、百合等西洋植物,并且对菊花更是情有独钟。《聚瑞盈香》画面的主体空间被一束巨大而又缤纷的万寿菊所占据。为了让构图更具变化且有丰富感,常玉用遒劲有力的笔法强调并夸张花枝或花梗的线条骨感,并且让枝梗尽量朝画面的四个角落伸展,枝梗之间因彼此交错形成了繁而不杂、多而不乱的形式感。
《聚瑞盈香》局部
这种处理画面及运笔的技法,非常接近中国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的“海上画派”和“金石画派”的花卉画风格。常玉曾向席德进指岀他以花卉为题的作品“是从吴昌硕的花卉画中得到启示。”年青时代居住上海时所留下的艺术或视觉经验与记忆,到了晚年竟然转化在常玉的创作之中,可见晩年的常玉在艺术的创造与实践上,果真怀抱了一股浓厚的精神思乡情愁。
左:陈洪绶 《冰壶秋色图轴》 1635年 伦敦英国博物馆藏
右:吴昌硕 《菊》 1911年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华丽色彩演绎吉祥意象
淡泊素雅的万寿菊在《聚瑞盈香》中被常玉彻底改写,艳丽而又浓重的色彩令人震撼:银灿的铅白、郁亮的钴蓝、甜丽的樱红、清耀的澄黄、斑斓的翠绿融为一体,既争奇斗艳又和谐统一,俨然一幅喜庆之像。背景中单纯而又浓烈的暗红色,不难使人想起紫檀木质典雅大气的东方韵味,配合深沉而庄重的明黄色,则是来自古老东方皇家建筑的记忆回响。
左:清乾隆 御制紫檀工红酸枝嵌百宝背黑漆描金玉堂富贵大座屏
右:清乾隆 白玉百宝盆景
这束五色缤纷的万寿菊种植在一浅口青花四方盆上。常玉在花盆上的淡淡几笔仿佛带我们回到中国古代山水的世界。靛蓝与墨绿的混合皴擦,碰撞出来中国传统文人对自然山水的推崇。有趣的是,青绿山水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山水中的重要类型。尽管其历经过衰落,但借由赵孟頫的“复古”理念推崇,青绿在元明清再次焕发出庞大的生机。
《聚瑞盈香》局部
常玉在此选择青绿显然不是无的放矢。无论是花盆装饰的刻画,还是花束的主要颜色描绘,青与绿的结合仿佛在暗示我们:在秋日的暖阳中,在西式的油彩里,这盆万寿菊或许正在某位中国文人精英书房随风摇曳摆动。
上:常玉 《毯上的曲腿马》 1950-60年代
下:常玉 《裸女戏猫》 1950年代
花盆下方铺底的黄色织布,以八吉纹、长寿纹和金钱纹陪衬,凑齐了“福禄寿”三种象征,是中国传统宫廷及民间通俗绘画中极常表现的吉祥意象。同时,这块带有中国纹饰的刺绣织布,使人想起常玉长兄常俊民所经营的丝织厂,想起那繁盛的事业如何富裕风光,以及丝厂一蹶不振以后萧条寥落。这块织布不断地出现在常玉各个时期的作品中,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被绘画的对象物,更带有一深层的指涉。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吉祥安宁的诉求借此进入了画面,在装饰之余,表达了常玉对故土的思念与文化的认同。
花朵即乡愁
常玉旅居异国四十年,他的乡愁随着岁月,越加浓烈,而乡愁其实并不具体,也许并不是土地、人民这些抽象概念,更不会是世俗浅腐的国家或民族的笼统意象。乡愁有时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曲调,盘桓萦绕,挥之不去,乡愁可能是常玉画中的一片红,喜气却又寂寞。
——蒋勋
《聚瑞盈香》局部
正如蒋勋所言,常玉的“花朵”是乡愁的花朵。虽然他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从未放弃对新事物的接纳与吸收,但他也从未随波逐流,是在深刻的母体文化认知下开始摸索新的创作风格。人到晚年,在异乡客居的他更是有机会长时间凝视自己母体文化的特殊性,将“中西融合”这一宏大的命题,幻化成为一种仅仅关乎自我的悠长回望。那遒劲有力的文人书法式线条,那浓郁丰富的民间色彩交响,那有着记忆与温度的吉祥纹样布料,都是他回不去也忘怀不了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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