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其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承上启下、包容性强的文化特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教育继承隋代制度，并在长时间的经营与发展中不断完善，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理念与制度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唐代的公办教育
唐朝的教育制度主要是从隋朝延续而来。而与前代不同的是，其中律学、书学、算学等类并不涉及政治的学习项目，又大力向庶民开放，“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不同于秦汉以来学在官府的一贯做法，有新朝气象，标志着唐代已经逐步打开了魏晋以来几百年延续不断的门阀垄断官府学问的学阀气息，为已经陈腐的中华文明，渐渐开启了造血的更新过程。
在京畿之外，各州、县也分别设立学馆，由州、县长官直接管理唐代的教育制度中，对各级学馆的学生人数有严格的规定。在年龄限定方面，进入学馆的学徒必须在14岁至19岁之间；律学学徒的年龄要在18岁至25岁之间。要进入这些学馆深造，除年龄符合外，还需经层层选拔。
在唐朝，官办学院中对学生人数的规定是相对弹性的，正是因为如此，在鼎盛时期，仅国学一项，学生人数就在八千以上，人数限制之松，可见一斑。
唐太宗贞观五年以后，李世民多次视察国学、太学，对国家教育极其重视，贞观年间仅增加的学舍就有一千二百余间。国学、太学、四门等机构的学生数量也有了显著的增加。周边国家的王公贵族之子也都纷纷申请入学，接受中原的教育。
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今西安碑林。
由此可见，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及各州县学馆是仕途的主要入口。除教育意义外，作为为国家培养官员的摇篮，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
唐代的私塾教育
除上述这些政府规定设立的学校外，唐代还有私塾。唐代是允许并鼓励私立学校存在的，而且，这种私立学校也不完全是由私人创办，各州县除保证办好中央所要求的学馆外，亦可在辖区内创办其他学校。
在唐代，七十至一百户定为一里，也就是说，每七十到一百户人家就设立一个学校，从这一点不难看出，唐代教育的普及率是很高的。这类学校接受的生源便是年满14岁的学生，到了上大学的年纪，方式是名士举荐、学校保送及选拔，通过这些渠道入学国家设立的学馆，再参加国家举办的考试来求功名。
私立学校并不在官方的统计范畴内，仅唐代笔记中略有提及。另，唐代注重自学成才，富裕之家可以直接名师指导；贫困之家则在家悬梁刺股。通过自学而成才的例子，在唐代可谓屡见不鲜。开元盛世之所以被后世称赞，成为复兴的目标之一，这与唐代的教育制度不无关系。
学馆和私塾遍布天下，唐朝大部分的国民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国家也开设科举，选拔优异者，补充循吏之所需。官吏体系完备的情况下，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国家管理机构中，使国家政治呈现出了与时俱进的良好状态。
唐代的书法教育
唐·褚遂良《同州三藏圣教序碑》
唐代书法教育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书学”设于书学馆，由“书学博士”掌教“文武百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除书学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处的学生也必须学习训诂和书法。上行下效，地方州县也与国子类同，在地方上也推行中央的办学方式。
唐朝政府还为书法家设立专门的官职，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书法大师都先后担任过“翰林侍书”这一职务，为太子诸王教授书法，朝中高官贵族子弟则在弘文馆、崇文馆习书。据记载，太宗贞观元年( 公元627年) ，诏令现职之京官，不论文职武职，凡列五品以上，“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皆准到弘文馆聆听书法之讲授，敕由欧阳询、虞世南负责教示楷法，故使士庶之学书风气大为振奋。
唐代书法教育思想专尚法度规矩，尤其重“楷法”。弘文馆和崇文馆的学生们被要求: 所学经业，务须精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唐代的书法成就和唐诗一样，异常光辉夺目。中国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自晋代以来在唐朝发展到顶峰，产生了诸多书法艺术家和书法理论家。翻开隋唐艺术史，在璀璨夺目的艺术瑰宝背后，体现了体制完备的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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