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诗评

现实的担当与美学的重构 (阅读119次)



          ——近年来诗歌趋向的功能考察



 

                   

    近年来诗歌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对现实关注的不断提升。从世纪初“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的不胫而走，到2008年诸多“社会大事”为写作营造公共主题，诗歌在题材及艺术上的变化引发了人们对诗歌功能、诗歌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当然，作为新语境下一次多义性的对话，上述诗歌趋向一直包含着复杂的历史构成。就本文考察的“功能”而言，近年来诗歌对时代、社会和使命感的“倾斜”，不但为其在传播和接受层面上获得了新的评判角度，而且，更为重要地，还为诗歌艺术的内在演变以及诗人的身份与心态变化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这是一个相似于历史又有别于以往诗歌历史的阶段，至于其经验的提供与容留正是我们认知的逻辑起点。

             一、近年来诗歌关注社会现实的整体趋向



     相对于90年代诗歌普遍存在的“自我”倾向，世纪初诗歌在关注社会现实的层面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大批面向下层民生、注重写实作品的出现，标志着诗坛已萌生新质。这一趋势，就“功能”代表“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诗歌表现领域的自我扩张，而另一方面，则可以理解为诗歌与现实之间“对话”能力的增强。由此联想到署名立人的作者在2000年1期《星星诗刊》上发表的《21世纪：中国诗人的光荣与梦想》一文中，提出的“今天，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前瞻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已经预感到五千年的大地在狡黠颤动，蔚蓝色的海潮在远方孕育，鲜红色的曙光即将莅临。在此我要衷心地希望并且祝愿所有在诗坛上徘徊不前的诗人们，赶快走出戴望舒的小巷，走出博尔赫斯的花园，走出无谓争论的沙龙，走出人云亦云的怪圈，走出顾影自怜的低谷”的展望，近年来诗歌发生的变化无疑与其自身的扬弃密不可分。尽管，由此而生并渐成日后热点的“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以及“诗歌道德伦理”等语汇，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追溯式”的命名效应，但作为一次历史的“回响”，上述命名又不约而同地反映了当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的某种缺失与匮乏：“就在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诗人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过分的强调了诗歌技术性的重要，而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忽略了我们究竟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1]

    应当说，所谓90年代以来诗歌功能的“降低”，至少包含着这样一个主客观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文化转型时期诗歌消费程度的相对减缩，一方面，是众多诗人对诗歌“边缘化”态势的主观认同，逐渐失去了往日守护的热情。在此前提下，诗歌的“圈子化”、“贵族化”、“技艺化”以及接受意义上的“陌生感”，都是其“干预现实”程度减弱的重要表征。然而，如果我们从诗歌艺术演变的角度上予以审视，上述趋势又包含着反思80年代诗歌“众声喧哗”、集体出场以及90年代初期某种流行写作的过程。这一事实表明：对于逐步纳入到文化转型轨道的90年代诗歌而言，从属于“个体”的诗歌极易与其指向现实的社会功能之间产生一种紧张的关系——或许，在物化的年代，能够检验诗人身份和把握现实能力的标准本就是如何通过写作表达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是以，即使“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等命名始终存有复杂多义以及缺乏条分缕析后稳定的学理沉淀，但一时间的“洛阳纸贵”仍使其可以以超越表象的形式迅速崛起并从者甚众。由此可见，无论就写作上的平民倾向，还是理论层面上的呼招与认同，世纪初诗歌的现实关怀与美学重构，都体现了某种延续性与过程性，而如何思考这些内容，本身就是一个“功能”的问题。

    显然地，近年来流行的“底层”、“打工”、“草根性”等话题就其主题与功能来说，都触及了“诗歌与社会”这一历史性的命题。诗人从身边的生活出发，书写底层、表现民生和我们时代的生存境遇，都生动地再现了时代本身在发展中衍生的种种问题。随着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贫富差距、城市化进程以及全球化后果等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都逐渐浮现出来。“外来者”城市“漂移”的渴望、经历甚或“一声叹息”，都使生存本身变得如此真实而急迫。“我的诗，自始至终关注着现实，体验着我所经历的一切，感受着当下各种可能的生存状态。我过着一个平常人的生活，为大白菜能不能买到五毛钱一斤，我和菜农讨价还价。为一件换季的衣服，能不能打到两折以下，而费尽口舌。面对日常生活，我从未把自己看成诗人。从这个意义上，生活就是活着。”怀着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恐惧”，相继经历打工、商海云谲波诡的珠海诗人卢卫平的“自我解读”[2]，正说明了“一类诗人”的精神处境。他们或者生活于城市的底层，或者因生活而介入城市，与“体制内写作”不同的是，他们的作品往往只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这种约略在2005年之后被纳入到批评的视野、并受到众多理论刊物与诗歌刊物青睐的写作趋势，既显现了当代诗歌存有的表现空间，又较为具体而明确地表达了诗歌应有的社会功能。在“告别”历史、“重建”对话的过程中，这一趋势以冲击当代诗歌固有边界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的主题范畴与美学风格。至2008年以来，雪灾、地震、奥运等诸多“社会大事”引发新一轮的创作热潮，“诗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言说与指认上又获得了新的契机。但与此前写作不同的是：这次浪潮往往是以主题先行的方式带动创作的，其短暂持续的态势能够引发的思考或许也仅局限于诗歌的功用意识之上。

                 二、从诗歌的功能到现状的考察



    谈及诗歌的功能，自古就有“诗以言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说法。作为一种发挥诗歌教化作用的理论依据，上述提法在具体实现上隐含着诗歌的传播、读者的接受以及接受后的潜移默化，不仅如此，诗歌的功能只有通过接受、阅读才能实现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题材层次的区分。但显然，对诗歌功能意识的强调不是缩减其自身审美品格的前提逻辑。在经历漫长的历史沉积之后，诗歌的功能早已转化为本质的成分，“一般人认为诗不应有宣传之目的……我则不以为然……如果诗不表达人类痛苦遭遇的呼喊，而只以做美女圣贤的传声筒自满，那么诗便忽略了其应负的神圣任务之一了”[3]。新诗“第一人”胡适对中国诗歌的辩证性认识说明所谓“功能”是可以超越时代进行对话的。然而，当代生活经验已告诉我们：任何文学样式的功能均具有自身的相对性，从不同的观念、立场出发，诗歌的功能只能通过具体现象和写作进行具体的分析。除了诗歌潜移默化的影响必须从属于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之外，诗歌本身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特别是其消费程度的高低，也对其效能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近年来诗歌现实承担的倡导以及社会学因素的注入，必须在提防新一轮内容与艺术二元对立的同时，坚守文学的品格并进行具体的价值判断。而此时，功能相对于诗歌所包含的层次感，正是平衡其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之内部紧张关系的重要条件。

    如果可以将近年来诗歌的功能分为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两个层次，那么，其美学层次上功能首先在于历史地、真实地呈现诗人的情感体验与生活体验，而后才是一种风格的营造。在近年来那些可以被指认为承担现实的作品中，写实的倾向、生命的质感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谢湘南通过《零点的搬运工》、《呼吸》罗列“打工者”的生活记录；江一郎《在低处，甚至更低……》中发现：“多少庸常的事物 / 被我看见，又常常被我淡漠地 / 遗忘在生活的角落里”；而作为一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农民题材”又占有相当的比重，即使仅以连接城乡之间的“火车”为例，江一郎的《火车就要来了》、《挤车的民工》，刘川的《拯救火车》以及田禾的《火车从村庄经过》等，也足以将“进城”和“返乡”的各种姿态刻画的淋漓尽致。以上作品之所以在阅读之后打动读者、引起共鸣，主要与紧密结合现实之后的真实和作者写作过程中的心灵真实有关，这种活生生的、融合生命理性的“真实”不但包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时，其本身恰恰就是衡量诗人自身的道德伦理尺度。“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4]近年来诗歌现实性的“转变”趋势，至少说明了社会“镜像”在诗人心灵上留下了浓重的投影。诗歌写作在文化观念和身份凸显的过程中，始终有诉诸于意义和责任的本质需求。已被认可为“诗人”的写作者应当以一种诗的语言体系讲述时代和生活的真实，至于其呈现的美学风范也应当是自由而敞开的。

   与美学意义相辅相成的，是诗歌如何在生产和消费中产生作用力——通过更为广泛地触及现实生活，留下一幅幅图景，进而构建某种形象化了的艺术导向。值得指出的是，诗歌功能作为一个整体性范畴，必须在达到某种标准和尺度之上，并与所谓“社会契约”取得一致，才能更为明确、集中地发挥自身的影响力。近年来诗歌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诗歌与人们普遍关怀的社会主题之间的一致性。尽管，在以上两者“对话”的过程中，诗歌的作用必然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但其特有的独立性或然就在于可以给主体提供某种自发地、下意识的情绪感染。而由此可以引申的则是：在写作不断走向“自我封闭”、边缘化的前提下，诗歌具有适度的“公共话语空间”不但可以使其保持积极的姿态，而且，也会相应地重塑诗歌的形象与地位。

    为此，我们有必要探讨近年来诗歌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契合关系。毫无疑问，“民生关怀”是近年来社会文化的关键词之一。仅从文学期刊在这一阶段的倾向性来看，“书写底层”也会因为流行趋势而波及小说、诗歌等各种文学形式。与理论倡导相比，文学期刊在发表过程中的“自然过滤”或许更能说明“关注”与“凝视”，可以给文学带来怎样的写作路向。“诗的含义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文学实践，不如说是一般意识形态的运作模式。”[5]伊格尔顿的论断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诗歌审美与功用之间的“自然地转换”。在近年来诗歌发展过程中，围绕“底层写作”、“诗歌伦理”以及雪灾、地震、奥运等诸多“社会大事”而进行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都以似曾相识的方式体现了意识形态有助于实现一种乌托邦的历史情境。只不过，在其修复历史和现实的策略中，如何解决“理性”与“艺术”并重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三、美学的重构及其评价



    既然是时代、社会与艺术等多方的合力，造就近年来诗歌现实的担当与美学的重构，那么，如何正视其功能问题就具有相当的时效性。对近年来诗歌可以产生的影响，当然不仅仅取决于其特殊场合下集体诵读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及社会公共主题为写作获取多少心理预设。每当此刻，我们都可以联系某些业已历史化的经验和场景证明：以自发的、普遍的方式进行情感的传达与影响，才是从诗歌本体出发思考其功能的旨归。“一切东西，在诗人以为好是不够的，诗人必须把那他所认为好的东西更本质地去理解它。光写着‘我歌唱’‘我歌唱’而事实上什么也没有歌唱出来，那是一种廉价的感情的抒发。”[6]半个世纪之前诗人艾青对写作上可能存在的不足，已在“地震诗歌浪潮”中某些“过犹不及”的作品中得到了证明。因此，在诗歌重新承担现实的过程中，警惕其可能出现的不足同样是完善其功能的重要内容之一。

    事实上，在后现代文化语境和历史浓重的投影下，诗人对诗歌面向现实所持有的矜持和警惕，都源自诗歌自身可能产生的尴尬状态。面对国计民生、社会大事，或许唯有诗歌的表达是难度最大的。一面是对非诗化、世俗化、泛意识形态化的潜意识拒绝，一面是对诗歌艺术及其局限性的高度认可，这使得社会现实乃至伦理道德在成为诗歌、获得形象认知的道路上，充满着“歧路彷徨”的心态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诗歌的现实诉求是新文化语境下对诗歌精英主义、贵族意识发起了一次强有力的挑战与冲击，但其“自然流露”和鲜明的身份立场又使其在“对话”过程中持有合理、平衡、均匀的一面——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70后”诗人朵渔这首写于“5•12”大地震中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以其特有的尖锐性和疼痛感，传达出感动自我之余同样可以感动读者的精神关怀。作为一个“幽闭的天才”式的青年诗人，朵渔的感动从未与其“论诗歌作为一种自我修正之道”[7]的主张产生抵牾。由此联系到诗人的写作在不同背景下可能存在不同的“面孔”，从断裂“历史”和所谓阶级属性的角度考察诗歌功能势必将大打折扣。“诗是人生底表现，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诗底效用是在传达人间底真挚，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而结合人和人底正当关系。”[8]在新诗诞生期，俞平伯有针对性的“诗底概括”及其引发的争鸣（如与梁实秋之间），表明对诗歌功用的探讨其实是一个可以被反复“填充”的历史性命题——究竟是艺术的艺术，还是人生的艺术？是艺术的责任还是责任的艺术？这些不断浮现于不同历史阶段并可以循环往复的论题，体现着经验与语言的相互缠绕呈现的特殊性以及认识上的见仁见智。

   客观地讲，近年来在表达美学重构的过程中，对“底层”的关注以及责任意识到呼吁，比因“社会大事”而产生的暂时性诗歌热潮更具思考的价值。“底层经验”之所以具有自发意识和毫无虚假的真情实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生存处境造成的：这些没有“体制”可以依靠甚至没有固定职业和生活保障的“群落”，每天都生活在处理基本生存现实的问题之中。这使其在面向诗歌时自然地发出如下的声音：“诗歌应该从诗歌中解放出来了，也就是再也不能针对一种诗歌倾向去谈论另一种诗歌，只在艺术的小领域内去谈论诗歌了；诗歌所最应针对的似乎应该是它的时代和所处的历史境地。另外，诗歌应该从观念和情绪中解放出来，而不应该老是在主体的一些感情、想法上徘徊，而置促使这些想法、情绪产生的宏大历史场景于不顾，让诗歌显得自缩苍白，心有余而力不足……”[9]为了更为丰富而真实的表现生活，同时，也是不断“呈现历史所带来的新生活”，一群体认日常生活境遇的“新”创作主体，对诗歌语言及其整体进行了直接的介入。他们不再使用所谓高蹈和反讽的方式来对抗现实，他们的出现既可以作为社会化整体进程中被忽略、压抑的景观，同时，也可以视为是后现代零散化叙事的一种拯救与反思。

    按照以往文学史的经验，新的诗歌美学形成后，批评与解读或许会在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意见相左的态度。近年来诗歌的现实担当倾向在事实上也概莫能外。鉴于其在具体表述上大多“直接”，所以，我们就大致在“认同”与“不满”两种态度，比如围绕“诗歌道德伦理”的探讨中[10]，发现其优点与不足。但从另外一面，上述现象的出现又孕育着诗歌未来发展的机遇——在近年来诗歌的现实关怀与美学重构中，所谓以客观呈现的“镜像”表现存在，达到了诗歌功能自我实现的良性趋势。应当有展现愉悦意识的诗歌，同样有体现担当意识的诗歌；不能以解释的主题作为解释的方法，而偶然性的“热潮”只能成为某一趋势的有限“亮点”，这或许是以动态的眼光把握近年来诗歌现实趋向的一个理性的尺度。





注释：

[1]梁平：《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星星诗刊》，2006年1期。

[2]卢卫平：《向下生长的枝条》“后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3]胡适：《中国诗歌中的现实信息》，英文版《中国社会政治科学》杂志，1923年1月号。

[4]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3页。

[5][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9页。

[6]艾青：《语言的贫乏与混乱——一封关于诗的信》（1941年12月20日），《艾青全集》“第三卷”，1991年版，192页。

[7]朵渔：《论诗歌作为一种自我修正之道，或：对常识的坚守总是很难的》，杨克主编：《2006中国新诗年鉴》，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8]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1922年1月《诗》一卷一号。

[9]江非：《记事——可能和邰筐及一种新的诗歌取向有关》，《诗刊•下半月刊》，2005年2月号。

[10]关于本文提到的“诗歌伦理”及其涉及的文章，可包括钱文亮：《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以及《文艺争鸣》2005年3期，由主编张未民撰写的编读札记《关于“在生存中写作”》以及编发的一组文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