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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永恒︱文乐然

一
那是几年前的一天，那是个心神不定的一天。心神不定还不是那天的要害，要害是我弄不清自已为何心神不定。于是这心神不定便有了绝望的意味。是人都难免有绝望的时刻，但如果一个人整整一天都在绝望中，就有点不妥了，而且很不妥。当不妥和很不妥的想法冒出后，我便开始寻求自救了。我的自救之道很简单：翻书。我是在那天的深夜开始翻书的，而且是乱翻。
突然，一行字从某本书的纸面上跳了出来：
在世纪末，即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对艺术品的收藏，都不是为了艺术。
望着这行字，我惊讶万分。
我惊讶的不是这句话有多惊世骇俗。写这话的是个外国人，外国人写几句惊世骇俗的话我早已见怪不怪了。我惊讶的是在我读到这话的那一刻，我的不定了整整一天的心马上变得平静了平和了，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的了脸上还浮起过微笑，会心的胜利的微笑。因为我终于明白了一天来心神不定的缘由。于是，我坐到了桌前写下一段话：
新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博物馆，那里有无数的“馆藏”，那里“陈列”的物什件件都是艺术品，但却不是为了收藏。
这似乎有点儿夸张。
从那个时候直至这个时候，这句在夜深人静时刻写出的话却是我对新疆的一个永劫无回的“定位”。面对这个“永劫无回”，谁能阻止得了我作点夸张呢？

二
十多年前的一天，与众不同的作家张承志用平缓的语调对我说了句尖锐的话，你和杨牧最大的失策就是离开了新疆。
我离开新疆十多年了。我至今还在为这个“失策”付出代价。在新疆，即便是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我也很少有过绝望的时候。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许多作品写的都是那些没有立足之地却总在奔跑试图寻找立足之地的人。
离开新疆后的前些年我也好象成了他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总在奔跑，总在寻找，可笑的是，有时几乎是跟着自已的影子奔跑。
我在新疆的好几处地方生活过。米泉的十三户和梧桐窝子，南疆的喀什，北疆的伊吾，乌鲁木齐的南门和小西沟。前后２７年，从１６岁到４３岁。干过许多职业，工人、学生、农民，小学、中学教师，文学编辑——学生于我，也是一种职业。我就读的学校当时不仅不收费，吃住还免费，每月还给两元钱用于购书、购牙膏，我的盖被实在不能挡寒了，学校就发给我一床崭新的被子，如果我再提出申请，说不定还会给我一只枕头——在校五年，我的枕头是我的棉裤，春夏秋三季，这条棉裤专作枕头，到了冬天，这条棉裤白天便穿在身上，晚上才枕在头下，悠哉游哉，好不得意。
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特困生”这个说词。现在流行这个说词。这是个糟糕的用语，就象“特差生”一样对人的一生构成威胁。窥一斑而知全豹。在那２７年，在我生命最重要的那一个个阶区，我真的总能找到“一小片坚实的立足之地”，那是索尔·贝娄小说里的人物渴望的并且大喊“我要，我要，我要！”之所在。
我离开新疆后，在我不多的关于新疆的文字里对此有过未作夸张地记述。比如：《昨天星辰》（载《中国西部文学》）、比如《美丽的克拉玛依哟》（载《芙蓉》）、比如《寻常人生》（载《当代》）、比如《人与事》（载《北京文学》）……
不是为这些文字作广告（它们很快便会淹没在深不见底的文海中）而是要为下面的一段话作铺垫：有人写过一篇解释什么叫美文的文章。我读过的，而且心服。之后，我便把上面的那些篇什归入非美文系列。非美文，却又事关新疆，我心里便会涌出对在艰难岁月收容、守护过我给过我一小片一小片立足之地的新疆的深深感激与歉意。
我同时还晓得，只要心里怀着感激和歉意，这个人便还不至于不可救药，可能还有点希望。于是，新疆给予我的，便不止我在新疆的２７年了。
作者简介：
文乐然，1943年生，湖南桃源人。1963年考入新疆喀什师院，1968年毕业，分配到新疆伊吾县苇子峡公社再教育，两年后调伊吾县中学任教。1980年调新疆人民出版社任编辑。1987年调地质矿产部文学创作室主任至今（现在国地资源部），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间的几年曾出任地矿部一文学刊物的负责人，现为中国地质作协主席，国家一级作家。系中国作协第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集《温柔的荒原》，中短篇小说集《桃花溪》等。短篇小说《蓝色的灯罩》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作品奖。
文湘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