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中江县通济镇（原六松乡）文桥村，小地名水浸垭，歪塔寺，原名称文家桥村，是中江县760个行政村中唯一的一个以文姓姓氏命名的行政村（如图）一、文家桥的自然环境及这里的文姓族人
查阅《中江县地名志》，文桥村的来历是因村委会驻地300米处有一座由文姓族人集资修建的一座石拱桥，称之为文家桥。文家桥建在凯江（涪江支流）的五大支流的东河上游同缘河上，长10米，宽4.2米，东西走向的桥两端是河流冲积带形成的平坦肥沃的小坝区，方圆六里许四面环山。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中国大移民运动，“湖广填四川”时一支文氏族人从湖南来到这里繁衍农耕。据尚存完好的文智现的墓碑铭文载：“清康熙年间，入川始祖文福智弃楚迁蜀在此落业。祖籍属江西省吉安府太和县鹅颈大邱发枝处人氏。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迁楚南宝庆府西路尘四都，地名高田铺株木桥石洞充承村”。这里的入川始祖文福智选择这里是有山有水的平坦小坝区，且人丁发展速度较快。就在平坦肥沃的土地上，历史上却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不平凡的事件——那就是“文家桥暴动”。①二、文家桥暴动的历史背景及经过叙说
1933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对中江县党组发出发动游击战牵制国民党兵力，支援红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的指示。10月，中江县委召开常委会，决定组织武装袭击反动豪坤，组织农民协会会员和赤卫队员继续开展抗捐、抗粮、抗苛捐杂税、抗高利贷的“四税”斗争。11月18日，中共中江县委举行第四次常委会，会议决定贯彻“赤化全川”的计划，在中江县内悦来镇、永安镇（牛场）等地开展农民运动，搜集武器，伺机在文家桥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夺取保安队枪支，强攻附近的永太场（现为永太镇距县城12公里），营救抗粮、抗高利贷被抓的群众，到乡保长，乡绅家破仓分粮吃大户。以武力对抗地方政府和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二师强征的各种捐税；并计划在武装暴动后派人到川内的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寻求红军支持将中江县游击大队拉上龙泉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在二十九军心脏地区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当日晚，中共中江县委书记钟炳荣和游击大队长干又素在地下共产党员艾荣清家中研究文家桥农民暴动问题后留宿艾家。19日凌晨，艾荣清带游击队员巡逻时获悉县团防队包围了共产党员文信彬的住宅，并抓走了文信彬，这威协到县委机关安全。艾荣清及时向县委书记钟炳荣等报告。钟炳荣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县委机关和附近群众向徐家堰（附近一处小地名）转移，在文家桥立即举行武装暴动。钟炳荣命令游击大队长干又素发出武装暴动的信号，调动地藏寺（通济镇境内，现为地桩村驻地）农协会会员赶来支援。顿时，文家村四周锣鼓四起，文家桥附近（五公里之内）的地藏寺，白庙寺，徐家堰等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农协会员共3000余人，迅速向文家桥集中，文家桥暴动开始了。钟炳荣、干又素、李晓南、向若洋等县委委员组成暴动临时指挥部，并作出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抗税、抗高利贷，营救共产党员文信彬等人的决定。干又素、艾荣清、张荣昌带领游击队员向团防队追击前进，经过短暂战斗，文信彬等人救回，团防队见势不妙就向中江县城方向仓惶逃去。指挥部见大量暴动群众涌向文家桥，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带领手执梭标、大刀、棍棒的游击队员和暴动群众去找当地恶霸曾万一算账。曾万一（解放初被人民政府镇压）吓得匆忙逃走，游击队员仅抓住县团防队派到文家桥监视群的两个暗探。暴动临时指挥部成员和几个游击队员进入曾万一家，搜出一大箱田契、借约、剥削账。指挥部开会决定立即当众烧毁，游击队员和暴动群众看到一本本剥削账被投入火堆化为灰烬，无不拍手称快。到了中午时分，暴动群众在曾家正准备开仓分粮吃大户时，远处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负责在县城监视二十九军二师、县警察局、县团防队动向的游击队员跑步前来向临时指挥部报告 ：县警察局、永太民团、二师驻军数百余人全副武装，气势汹汹向文家桥扑来。游击队员捉住的两个暗探趁机制造混乱逃脱，形势万分危急，武装暴动的最终目标难以实现。由于指挥部缺乏经验，未能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仅决定游击大队掩护暴动队伍向安全地方转移。干又素、艾荣清、张荣昌接受暴动临时指挥部命令，率领游击队掩护群众迅速离开文家桥。在转移途中，暴动队伍被军警、驻军和团防队冲散。妇女会会员文刘氏（文信彬之妻）用棍棒打伤一团丁，被追来的军警枪杀，两个农会会员负伤，其余参加武装暴动的群众未遭受重大损失……，文家桥暴动未能取得最后胜利。文家桥农民暴动发生后，中江县反动当局和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二师师长曾南夫派军警、团防队数月坐镇文家桥，大规模地“清共”、实行十户连坐，抓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民运动骨干数百人，中江县的党团员、农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三、文家桥暴动的经验教训及影响
文家桥暴动是中江北部地区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起的抗粮、抗税、抗捐、抗高利贷为主要内容的武装斗争。虽然党组织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领导暴动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经验不足，指挥不当，暴动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但他们是中江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组织领导下团结起来，武装反抗国民党蒋介石独裁政府和地方反动统治的一次重大尝试，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热情。正如中共四川省委会机关报《共产党》载：“成都不远的中江地方有上万的抗捐军……”，成都一带的军阀简直无法镇压，该地方的团正、保甲长、收款委员、发财人多被群众拿获处决，有的打得四处逃窜”。②文家桥暴动也是中江党组织策应红军入川和川陕苏区反围剿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武装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地方反动当局及其帮凶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授了红军和川陕苏区。1933年10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关于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决议》中指出：“……三台、中江、顺庆都在升钟寺总结之下停止组织暴动，……发动游击战争，农民暴动和地方暴动是四川党目前工作之一。③ 这充分肯定了中江地下党前期的工作成绩，也是中共四川省委向中江等地党组织明确提出下阶段的工作任务。文家桥暴动锻炼中共中江地下党党员、共青团员、农会干部和广大工农群众。这次斗争积累的经验，对后来中江及全川的工农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四川省委红五月工作决议》中，中共四川省委号召全川人民“要利用中江抗粮、抗捐的经验，领导群众起来杀提款委员，捣毁收捐收税机关，组织'四抗军’发动武装抗争，领导贫农饥民实行'吃大户’分粮以及抗债斗争等”。④ 这次暴动后，附近的通济镇、回龙镇、三台县的金石镇（原大石缸）、罗安镇（原名观音场）等乡镇与中江相邻的德阳、罗江、金堂等县也相继开展了类似农民武装斗争。文家桥暴动发生过程中，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敌人手中救出了共产党员文信彬。由于暴动指挥部的领导缺乏经验，组织指挥不当，加上县城的驻军、警察局、团防队和离此地最近的永太场保安队数百人扑向文家桥对暴动队伍实施镇压，使武装暴动的最终目标难以实现。在敌强我弱的危急紧要关头，游击大队服从暴动临时指挥部的命令，迅速掩护党团员、农协会的会员，组织群众有组织地向安全地方转移，避免了党、团组织和农协会组织遭到重大损失。游击队的活动也暂时转入地下活动，在中江县北边一带的龙泉山活动。由于龙泉山脉距中江县城较近不超过40华里，游击活动频繁，相继又发生了会棚暴动使中江县城及周边数县的反动当局异常恐慌。趁此机会，中共中江县委的文信彬、艾荣清、张荣昌等领导率领游击队，在党的领导指挥下与敌人展开周旋，昼伏夜行、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他们时而割断电话线，时而炸毁敌人的交通设施，时而袭击县城驻军和团防队的驻地，时而载击敌人的运输队；时而惩罚恶霸地主开仓放粮，……搞得驻军和地方政府疲于奔命，且一无所获。 在艰危的形势下，文家桥暴动临时指挥部一班人员，接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和中江县委的通知 ，让参加过文家桥暴动的农会会员和民众积极分子统统登记造册，编为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游击大队，有组织地居住在中江县城西北的龙泉山、西眉山一带的深山丛林中，继续坚持“四税”斗争。从1933年6月到1934年2月，持续半年多时间的文家桥暴动这才真正结束。 文家桥暴动结束后，中共中江县委对此非常重视，一个月内连续召开五次常务委员会议，做出了《关于政治、组织路线和群众斗争的总结》。⑤ 于1934年2月28日呈报给四川省委。重点强调了“文家桥斗争后的组织工作，组织路线（五次常委会议通过）经过文家桥斗争的客观形势，更进一步地促进了群众经白色恐怖的压迫和改良主义的欺骗，而仍就是热烈的要求继续斗争。游击大战爆发在即，证明革命危机的更加成熟。因此，应抓紧每一政治事变，从而不断发动群众日常生活斗争，从加紧扩大政治影响着手”。⑥（1）文家桥暴动的时间、地点、人场、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中江县历史》第一卷（1921-1949年）第63页—66页有记载。（2）引号中的言语，摘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川陕省委《共产党》第43期第一版。（3）引号中引语，摘自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32-1933）甲6，1985年10月版第471-472页。1986年8月四川雅安地区印刷厂印制。（4）“吃大户”：在党组织指挥的抗粮、抗捐、抗税、抗高利贷斗争中，穷苦民众自发的聚集在土豪劣伸、恶霸地主家开仓分粮后，押着地方老财并亲自参与做好饭菜让民众一起共进大餐的“一种形式”。在一定的区域内是今天这家明那家，地主老财为了活命，只得笑脸相迎。（5）《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中江县历史》（1921-1949年）第225页，重要文献（节选）。（6）《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中江县历史》（1921-1949年）第229页，重要文献（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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