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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
《左传》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译文：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赶走他的国君而百姓顺服他，诸侯亲附他，国君死在外边而没有人去惩罚他，这是为什么？”史墨回答说：“事物的存在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有的有辅佐。所以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是有辅助的。上天生了季氏，让他辅佐鲁侯，时间已经很久了。百姓顺服他，不也是很合适吗？鲁国的国君世世代代放纵安逸，季氏世世代代勤勤恳恳，百姓已经忘记他们的国君了。即使死在国外，有谁去怜惜他？社稷没有固定的祭祀人，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诗》说：‘高高的堤岸变成深谷，深深的谷地变成山陵。’三王的子孙在今天成了平民，这是主人所知道的。
这段话说的是春秋时期的鲁国鲁君失政，政在季氏的情况，其实也普遍反映了这一时期礼崩乐坏、政权下移的历史大变动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样的君臣易位，史墨却能够以通变的观点来看待，肯定既然自然界可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那么人类社会“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也属正常现象，而“三后之性，于今为庶”便是一种历史的事实。紧接着，史墨以《易·大壮》卦象为例，来说明君臣易位的正当性。他说：“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里乾代表君，雷(震)代表臣，震在乾上，君臣易位，说明大夫势力强大。《大壮》彖辞也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史墨即是以此为依据，肯定现实中君臣易位这种政治力量的变化是符合《大壮》卦的精神，因而是“天地之情”，“天之道”，亦即是天经地义的。很显然，史墨是借用了《易》的变通思想来对鲁国政局变化作了解说，肯定了这种变化的合理性。
左传接着分析： 以前的成季友，是桓公的小儿子，文姜所宠爱的儿子。刚刚怀孕就占卜，卜人报告说：‘生下来就有好名声，他的名字叫友，成为公室的辅佐。’等到生出来，和卜人所说的一样，在左手掌上有个‘友’字，就以此命名。后来在鲁国立下大功，受封在费地而做了上卿。一直到文子、武子，世世代代增加家业，不废弃过去的功业。鲁文公去世，东门遂杀死嫡子，立了庶子，鲁国国君在这时就失掉了国政，政权落到了季氏手中，到这一位国君已经是第四代了。百姓不知道有国君，凭什么得到国政？因此做国君的要谨慎地对待器物和名位，不可能随便拿来借给别人。
以上可见，变易的法则主要表现为盈虚消长。我们以乾卦的爻辞分析：乾卦六爻即是一个从初爻到上爻的变化发展过程。
以人生相对照，初爻“潜龙勿用”，乃在学校或社会学习修炼本事，所谓“阳在下”；
二爻“见龙在田”，乃出来到社会为官，开始施展才德，所谓“德施普”；
三爻“终日乾乾”，努力拓展事业，但坚守中道，所谓“反复道”；
四爻“或跃在渊”，事业继续进步，所谓“进无咎”；或能进能退。
五爻“飞龙在天”，位高权重，在企业成为领军认为，事业大有作为，所谓“大人造”；
上爻“亢龙有悔”，事业过了头，虚荣心膨胀，开始走向反面，所谓“盈不可久”。《周易正义》以象辞解释上爻爻辞说：“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
很显然，《周易》揭示了事物发展所存在的一种普遍法则：盈虚消长，或者说物极必反。
我们拿《丰》卦彖辞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虚盈，与时消息”，也是要表述这样一种事物发展的规律。
正因此，文言解释上爻爻辞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在文言作者看来，只有懂得事物进退、存亡两面特性，从而持守中道的人，才可称作为圣人。
周易的运用是道理的灵活运用。写历史，解释历史都可以引用或运用。不想现在的人学周易，过于教条化。跟当下的教科书或标准化更是不同。那种对人更有利？ 显然是周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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